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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落入极权民主制陷阱 zt
送交者:  2016年06月17日06:47:4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俞先生

如果我们说人类文明社会里的国家组织形式最终会由民主制取代独裁制,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尽管各个国家的历史演化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摆脱专制,实现民主似乎是各个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但是,各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有差异。有些国家在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政体瓦解或名存实亡之际及时转型为自由民主政体,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以后建立极权民主政体。本人认为,极权民主政体是从封建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但是,这个中间阶段可能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原因就是,极权民主制度里的掌控者通常时时刻刻牢牢地掌握国家的强力机构,包括警察、秘密警察和军队,还严密管控舆论工具,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宣传工具。一方面在人民表现出希望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挑战当局的时候,当局会动用强大的暴力工具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当局能够愚弄民众。于是,要摆脱这个极权民主制度相当困难。于是,从极权民主政体过度到自由民主政体就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旅程。就像有些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提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再要提升到高等收入国家非常困难。这些国家长期地被定格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同样,在民主化过程中,也有一些国家落入极权民主制的陷阱。中国是一个典型。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原本应该及时转化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中国却在专制与民主的拉力赛中停顿在极权民主的阶段。中国要退回到封建专制制度去已不可能。民国时期,袁世凯尝试过,失败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尝试。要前进到自由民主政体也面临许多困难。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已经进入极权民主制度阶段。到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代,极权民主制度已登峰造极。但是,要进一步提升到自由民主制度阶段难度也很大。极权民主制度这个非典型政治制度其实非常值得研究。

极权民主制的画像

过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古代希腊各种政体的时候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形式: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三种政体又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少数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和多数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在现代,这样划分政体的方法已不适用,原因是专制君主政体其实已基本消失于地平线之外;贵族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也就不再有贵族政体,即使有时有人将现代国家里出现的寡头政体等同于贵族政体,这个看法并不妥当,原因是寡头已经一律出生于平民。自从卢梭提出他的民主理论以后,人们一般理解的民主政体也与亚里士多德所述的民主政体不一样。亚里士多德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是民主政体,而卢梭所说的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民统治国家的政体。而后面所说的差异是我们理解极权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我们在下面再谈。

换言之,现代人一般将政体划分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两种对立的政体。同时,这些政体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说,二者的形式泾渭分明。但是,极权民主制度是个奇异的制度。人们无法用黑白两分法来定义它。它有民主的表述、民主的口号,有民主的形式(包括有形式上的选举),有实现民主的理想,以实现民主为终极目标,同时这个制度内的掌权者对人民的诉求有所回应,能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掌握政权的政党或领导人主张和坚持只有这个政党或领导人代表人民,坚持只有自己坚持的政治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理念,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的基本原则,排挤、打击甚至镇压其他的政党、政治人物,压制其他的政治理念。垄断真理和政权。于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的人没有合法途径向政府请愿。同时,当局对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密不透风的管制。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实质的限制。人民内部对这个政治制度的看法往往出现两极化现象。不少人公开表示热爱这个制度,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寻找机会表示对这个制度的不满。

