齐军



一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广泛流传着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并且出现了一些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宣布他们“计算”出了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甚至更多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辉先生、丁抒先生、曹树基先生和杨继绳先生。

金辉先生1993 年“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总人数为4060万；

丁抒先生 1996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

曹树基先生 2005年“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为3250万；

杨继绳先生 2008出版了一部《墓碑》，“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饿死”的总人数为3600万；

现在这个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位新的“研究者”李澈先生。

今年（2012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李澈的文章《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他“计算”出来我国在1958～1962年五年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为3456.8万人。



二 李澈先生的宣称

李澈先生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公开明确宣布：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很显然，在李澈先生的眼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时，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

李澈先生敢于这样说，那么他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李澈发表这篇文章时注明他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通过这个线索,由以下网址

http://oldweb.cqvip.com/qk/90118X/199804/3254795.html 可以知道李澈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生理教研室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种分离大鼠窦房结自律细胞的简单方法”的文章，由此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了。

一位从事医学生理学研究的人，在研究他所从事的专业之外的，属于数理人口统计学领域中一个十分困难复杂问题时，宣布比“简单的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需要他这位既不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不是从事数理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外行，“用简单算术就可以”解决困惑全中国全世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难道李澈先生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现代数学已经有着极其丰富的方法和内容，已经为解决各种复杂的涉及到数据系统的各个领域（这里当然包括人口统计学领域）中的困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具。仅就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和“非正常死亡”问题而言，现代数学就至少可以提供“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我国人口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这一系统需要人们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数理统计学”的思想、方法和丰富的工具（数理统计学在人口统计学中的极端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模糊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是模糊的概念，现代数学已经建立了处理涉及模糊概念的新数学分支“模糊数学”，完全可以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而人口学中的“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处理人口学问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则都是现代数学在人口学中的应用；利用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方法，完全可以严谨的处理和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包括发现和修正其中错误数据。
面对着这些十分丰富的研究人口变动问题的“高深的数学工具”，一位外行李澈先生，他对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根本不了解（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他中学学过的那些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却在他的文章中公开宣布这些“高深的数学工具”，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时统统都是“无能为力”的。李澈先生难道不感到自己的无知吗？

三 哪些人在“计算”“饿死三千万”？
看到李澈先生的无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另外几位宣布“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以上的代表性人物。
宣称“饿死4060万”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金辉先生。金辉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0年参加工作，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金辉先生是文学系毕业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做出成绩。但是一旦他涉足与他的专业相离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时，他就错误百出了。从他关于“饿死4060万”的所谓“计算”中，人们就会发现他连人口统计学中最基本的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错了，连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和基本的数学思维逻辑都不清楚。就是这样一个外行人的所谓“研究”，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和李澈先生一样，金辉先生在文章中明确宣布他的研究在数学上“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金辉先生比李澈先生有一些自知之明，这就是金辉先生还没有宣布“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的。
宣布我国“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3500万的丁抒先生情况同金辉差不多，我们就不多说了。

宣布“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再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曹树基先生。曹树基先生1982本科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1984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农学硕士学位，1989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1989-1996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1996-2004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曹树基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农学）专家。他在他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但是，一旦他涉足到离他的专业有十万八千里的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领域的问题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从他的关于“非正常死亡3250万”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根本缺乏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知道“模糊数学”基本知识（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模糊概念，处理这类模糊概念的基本数学工具是“模糊数学”），也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我国50年代—70年代人口数据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的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从数学、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他的“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文章中的错误，发现他在最基本的数学推理逻辑方面缺乏基本的训练。他是一位历史学学士、农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所以他涉及到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问题时出现种种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显然不应该把这些错误百出的“研究”拿出来发表。正是由于他发表了他错误百出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饿死三千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并误导了我国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宣布“饿死3600万”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杨继绳先生,他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显然他在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方面都是外行。但是他写了一本《墓碑》，信誓旦旦的宣布他“计算”出我国“饿死了3600万人”。杨先生是一位记者，他的丰富的文学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令人钦佩，这些能力用来些文学作品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用丰富的文学表达和想象能力来研究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数理人口学领域中的“复杂人口数据系统”是不行的。处理这样的数据系统只能用严谨的数学和统计学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而这恰恰是杨继绳先生所缺乏的。他的《墓碑》从文学的角度讲可以打90分以上，但是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的角度讲，只能打零分以下。他在《墓碑》一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数学思维能力的极端混乱和数学逻辑的自相矛盾，让任何一位从事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严肃学者都无法阅读。

在了解了以上事实之后，我们感到的震惊：原来在我国宣布“计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以上的几个著名的代表性人物（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李澈），居然没有一个是从事数学、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研究的，他们的专业分别是作家（金辉、丁抒）、历史学家（曹树基）、记者（杨继绳）和医学(李澈)。

在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后，我们发现，他们关于“饿死三千万”的全部所谓“计算”表明他们的数学水平都仅仅限于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李澈和金辉两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已经被他们忘了（否则他们只要用中学代数知识就会发现他们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都缺乏“数理统计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缺乏“模糊数学”最起码的基本常识（模糊数学是研究“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这类模糊概念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缺乏处理复杂数据系统的能力。

事实上，一个具备“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或“系统科学”基本知识的学者，一个还没有忘记中学代数知识的学者，只要认真思索一下，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使用学术上错误百出的、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所谓“方法”和“公式”去“计算”什么“饿死人数的”，然后用他们的结论去误导广大普通读者的。

