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百年轮回后的新困境 z |
送交者: 2016年01月14日10:07:4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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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者 章立凡 为FT中文网撰写 阴历冬至刚过,就迎来了阳历新年。刚过去的这个冬至是个特别的日子,足以永垂史册。是什么原因,你们都懂的。 冬至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每年到冬至日,阴气尽,阳气又开始发生。指春天又到来了。这就是《周易·复卦》中的“一阳来复”。阴阳消长,也象征着事物的由弱变强,盛极而衰。《老子道德经》上也多次谈及这个道理,其中第三十章有这样一句话:“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凡物强壮了就要衰老,若违反此规律妄自逞强,这就叫不合于道,无道就会早亡。 新年伊始,不妨回顾一下远近历史。三年前,我也曾出席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3‘新年期许’论坛”,当时大家对新人抱有诸多期许,我发言的题目是《没有期许,只有反思和预测》。三年过去了,相信今天各位还会有不少期许,但即便是再恳切的期许,也很难唤醒装睡的人。今天,我还是“只有反思和预测”。 反思百年来不断循环的民间期许与官家承诺,你会发现,中国人每过几十年,就会做一回“中国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再到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伟人们不断地描绘美好的社会蓝图,而民间也不断地期许盼望其实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描绘了这样一个“中国梦”:“‘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9年召开新政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以诗一般的语言重描“中国梦”:“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着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疗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开幕词结束时曾高呼“联合政府万岁”,大会通过了被称为“民主大宪章”的《共同纲领》。 百年“中国梦”多是“宪政梦”,伟人们要大众相信,只有跟着他们走,就一定能实现梦想。当年老百姓就期许:“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要论“带路党”——他老人家就是。带着带着,走呀走呀,走到1949年,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突然“一边倒”,美国式的民主不提了,宣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呼儿嗨哟,国人的追求已久的“宪政梦”,很快变成了他乾纲独断的“专政梦”…… 此后六十多年间,联合政府演变成一党专政,中国的“梦工厂”持续造梦:1950年代提出“共同富裕”,历经大饥荒和十年动乱,结果是“均贫”;1980年代推出“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造就了今天的环境恶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然后,“中国梦”就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 试问还有然后吗?或许有,或许没有。中国人从传统上就缺乏契约精神。“承诺”作为一种政治权术,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中屡试不爽:订约,毁约;再订约,再毁约……可以循环往复地透支信用。但进入信息基本透明的大数据时代,这套伎俩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最近电视台热播《芈月传》,其中有秦武王嬴荡“举鼎绝膑”而死的故事。“武王有力好戏”,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均被任为大官,公元前307年,嬴荡来到东周洛阳,看见大禹留下的九鼎,与孟说举鼎为戏,折断髌骨而死。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后来芈月的玄孙秦始皇统一中国,大秦帝国空前强盛,但推行暴政,过度透支民力、国力,结果“二世而亡”。可见,无论个人还是家国,“物壮则老”、“不道早已”的道理是一样的。 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黑格尔认为中国其实没有历史,只不过是王朝的不断循环而已。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向黄炎培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上的“道”,往往是王朝“天命”所在,无道失去“天命”,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这个概念,如今又被附会成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去年有领导人首次论述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并与弗朗西斯·福山有所交流,这是个不错的开头,可见“合法性”的危机,高层也意识到了。但对于“合法性”的解读,目前仍是各取所需。 福山在其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一改其1990年代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对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主张“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让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相平衡”,或许令奉行“新权威主义”的高层感到欣慰。 最近,福山在接受“凤凰评论”采访时建议:中国要从法治开始,而不是从民主开始。可以仿效德国等很多欧洲国家,从建立法治社会开始,然后再过渡到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大力治理腐败是个好事,有利于真正的法治。但真正的法治需要强调的是对整个政府的约束,而不仅仅是对低层政府的约束。 可见福山所说的“国家能力”和“法治”,与传统意义上的“秦政”、“法家政治”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式宪政民主并非没有缺点,到目前为止仍是“最不坏的制度”;东方大国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却完全没有可持续性。试图借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反证“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未免鸡同鸭讲。 “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口号,是近三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承诺。但法治不是“法家政治”,把宪政说成敌对势力的阴谋,锻造以言治罪的文字狱,打的是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宪法的耳光;制造“政策牛市”和“做大做强”国企,昭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仍是政府。规定不准“妄议中央”,而中共党史中毛泽东“妄议”军事冒险主义,彭德怀“妄议”大跃进,邓小平“妄议”两个“凡是”,都是为了纠正中央的错误。堵塞内外言路,又何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的一年中,不期许执政党垮台的人中间,我算是其中之一,因为有政府比无政府为好。我也并非一贯爱唱反调——中国不会被唱衰,只会被治衰。过去一年间,不接地气的举措日增,疑似出现了某种认知障碍,影响到治理能力。最大的敌人仍是自己,若执着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自信,继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语),不仅会丧失历史感,也将丧失现实感。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由此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而“人亡政息”,岂不悲哉? (注:本文是章立凡先生在1月8日召开的天则经济研究所“2016·新年期许论坛”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取,原标题为《岁序更新,物壮则老》。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发表时略有修改。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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