国家领导人也具有非常突出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高举民主或人民的旗帜,他们有时是革命的领导者,声称为人民谋幸福,他们被自己的人民视为英雄、大救星,他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民众领袖(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民众首领),甚至得到人民的崇拜,但是,他们在牢牢掌握国家的权力的同时,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意见,独断专行,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的独裁者。法国历史上的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继承早先雅各宾当人的某些理念,在欧洲各国输出革命,他编写拿破仑法典,给予法国人公民权,建立法国国民军,让法国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他又是一个政治上专断的人物。他统治法国的时期不允许法国的政治反对派合法活动。他关闭了法国的所有报馆,只允许4家报馆存在。这4家报馆全部是政府喉舌。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发动欧洲的侵略战争,对内则用暴力手段消灭反对派,实施残暴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他是经过选举而获取政府权力的政治人物。在他当政之前,德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处于极具动荡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战胜国通过苛刻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支付高昂的战争赔款,限制德国的武装部队的规模,严密监视德国的一举一动。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被刺伤。于是,声称要使德国摆脱经济危机和使德国再次强大的希特勒获得众多德国民众的支持。在俄国和苏联,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则以推翻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诉求,主张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提出土地和面包的口号,赢得工人和士兵的支持。随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情能说明这些领导人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又无情地打击反对派。列宁当政时期的肃反残酷镇压了那些支持旧政权的人。斯大林则毫不犹豫地清洗了党内的竞争对手。他们不仅仅对阶级敌人实施严厉的专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实行个人独裁。在中国,毛泽东领导社会底层的农民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让那些贫苦的农民和城市的普通市民阶层获得一次翻身解放的机会。让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成为一个声称已消灭剥削制度的新中国。他被他的人民视为大救星。但是,自他掌权以后,从镇压反革命开始,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反映革命政权专制主义的一面。新政权不仅对所谓的剥削阶级实施专政,也打击那些凭自己的良心说话的知识分子,接着又在党内进行一场清洗运动,最终确立其个人独裁的政体。在中国,有不少人对他赞美有加,称其为革命领袖、共和国缔造者,也有人指责他是暴君和当代秦始皇。

同时,几乎所有的极权民主制都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通常代表着社会的某个或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这套理论通常并非处处毫无道理,能被一部分人理解。于是,至少国家内部有一部分人受到这个理论的感染。至少有一部分人卷入这个理论指导的政治运动之中。极权民主制度能依靠这个理论进行政治动员。但是,也会树立敌人。在拿破仑时期,拿破仑坚持法国大革命时期传播的一部分理念。拿破仑曾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担任法国军官。拿破仑在欧洲各地打仗的时候也在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当然,这个理论有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那些为欧洲的保皇党辩护的理论。德国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鼓吹种族优越论,认为雅利安民族是唯一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民族。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认为在世界上各个民族互相竞争、优胜劣汰,主张通过战争扩大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这种理论通过优等种族论争取人民的支持,同时又树立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异族,例如犹太族。这种理论无法与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兼容并蓄。于是,与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坚持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与压迫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需要通过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方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施财产公有制,直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是动员雇佣劳动者的思想武器,但也将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和专政的对象。过去的苏联和今日的中国都用这套理论建立极权民主制。这种理论无法争取所有人的认同和支持。用这种理论建立的政治制度就只能是一部分人支持和一部分人反对的政治制度。具有两面性。就像过去毛泽东对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解说的那样,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人民的参与和民主

如果说现代的极权民主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它与前现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君主专制统治是一个家族对国家的统治,或者说是一个家族对一个民族的统治。极权民主制并不意味一个家族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如果说极权民主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我个人认为,只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这个说法。准确地说,极权民主制是利用一种不被所有人接受的理念对国家进行全面管制的制度。这种制度最终造成给予一部分人过分的自由,同时有限制和剥夺一部分人原本应有的自由。在君主专制之下,国家的权力是家族私有的;而在极权民主制之下,国家权力已不再为家族私有。其实,在前现代,君主制度之下的国家权力并没有规定为私有或公有。在法律上说,权力不分公私。国家与统治家族合二为一。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古代的皇帝管理他的国家如同管理一个大家庭。他的最大责任是维持天下太平。其实,国家就属于统治家族。到现代,人类已经不能再用家族统治的方法来统治国家。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曾经说,在过去君主专制的时代,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君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并且崇拜君主。直到君主专制制度被人民推翻以后,人们将内心里寄托的对象从过去的君主身上转移到在造反或革命中一跃而起的民众首领的身上。显而易见,在造反或革命中涌现的民众领袖通常都代表人民或至少一部分人民,他们具有超凡魅力,即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民众首领,有的还被视为弥撒亚式的救世主,拯救民众于水火。这说明,在现代,如论如何,统治者都要诉诸于民意才能掌权。国家的组织方式已发生根本变化。我个人认为,这个转变也是国家的组织形式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过程的一部分。

