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功甚伟的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早期奠基人耿青：中国首枚地地导弹功臣》 作者：潮水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成功的组织者，文字记录一直是国防科委第20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但是，史实证明，在孙继先身后，另有一位幕后功臣。他名字是耿青，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技部部长。耿青才是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成功的真正现场指挥者与组织实施者。
1959年9月，耿青奉军委命令，从54军130师师政委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技部部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常委（正军职），从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技术行政工作。他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里，从原有的曾经在上海教会学校中学文化程度基础之上，自学了大学理工科的全部课程，另外又自学了工程控制学、流体力学、导弹概论，使自己迅速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导弹技术行政工作领导者。
这时，正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研制中国的第一枚地地导弹“1059”。这项工作从1958年开始，是在仿制苏联援助的“Р-2”型导弹（也就是苏联改进的前纳粹德国的“V-2”火箭;苏联人称“V-2”为“Р-1”）的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原希望研制这种导弹的工作能在1959年10月1日前完成，以庆祝59年十年建国大庆，因此把这种导弹取名为“1059”。
耿青认识到，当时要把苏联援助的“Р-2”型导弹仿制出来相当不容易，存在巨大的阻力。其中，主要困难是苏联赫鲁晓夫当局，利用援助“两弹”来卡中国脖子所人为造成的。赫鲁晓夫名义上答应“援助”中国“两弹”，但实际上是想以自己已经陈旧的技术推销给中国，以便要挟中国，迫使中国同意前苏联在中国沿海设置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的要求。当这种要求被中国拒绝后，他就想方设法卡中国，限制中国导弹武器的发展。仿制“Р-2”的苏联专家组长名叫潘格拉托夫。在工作接触中，耿青感到潘格拉托夫从来没有给中国什么帮助。有一次，潘格拉托夫专门约耿青，谈如何制订科学技术工作计划的问题，但谈了4小时，却根本没有讲出所以然。只说根据苏联的经验，试验一种新发动机，总要试验三十几到四十台次。又说型号的研制计划，在苏联一般是三年一个梯次地展开工作等等。潘格拉托夫知道导弹上要用许多种类的垫片垫圈之类的密封元件，有的要耐受各种油脂的浸泡。因此，中国橡胶工业的水平对中国仿制工作关系重大。在苏联要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之前，潘格拉托夫曾多次要求耿青带他参观中国承担导弹配件生产任务的橡胶厂。耿青看出他是想收集情报，居心叵测，就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1960年秋，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但他们想卡住中国的阴谋在耿青的抵制下没有得逞。比如，潘格拉托夫曾说：“中国的液氧不能用，搞不好要引起爆炸，必须用苏联的液氧。”但是，熟悉业务技术的耿青知道液氧是不能封闭运输的，一车液氧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运到中国西北试验基地，就挥发得剩不下多少了。因此，中国必须研制自己的液氧。潘格拉托夫的这种坑人的谬论，遭到耿青的严词驳斥。耿青当面告诉他，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制造出自己的合格液氧。为此，耿青代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向军委写报告，请求自制液氧推进剂，获批准后。耿青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化工厂研制液氧。最后，耿青落实在兰州一家化工厂。当该厂科技人员和工人听到耿青介绍国家急需液氧时，都义愤填膺，决心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创造力，在较短的时间里，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合格液氧推进剂。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制出了纯度达98％的合格液态氧，并在苏联撕毁协议后，迅速派上用场，用在了仿制苏联“Р-2”型导弹和中国国产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上。
耿青发现，一些贵重金属的金属丝，苏联也常迟迟不发货，使中国停工待料。同时，当时中国自身工业水平也还相对薄弱，制做尾翼的冷扎薄钢板也需要从苏联进口，这更增加了苏联卡中国的便利条件。此外，由于中国技术基础差，导弹的研制也受到很大限制。有几种关键的电子管，国内迟迟过不了关。耿青就马不停蹄，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厂家自制合格的相关产品，以保证导弹研制的顺利进行。
针对中国的工艺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制造出长效、优质导弹的需要的问题，耿青认为，导弹是一次性使用的尖端武器，必须保证各部门质量的高度可靠性，可以通过调整维护规程，弥补产品质量的缺失。例如，接插元器件，当时是沿用前纳粹德国的“A”型插头，因为我们国产的质量不合要求，插头镀银在使用一个时间后就会氧化，引起电阻值变化不得过关。耿青就采取一方面联系国内厂家积极仿制德国的“A”型插头，研制出新的合格产品，另一方面缩短检测周期，不断更换不合格的接插元件。又如“Р-2”是用四个舵机控制四块石磨舵来改变推力方向，达到控制飞行的目的。这种石磨舵要在强烈火焰冲刷下坚持工作。耿青就联系冶金部的炭黑厂，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但合格率还是比较低。舵机的油压齿轮泵完全靠研磨泵壳平面，使之达到最高的光洁度来实现密封。但是，常常由于光洁度不符合要求，经常出现漏油现象。耿青就采取不断更换舵机的办法保证导弹的安全状态。
