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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zt
送交者:  2015年06月17日08:26:5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文章摘自《赵无眠辣说历史》

  作者:赵无眠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本书简介:著名作家赵无眠对于中国历史的偏爱似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近年来他撰写了大量品评历史的文章,纵横捭阖,领异标新,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缘于此,本书收录赵无眠先生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这些文……[连载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超过日本。

  早在 1915 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59 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地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 合、 又、 若、 打 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 约、 从 而 如 何 如 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 59 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 :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 :“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 ;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如果日本战胜中国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 :“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 :“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见《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 1924 年。)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哪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 ;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奢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 1000 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 ;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 ;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 ;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 1896 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 1906 年就有大约 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 15 年间,共有 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 ;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 16 本。民国成立后 15 年间,日译汉的书有 1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 ;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 ;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日本人过端午节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 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 ;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 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 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 :“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 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 :“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 :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 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 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 :“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 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 300 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 ;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 ;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 :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国民政府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自以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 50 年,收复后也超过 50 年。李登辉自称“22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 60%),兴建电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件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 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 1.4倍,实现了工业化。( 杨永良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 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 :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 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分量约占中国的 80%,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 :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 “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 ;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 :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贞不二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贞不二,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出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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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漢《白虎通》曰:“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  /无内容 - 仁在糨糊神不有疾 06/19/15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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