以往的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君主专制政体瓦解和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认为,市场的交换导致人们产生平等意识,冲击了过去的封建等级秩序。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建立民主制度创造条件。换言之,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决定国家组织的民主化进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君主专制政体衰落的原因。本人认为,这个判断不准确。人们不能说,在农业社会里国家的组织形式一概是专制制度,而在工业社会里,人民就普遍地建立民主制。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建立的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个时代人们也建立过城邦民主制。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导致国家的组织方式变化的根本原因。本人一生致力于研究语言与国家的相关关系。本人发明了一套用语言通讯距离延伸来解释一切国家进步的理论。本人认为,人类在使用语言以前,已经是社会动物。人类那时已形成社会。在社会里的人互相通讯。他们用行为互相通讯。通讯中的行为是人类社会里每个人与他人进行通讯的原始媒介。如人们摇头或摆手来互相通讯。自从人类使用语言以后,人类能够开发媒介。人类不再仅仅用行为互相通讯。人类能够在面对面的通讯范围以外进行通讯。由于人类互相通讯的目的是进行劳动合作、交流生活和生产经验,传播知识和观念以及信仰,人们会组建更大的共同体。于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建立的部落被以语言通讯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所取代。自从建立国家以后,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也是国家内部组织方法变化的基本原因。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是国家组织方式民主化的基本原因。换言之,不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主化,而是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推动了民主化。这是本人与世界上所有研究民主制度的学者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人们会问,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就能解释一切国家民主化的原因吗?在这里,本人不得不再做一点解释。我个人的研究能证明,一旦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会开发媒介。一切语言通讯都必须依靠媒介。人们通常理解的媒介只是物媒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认识的媒介都是一些平面媒介。当然,在电子化的时代,人们也能理解一些电子媒介,包括广播、电视或脸谱、推特这样的媒介。而我本人的研究能证明,人类文明社会里的人、其行动、其组织、其意识以及一切过程、形式、手段都是媒介。人类在组织国家的时候出现的一切形式、过程和意识都是媒介。国家就是一个媒介的混合体。国家本身也是媒介。具体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也是一个媒介。因此,世界上的学者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建立现代民主制创造条件只是解释了一个媒介在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形成这个媒介的原因是语言。因此,应该从语言与人的角度来解释现代民主制的起源。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本人无法在这里系统地解释本人发明的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请读本人写的书。

就语言与民主的关系而言,15世纪德国工匠古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是欧洲民主化进程的开端。当然,纸张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如果要追溯纸张的起源,那就要看中国的历史。但是,现代印刷术是一个关键。用一个直白的话来说,现代民主制一定包括选举,选举时人们需要使用选票。需要用印刷机印制选票。没有印刷术,就不会有选票。没有选票,就不能进行选举。没有选举,也就没有现代民主制。所以,加拿大的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代议民主制是机械化时代的产物。但是,这里只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事例。关键之处在于,现代印刷术的发明宣告人类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大量出版的书籍和报纸缔造了一个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里,人口开始集中居住。人们相互之间的通讯更加频繁。人们开始真正地形成集体。从此,人们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如果人们满意国家的管理者的管理的话,他们会上街游行表示支持政府。如果人们不满意国家的管理者的管理的话,他们就会上街抗议。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专门研究过社会运动。他说,现代社会里群众的上街抗议活动始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那年,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首次上街游行。由于人民能够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中就会产生自发的组织者。组织者渐渐地变成群众的首领。这就为现代民主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然,人们会说,欧洲国家在更早的时期就成立了议会。这是事实,但是,只是在形成大众社会以后才形成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人们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但是,本人的观念是,经济生活中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导致了城市化。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他们就不会建立大规模共同体。当然,他们也不会建立城市。例如,市场是媒介。市场是导致形成城市的一个原因。城市也是媒介。为什么说城市是媒介?本人的看法是,凡是能够为语言通讯创造条件的形式都是媒介。城市能够为语言通讯创造条件。城市是人们集中居住的一个地区。人们为什么要集中居住?为了方便彼此进行语言通讯。于是,生产者能集中使用在城市聚集的人。城市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提供支持。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更加广泛的联络。交通运输是媒介。通讯事业也是媒介。国家的组织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前现代的家族统治已无力再承担组织国家的职能。能够反映民众愿望的一个民众首领得到人民的拥护。有时,他们承担了组织国家的职能。例如,近代法国的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渐渐地,一个单独的民众首领也难以承担组织国家的职能,又出现了承担管理国家职能的政党。如果我们将民主看做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的话(实行民主时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过程),各个地方的民意代表(随后成为国会议员的人士)、政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媒介。为什么说他们是媒介?他们是帮助人民发表意见的人。当人民进行集体语言通讯时,他们需要彼此协调自己的行动,比如,要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集中并一起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有很多不便。于是,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非要人民亲自发表意见不可。根据本人的研究,一旦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他们就能够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一个人能委托另一个人替自己传话。一个集体也能够委托另一个人替他们自己传话。所以,代议制就是建立一个使用媒介进行集体语言通讯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条件下,人类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在某些限定条件下,也包括极权民主制度。