耿青知道舵机漏油会引起火箭失控和发动机外部起火，这是当时最大的拦路虎，因此，他竭尽全力解决这一难题。尽管当时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人为的和客观上的阻力和困难，但是，耿青不辞劳苦，天天从这个厂跑到那个厂，从这个工业部跑到那个工业部，寻求各兄弟厂和工业部的大力支援，克服了成千上万的这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当时由于仿制工作刚刚起步，没有走上正轨，在中国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一种随意更改设计，片面追求进度和数量的左的思想倾向。针对这种思想倾向，耿青根据军委的指示，提出一条指导思想，就是“必须一丝不苟，一道不拉地进行仿制，改进的工作留待过关后再来做”。耿青领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全体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坚决贯彻了这个指导思想，保证了仿制工作的快速进行。
就这样，在耿青的组织指挥和四面八方的有力支援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终于在1960年秋将第一批两枚地地导弹制造成功了。其中，一枚是使用国产液氧推进剂的仿制苏联“Р-2”型导弹，另一枚是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导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决定由耿青组织专列，押运新中国的这两个初生的“娇儿”，并率领试验队伍进入西北试验场地。耿青全神贯注、镇定自若地反复和技术人员以及有关分院的科技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如何保证把这两个“娇儿”安全运到发射场地去。最后，耿青决定，要求总参军运部向铁道部联系，选调最好的司机来驾驶机车车辆。为了防止仪器设备在途中被震坏，比较精密的像××陀螺仪，就由人抱着坐软席卧铺；一般的仪器，都在车厢里安装夹板固定它们的位置，严防滑动和碰撞。为了防止导弹性能发生变化，耿青每到一个大站，都要亲自指挥技术人员对导弹进行性能测试。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终于把两个“娇儿”送到了西北第二十基地孙继先的发射场。1960年9月10日凌晨，孙继先在耿青的技术保障下，把使用国产液氧推进剂、苏联援助散件组装的的仿制苏联“Р-2”型导弹发射成功。接下来，计划在11月5日发射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DF-1）。
发射前两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乘专机到达现场。耿青告诉钱学森和聂荣臻，新中国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按计划在1960年11月5日凌晨发射，这样太阳初升，可以把西边的天空照得比较明亮，以使光学测量仪器取得最佳跟踪效果。 发射前夜，1960年11月4日液，耿青率领技术人员彻夜守护在待发射的导弹旁，每隔数小时就检测一次导弹。耿青发现导弹舵机（舵机的油压齿轮泵）漏油，他迅即指挥更换导弹舵机。刚更换舵机不久，耿青在接下来的检测中又发现导弹舵机漏油。耿青又组织技术人员立即更换舵机。那正是数九隆冬，西北戈壁更是滴水成冰，耿青不顾严寒，与技术人员一道彻夜更换舵机。新的刚换上，一会儿又漏了。好在耿青带了二十几套舵机，保证了导弹时刻处于良好技术状态。这时，周恩来给钱学森打来电话，询问有没有把握发射成功，钱学森就来问耿青，当钱学森得到耿青“漏油险情已经排除，可以发射”的保证之后，才对周总理回答“有把握”。
1960年11月5日拂晓六点钟，耿青陪同聂荣臻、钱学森、孙继先进入第20基地敖包山指挥所，4人都站在发射阵地侧后的观察窗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决定历史的那一刻。
这时，最忙碌的是发射控制台和通信点之间的电话往返。当听到各点都报告一切情况良好时，发射指挥员张敏立即宣布：“最后一分钟准备！”接着开始数：“10、9、8、7、6、5、4、3、2、1－点火！”7时42分，张敏启动发射按钮。
耿青与聂荣臻、钱学森立即看到导弹在发射台上喷出一股青蓝色的火焰，随之而来的是隆隆的巨响。液态氧给弹体蒙上的一层白霜，随导弹的徐徐上升而慢慢挂落下来，就像新娘子披的白纱从肩头轻轻滑落。这真是一幅难以用语言描绘的美妙、宏伟、壮丽的图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有那种美好的感受。导弹越飞越快，进入了转弯的程序。又过了几分钟，进入了同温层，后面拖着的长长的火焰，变成了横贯蓝天的雪白的一道蒸气。
导弹很快就飞出了耿青的视线，消失在遥远的天际。随即，从弹着区的电话里，传来了兴高采烈的呼喊；“弹着区发现目标！”“头体分离！”“战斗部落地！”人们立刻欣喜若狂，一个个鼓掌，欢呼，雀跃。聂荣臻激动地从他坐的藤椅上站起来，热泪盈眶地与耿青握手、拥抱。这就是中国第一枚自己制造的地地导弹发射的情景。
历史为耿青在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厥功甚伟的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早期奠基人耿青，成为了新中国首枚地地导弹功臣，并且永远镌刻在中国航天事业50年的史册中。可惜，我党我军的一代精英奇才耿青，在十年动乱中惨遭陷害，至使瘰患不治之症，英年早逝。我军不会忘记耿青的丰烈伟绩，新中国不会忘记耿青的旷世功勋。今年是耿青91岁冥诞，仅以此文纪念先烈，缅怀先烈。耿青永垂不朽。（作者：潮水）
（作者是原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编辑室副处长、商情调研员、美国哈特福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知名媒体政治军事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