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代表作，连习大大都青睐得很，更可以作为海外的党政委、政治指导员、自干五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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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中国模式”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成功

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私下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了张维为的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之类的人物。当被问及此事是否属实时，张维为回答，“我很高兴主席这么做了。”张维为现年57岁，少年时期曾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雕过三年玉，20多岁的时候给邓小平当过英语口译员，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担当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的一名理论领军人物。这一理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势必能取得成功。他的最新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延续了前作的主题，并将于今年推出英文版。

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该摒弃唱衰中国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比以往更加幸福；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必定会超越美国。张维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为何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narrative)或“论述”(discourse)——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克服外部批评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下是访谈节选：

问：你曾经担任邓小平的口译员。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话语权”在译为英文时，怎么处理比较好？

答：我建议译为“Chinese discourse”或“Chinese narratives”，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意味着，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问：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

答：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话语权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级大的日新月异的国家，其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疑问和顾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向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清晰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的观点。这就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政治语言，其中既包括党的理论，也包括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不过，对于外国人，甚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好理解。理解这门语言，需要对中国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对于统一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来说，“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但却很难为外国人所理解。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改变文风和讲话风格。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直接灵活的方式。

问：创建这种话语权需要什么？

答：就中国而言，创建这种新话语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于这样的话语权，已经产生了明确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不断增长。中国崛起到了无法回避来自内外部的一切质疑的地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问：你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答：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正如我2011年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Stanford]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辩论时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在质疑在西方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许多设想，比如什么是民主和善政。我们也在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其中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

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在政治领域，中国创立了一套或许可以总结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基本依照选贤任能来进行，而这种模式可以与完全依赖普选的西方模式相抗衡。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这些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了困境。尽管并不完美，但光是这种成功，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模式。

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追求的是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高度良性互动，与社会对抗政权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也保持着良好秩序。

问：你近期表示，“我们可以学学[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答：不管喜不喜欢，普京及其团队在很多议题上与西方展开了辩论。中国也应该在各种议题上与批评中国的西方人士展开辩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出的新声音应该是全面、透彻、有力而国际化的。

“全面”指的是，能够阐明自身的成就、挫折和未来。

“透彻”指的是，能够明确而充分地阐释中国的事务。

“有力”指的是，能够强势地与批评者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辩论。

“国际化”指的是，能够让大多数外国人容易理解。

问：你曾说过，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问题[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解决挨饿问题[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解决“挨[外国人]骂”问题。哪些地方让你看到这种“挨骂”问题？

答：看看BBC或CNN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起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显得要强烈10倍。

它们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当顽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当时一提到西方，就要加上“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如今，西方媒体一提及中国，总是会加上一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比如“共产主义”、“威权主义”或者“独裁”。每次展示天安门广场的图片，它们总会在里头放上警察，用以说明中国是个压迫人的警察国家。

西方的这种宣传不能准确地向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一再误判。我在想，西方媒体什么时候能克服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不带这方面偏见地重新正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不是很介意，因为对于这种恶意而荒谬的报道，以及极其错误的预测言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让它们待在黑暗中吧。

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张维为从日内瓦大学获得了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真心认为西方应该清醒过来，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了解大多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2011年与福山辩论时，我曾告诉他，西方对待中国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年来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企图打开中国市场，但以失败告终]的情景。乾隆皇帝当时实际上展示了一番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或者说是“我们出色至极，你们一无是处”。当然，在演示了这种文化傲慢之后，历史见证了中国的急速衰落。如今，西方也可能面临这种命运。

问：你熟悉的邓小平有句名言，称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准备发声，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是不是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日子结束了？

答：邓小平确实说过中国应该低调，专注于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不过，他表达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自信，因为中国走在正确的历史道路上。此后对他言论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这个重要部分。保持低调要基于自信，基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尊重的大前提。这也是邓小平的想法。

随着中国的崛起，习近平在一些关键议题[比如南海问题，中国正在那里开展填海工程，以便在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地方推进自身的领土主张]上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是出于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内部达成的新共识。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事实上，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表达过一种愿望：它们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

问：美国在误读中国吗？欧洲呢？

答：美欧都经常误读中国，特别是它们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预测。区别在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似乎接受中国的崛起，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双赢的机会。但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充满疑虑，乃至敌意。我对美国的劝告是：以双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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