卢梭笔下的“人民”

人们一般认为极权民主制是专制独裁制度,不是民主制度。本人认为,从学理上说,我们所说的极权民主制是一种变态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民主制,是一种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民主制。本人倾向于从民主的一面看待这个制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些国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建立极权民主制度?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哲学家都曾经从不同的学术角度积极地提供他们的各种看法。例如,在中国,历史学家在解释近代以降中国百年来走向共和的曲折道路时竭尽全力发表各种各样的洞见和观点。本人非常钦佩他们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但是,本人无法就他们的观点发表评论。本人只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发表一点管见。本人的看法是,与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的著作《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同,祖籍波兰的政治学家雅各布·塔尔蒙所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探讨了极权民主制的思想根源。这的确是个有见地的观点。我没有阅读过他写的论述救世主义极权民主制起源的书。但是,知道他明确地说明卢梭的民主理论是现代极权民主制的一个思想根源。我本人无意介入到他的研究领域里去做专门的研究,但是,我想从我本人的研究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确,如果我们论述民主,我们就是谈论人民当家做主的方法。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民。”我们现代人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我们一般都将人民看做一个集体概念,认为人民是个整体。只要将人民拆散为一个一个的孤立的个体以后,这些个体就不再是人民。这些个人的算术之和也不是人民。80年代,我在杭州一家面馆买面条。服务员大妈态度不好。我看见大堂墙上挂着一个横匾《为人民服务》。我说,你们写着“为人民服务,”你是什么服务态度?她反唇相讥:你是人民吗?卢梭论述他的主权在民理论时将人民看做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正义和神圣的。他说,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也就是说,当人民亲自作出决定时,由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就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腐败行为。他强调人民只有产生众意以后才成为人民。人民的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人民做主时必须作为一个集体采取行动。他反对英国的代议制。因此,当民众的首领或人民的政党以人民的名义执政时,任何反对他或它的个人或群体都不可能是人民的一部分,因为人民是国家的所有成员的集合,而个人或一部分人就不是人民,于是,就成为压制和专政的对象。因此,在卢梭的这个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通常反对党派竞争。例如,受卢梭思想影响的法国雅各宾党人就压制反对派,实行恐怖主义专政。雅各宾党人用暴力手段消灭了法国革命时期与雅各宾党人合作的其他党派如吉伦特派等。在民主制度建立初期,很多政治家反对政党竞争。美国立国者乔治华盛顿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给美国人民写信,告诫美国人民要警惕政党政治,认为政党竞争将撕裂国家。但是,华盛顿卸任后,美国第二位总统执政的时期就出现政党竞争。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就是美国民主党的创建人。杰弗逊曾对他的女婿说,欧洲的政党流血竞争,而我们用选票竞争,从而肯定在选举之下的政党竞争的作用。