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不懂得“数理人口学”“人口分析技术”，不具备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推理能力，不具备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基本的资质，甚至连中学代数学都已经忘记了，他们那些研究充满了学术错误，“计算”拿出来发表。

尤其是李澈先生，对缺乏现代数学基本知识，却公开宣布小学“简单算术”之外的“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充分表现了他的无知和可悲！



四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否定了“饿死三千万”

2001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彻底动摇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得以存在的学术基础。

从网络上可以知道，孙经先教授是长期从事数学及其应用研究的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显然掌握了李澈、金辉、曹树基和杨继绳等人所根本不具备的“高深的数学工具”。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这恰恰是李澈等人根本并不具备的），分析我国那一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1958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时间恰恰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口全部进行户籍登记、统计。孙经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这一户籍管理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对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包括人口死亡数据）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一重大影响却被李澈、金辉、曹树基、杨继绳等人完全忽视了。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到1958年期间，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他估算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按保守估计)约500万人左右。这500万人左右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死亡人数增加约500万人左右。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人数约为3600万,在扣除了这500万人之后，我国这三年中实际死亡人数约为3100万人，死亡率与我国1950年——1953年的水平基本相当。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大约1100万人。在1960年—1964年期间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上述1100万左右的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孙经先教授在文章中又指出：1960年—1964年我国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约1500万人，在1965年—1979年这15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所叙述的原因，造成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3100万人左右。

这样孙经先教授就揭开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之谜，指出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减少31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无关。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的所谓“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把上述这3100万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饿死”“非正常死亡”了。这样他们一下子就把“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扩大了3100万人。事实上，从他们所计算的数字中减掉这3100万人，他们的结论就比较符合实际了。

孙经先教授的上述研究显然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赖以存在的基础。



五 蒋正华先生的错误研究

在谈到“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谈一下蒋正华的“研究”。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中，蒋正华先生的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蒋正华的“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去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我国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 万。在仔细分析了蒋正华先生建立的数学模型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从而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去年孙经先教授又在网络上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孙经先教授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系统的指出了蒋正华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数学学术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蒋正华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蒋正华研究最主要的学术论文是他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非常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没有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这种形式发表，就避开了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时的严格的学术审查，尤其是避开了数学工作者、数理人口统计学工作者的严格审查。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蒋正华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俨然以一个数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一个个普通读者根本不理解的数学术语，大段大段普通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

孙经先教授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后，人们才知道：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蒋正华既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他就应该把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公布。但是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杨继绳在《墓碑》中公布了这段话。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看了这段话后，人们感到震惊！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他根本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

就是这样，依靠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依靠着一个根本没有公布计算过程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一举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他的结论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最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相信了蒋正华的结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万人的谣言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

孙经先教授批评蒋正华研究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了，蒋正华先生始终没有对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看来蒋正华先生已经默认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了。



六 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的估计

在讨论“饿死三千万”问题时，我们看一下美国官方1975年对中国人口做出的估计是有好处的。

在1960年过去十五年以后的1971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报告汇编，其中利奥攠静斯撰写的《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中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利奥攠静斯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态度。其中美国商务部关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的变化数据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6453.5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7905.8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8996.2万，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1452.3万， 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090.4万；

利奥攠静斯的估计数如下：

中国1959年岁末人口数65110万，1960年岁末人口数66280万，1961年岁末人口数67410万，其中 1960年比1959年人口增加数1170万，1961年比1960年人口增加1130万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见实际上认为中国人口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在1975年美国主流意见并不认为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在1960年前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监视，美国向台湾集团提供了最先进的侦察机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侦查，潜伏在大陆上的台湾集团的潜伏人员不断向台湾提供大陆上的各种情报。据《信阳地区志》记载，就在信阳事件发生的1960年2月，台湾就出动飞机飞临信阳地区的商城、新县、潢川、光山，罗山、信阳县上空，并空投电台、枪支。这说明台湾当时就对信阳地区实行了侦查，并且信阳地区有台湾的潜伏人员。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占全国人口5%以上的人被活活饿死，那么台湾集团和美国就必然会得到这方面的大量的情报。这样的话美国官方就不可能在1975年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做出上述那样的估计。



七 李澈狂妄宣称的意义

李澈在他的文章中狂妄的公开宣称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是“无能为力”，只要“用简单算术就可以”了。

李澈这一宣称的最大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饿死三千万”的鼓吹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真实的学术水平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学术水平。

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和李澈在研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文学、历史、医学）时的水平可能都是很高的。但是，当他们把研究转移到离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十万八千里的之外的属于数学、数理统计学和数理人口学中的问题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都仅仅是小学“简单算术”的水平。

就是这些根本不懂得“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连中学所学的代数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根本不懂得数理统计学、模糊数学、数理人口学、连计算人口死亡率的公式都搞不清楚（金辉）、缺乏最基本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几个作家（金辉、丁抒）、记者（杨继绳）、历史学家（曹树基）、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医学工作者），制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惊人的“饿死人数”的记录。

令人可悲的是，就是由于蒋正华的那个学术上完全错误，计算过程根本没有公布（事实上他根本不敢公布他的计算过程）的“研究”，就是由于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现在又加上一个李澈）这些根本缺乏研究这一问题最起码资质的“外行们”的错误百出的“研究”，使得“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在我国广泛流传。

现在这些人中的一位，李澈先生又向人们公开宣布，在他们眼里，比“简单算术”“更高深的数学工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他们这些外行们“用简单算术就可以算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饿死三千万”就是被这样一些人“计算”出来的。难道人们还能相信他们制造的谣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