西方人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应该是经验指引他们采用了政党竞争的制度。本人没有看到西方人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合理性的著作。认为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概念是有些国家实行一党制的一个理论来源,尽管学者们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马克思本人也受到卢梭的影响。马克思论述的人民也是一个整体。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否认过渡时期由两个以上的共产党轮流执政的可能性。但是,本人认为,马克思无法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如果认为两个共产党可轮流执政将摧毁马克思自己的国家理论,包括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理由就是,共产党坚持它自己握有唯一的和排他的真理。自由主义政党遵行的是一种试错法。自由主义政党没有一个唯一的和排他的真理。因此,可以进行政党竞争。但是,本人认为,从卢梭开始,到马克思止,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导致出现极权民主制的一个基本理论来源。在实践中,西方自由国家已不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或者即使认为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将互相争论的意见都视为人民的意见。据此,我们应该改变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的意志通常是不统一的。尽管人民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志,意见不同的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将其他任何人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以外。于是,人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各个不同的政党也能够代表不同的人民,通过选举竞争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政党都不能否认反对自己的政党存在的合法性。正如本人所说的,政党是人民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各自代表一部分人民的政党互相竞争就是合法的和合理的。于是,可以认为,只有两党制或多党制才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极权民主制的问题所在就是否定了两党制或多党制。于是,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才是真正的民主党派。否则,就是极权民主党。

事实上,那种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是一种想象。社会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在社会中,人民是由分散的个人所组成,但是,并没有组织。只要国家不将人民组织起来,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人民内部的个人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收入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族裔背景也可能不同,宗教信仰也可能不同,人们的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人们的利益也有差别。有的人是自由主义者,有的人是保守主义者。有的人政治立场偏左,有的人的政治立场偏右。就连中国的一位已故政治家也曾经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他还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虽然他的言论只是为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护,此话还是道出实情。只是他的这个评论和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互矛盾。他在中国的统治的名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那里,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个集体概念。反对他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就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我们说人民是一盘散沙并不是说在一个国家内放任这种状态存在。建立国家就要将人民组织起来,就要有人民的参与,需要有人民的统一意志。怎样形成这个统一意志?通过选举实现这个目的。所以,选举是个不能缺少的程序。这是建立自由民主制的必要条件。极权民主制显然不这么看。在中国,共产党认为选举就是挑选得到人民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来管理国家。它认为共产党也能替人民挑选这样的人才。于是,可以免除选举过程。这显然表明共产党没有完全理解选举的作用。虽然选民在选举时会挑选德才兼备的人,选举的重要功能是让人民通过讨论互相协商达成一致。选举是全国人民大会。在会议期间,候选人主持会议,提出政纲,选民发表意见,形成共识。这样人民能够每隔四年或五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管理国家的事务并作出决定。他们选举的代表代表他们执行他们作出的决定。由于人民能过通过选举凝聚共识,人们联合起来。如果没有选举,就不知道人们是否达成共识,也就无法将人民团结起来。

在我看来,选举是个语言解决方案,是个巨大的语言工程。它是现代国家的组织方式。正如本人一贯认为的,人类使用语言以后才建立国家。建立国家后的一切组织的合理化都是一个一个的语言解决方案。就选举而言,这种选举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程序设计之下人们发表意见凝聚共识的根本途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在选举前,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人并不想多劳动,有的人不反对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多捞一点好处,有的人甚至小偷小摸,人们对他人没有热情,冷漠相对,人们都是一个个体,没有集体概念,也没有为集体做好事的想法,人们甚至没有道德。但是,一旦进行选举,进入选举过程的人就突然会变样。他们会变得讲道理,有理性,为集体和社会着想,对公共事务满腔热情,人们充满正义感。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想引用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观点。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防备错误管理的手段》(Security against Misrule)一本书里说,人们在选举时,各自提出自私的主张不会得到他人的赞同。于是,反过来说,人们提出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主张最有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从他的这个判断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选举的实质作用了。换言之,只要是进行选举,人们考虑的就是公共事务,为了能够做出集体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定是有利于这个集体的。人们就开始放弃那些自私自利的想法。人们开始重视公共道德。人们的精神境界就得到提升。所以,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他的著作《论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就说,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人人都是自私的,人们根本不关心公共事务,人们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但是,人们没有主动的奉献,没有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公德,更不用说私德了。在这里我又想起来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领袖毛泽东号召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法。他最喜欢的方法就是让他的人民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通过人的身体承受痛苦的方式来改变人的固有的私有观念。读者一定能想象这一种方法与世界上最先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英国的思想家们的想法的差距有多远。毛泽东是不会想到用选举的方法来净化人的心灵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人能够完全消除他的私有观念,任何社会里的思想健全的人都希望提升人的道德水准。但是,本人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虑选举。本人对语言的社会性的基本看法是,只有人们使用语言互相进行通讯,彼此之间一定有共同利益。如果人们彼此没有共同利益或潜在的共同利益,他们就不会使用语言。如果有人发脾气,他就不会好好说话。如果两个人互相敌视,彼此之间连话也不想说。反过来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正常说话,一定彼此尊重,互有需要,彼此就有某种共同目的,有共同利益。选举是个语言解决方案。人民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意志的同时,他们会因此而团结起来。这正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力量所在。本人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都能提供一种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的剩余价值提供给他人,这个剩余价值就浪费了。如果能够将这个剩余价值提供给他人,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这是决定人具有社会性的原因。如果每个人没有剩余价值,人们也不会联合起来。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说道,每个到市场上去交换的人都是自私的。他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仅仅替他自己考虑。但是,一旦进行商品交换,他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和他进行商品交换的人。人们简单地概括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他是这样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辩护的。他的这个论断是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经典论述。本人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问题。正如斯密自己也说的,人是会交换的动物,而狗就不会。还有好多动物都不会。我在这里补充一个问题:为什么狗不会交换?为什么两只狗遇到一根骨头时只用暴力手段决定分配?我的回答是:狗不会使用语言。人会使用语言,因此人会交换。同样,人会使用语言,人就会使用语言来合理地组织自己的社会,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选举就是人类通过使用语言将国家组织起来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本质是,人类在确定一个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将国家组织起来。实行极权民主制的国家放弃了这个方法。当然,有些极权民主制国家有一个形式上的选举,但是,这个选举无效。

解析“多数暴政论”

由于人们深受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人们习惯地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虽然在欧美国家里,人们已经接受政党竞争,并没有一个充分合理的理论来替代卢梭的理论。西方的学者尽最大努力专研民主的理论,特别是在美国,学者们所说的政治理论几乎等于民主理论。但是,本人没有看到能够足以替代卢梭的理论的理论问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有很多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持有一种“多数暴政”的理论。就是反对这个理论的人也难以提出一个有力的理论来驳斥多数暴政论。詹姆斯·麦迪逊、阿列克塞··托克维尔、阿马提亚·森等人就持有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实行民主制,就要举行选举。选举时,获得多数票的选民压倒获得少数票的选民。如果说少数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主?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按照卢梭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问题。卢梭坚持全体人民享有主权。虽然他们坚持说,西方国家的宪法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也间接承认少数派没有在选举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主张。问题在于思想家们无法自圆其说地论证说,在多数派的意见占上风时多数派的意见也符合少数派的利益。很早以前,为现代政治学奠定基础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遇到这个问题。霍布斯说,人们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会有反对票和赞成票。如果反对票比赞成票多,那么,反对票与赞成票互相抵消,剩下的反对票就是有效票。卢梭说,既然少数人同意参加选举,少数人不接受多数人的选择时,多数人就有权利强迫少数人服从。卢梭自己的理论也不能自洽。后来的西方学者不满意于这样的解释。但是,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这是西方学者的民主理论的致命伤。此种状况已延续三百多年。换言之,既然人民当家做主,少数派也是人民,为什么要否决他们的意见?我在网络上看见有人写文章,引述阿伦特的话说,西方学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阿伦特下了这个结论。

本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人民内部也会分成派别。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很正常。人民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统一。如果出现两种对立的意见,我们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人民发表的意见。但是,两种意见都是重要的,不能摒弃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意见。人民都是主权者。他们在选举中投票就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主权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由于人民至少发表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行使的权力互相制衡。假如我们说人民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和右派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然后互相制衡。正如孟德斯鸠提倡的,在政府的权力机构内部实行分权与制衡,这样才能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所以,他建议当政者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其实,人们内部也应该实行分权与制衡。如果没有分权与制衡,人民内部也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于是会出现暴政。但是,在选举条件下,选举将人民主权分割开来,左派掌握一部分权力,右派也掌握一部分权力。同时,在一般情况下,会有一派暂时获得多数票,于是,在人民内部会形成一种本人称谓的“人民内部的跨时间分权与制衡”的机制。在一段时期内,左派是多数派。左派执政,右派监督。 在另一段时期里,右派执政,左派监督。形成左派和右派相互制衡的制度和共治的局面。任何一派都无法专权。例如,多数派上台执政就意味对少数派制衡。但是,由于有少数派监督,多数派也不能为所欲为。政府的统治会变得温和。由于各派之间需要妥协,互相之间会有牵制,法律和政策就会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在台湾,国民党执政十年后,民进党执政十年。民进党执政一段时期后,国民党再执政。政党是人民发表意见的媒介,即进行集体语言通讯的媒介,政党竞争就是人民内部的分权与制衡。相反,在极权民主国家内,由于没有这种分权与制衡,一党执政就是无人可以制衡的暴政。我个人认为,在“多数人的暴政”的质疑声中,本人的这个解释已经替西方人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困扰西方人三百多年的这个理论难题。已经替西方人解套。这样可以保证西方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不知道这里的网友怎么看。是否是真正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网友可以辨别。

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语言是导致原始部落解体的原因,也是导致文明社会里国家形成的原因。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里,亲属关系(或直接的血缘关系)是维系共同体统一的基本要素的话,在文明社会的国家里,语言通讯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基本要素。通过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来保持一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分权与制衡的关系则是维护共同体统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解决方案。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假定在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少的候选人当选,每个候选人就会提出最自私自利的政策建议,就是根本不考虑他人愿望的政策建议,这样每个候选人得到的选票就会最少。这样,每位候选人均提出满足自己私利的独特政策建议会呈现一个各说各话的局面。人们无法达成共识,人民就不会团结起来。国家就没有凝聚力。反过来说,规定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选,则鼓励所有的候选人提出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建议。由于每位候选人都竞相提出满足多数人愿望的政策建议,结果,候选人的政策建议就会尽可能包容人民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利益。人民就会团结起来。当国家内的所有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政治制度最具有包容性。人民内部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手段。也就是说,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能生存。原因是,在原始社会里,管理者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主动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而在国家内,掌权者不一定会主动关心每个人的利益。所以,人民需要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选举则是人民表达这种愿望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人民内部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就是最大可能地满足人民的最大愿望的形式。反过来说,如果实行一党制,就没有这种人民内部的分权与制衡。如果人民通过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还可能遭打压制。极权民主制缺乏包容性。极权民主制通常有一个唯一的和排他的意识形态。由于不承认反对派有合法存在的权利,不允许建立分权与制衡的制度,一旦发生冲突,就剥夺对立的一方的合法权利。在政权内部,也可能有内部冲突。统治者也可能将一些内部的掌权者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或者反革命分子或反党分子,消灭对立的一方。统治者最后甚至成为孤家寡人。人们放弃利用语言的建设性作用。于是,在极权民主制国家里,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叛逃的人。但是,在自由民主国家里人民内部的价值观基本统一,人民通常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民主与阶级

马克思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他批评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批评英国的两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两只手,政权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中,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把戏。他似乎认为,在社会不平等条件下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例如,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富人操纵选举。当选的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本人不赞同他的这个观点。我从我的语言通讯的理论来看待他所指称的问题。我认为,他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论述民主必然要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原因就是他的那些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是分析人类社会演进的理论原点。相反,语言是人类文明社会演进的理论原点。本人从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论述文明社会逐步进化设定了国家组织合理化的五个目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本人认为,各种语言解决方案是实现这五个目标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对此一无所知。根据本人的研究,得出的看法是,实现这五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先后顺序,根本不可能同时实现。本人无法在这里详细说明这个五个目标的语言解决方案。仅仅就民主和平等这两个目标而言,二者的语言解决方案完全不同。民主就是人民表达管理国家意见。人民不可能亲自管理国家。他们一定会委托自己的代理人来管理国家。人民行使主权的途径基本上就是选举或公决。这两种形式都是一个集体语言通讯过程。这个语言解决方案比较简单。于是,人类社会一定会先实现民主。实现平等需要很多复杂的语言解决方案。原因就是,民主仅仅是一个程序,而平等则包含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身份地位象征物的平等以及平等的心理感知等。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但是,马克思要求这两个目标同时实现。他认为,如果实行民主,而人们的财富不平等,这个民主就是假民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实现收入的平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在人类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时候是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的。但是,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改善自己的状况,争取一步一步地实现平等。韦伯曾经谈到,在古罗马时期,最早的法律都是不成文法。主要是习惯法。这些法律对社会上层阶级贵族和僧侣有利。平民,包括农民和市民则不断向统治者施加压力,要求订立成文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先后制定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法典。这就是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过程。同样,建立民主制度也会有利于改善下层阶级的状况。社会的进步需要有个过程。实现平等比实现民主困难,原因就是实现平等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

按照本人的研究,实现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必须有一个先后次序。违反这个次序将会受到惩罚。本人将它称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程序。违背这个历史程序的次序,人类将遭受灾难。例如,如果人们将实现平等时间计划表移到实现民主的时间计划表之前,人们不仅会失去自由,追求的平等也毫无意义。正如卢梭所说的,奴隶一无所有,也是平等的。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结论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虽然以实现平等为目标,却没有实现致富的目的。马克思不了解实现这些不同目标面临的不同情况。他将民主与平等混为一谈就是一个证明。他的那个“批判”更显得幼稚。而根据本人的看法,人类只能通过语言通讯的程序实现平等。通过暴力手段无法实现平等。如果通过暴力手段剥夺有产者的财产去补贴穷人,那会造成一种不平等替代另一种不平等。马克思却支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平等。他说过,剥夺剥夺者。而本人只能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语言解决方案。所以,尽管他的经济学理论深入地解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他没有为后人提供一个可靠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他的关于民主的理论也是前苏联和今日中国实行极权民主制的一个理论来源。在前苏联和今日中国,人民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改变了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却又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他的这个理论对中国落入极权民主制陷阱也负有一定责任。我不知道中国人民是否已经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中国人民将来是否会觉醒。

至于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经看到,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都处于同一个生产关系之中,彼此互相依存。少掉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存在。因此,认为雇主和雇员合作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劳资双方都为对方提供剩余价值。于是,才能互相合作。不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而是人类使用语言以后会不断开发媒介。在开发媒介的过程中,人们设计和执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语言解决方案,通过这些语言解决方案,实现共处、合作,使自己提供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值,推动社会的发展。

 

本人写有以下一本书: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出版商:UPA。出版年代: 2015。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主要的大学图书馆能借到此书。本人的研究仅仅证明语言预设了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整个过程。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中已能看见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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