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地区，意义非凡，在笔者看来，这折射出尊孔、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政府的鲜明行为。

　　这几年，传统文化虽然有崛起的迹象，但是依然停留在国学热的表象。受百家讲坛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一时间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人们对国学的一时热度恰恰反衬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之后屡遭重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砸孔庙，国人纷纷对传统文化给予抛弃。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止步于少数文化人研究国粹的范畴。

　　而儒家文化却在国外大放异彩，很多精华正在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对于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只有如此，才能与文化大国相称，才能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孔子进入天安门其实并不突然

　　传统文化热从04年就开始加温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文化名人联合发起了主旨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甲申文化宣言》，成为当年文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

　　依托电视台的强力推广，《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销量据称超过三百万册。她本人亦被称为“学术超女”，成为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明星，除了继续上电视弘扬传统文化，甚至被安排参观监狱，为犯人讲解儒家价值观。此外，04年开始，民间“新儒学”的也蓬勃兴起并发出声音，十博士反圣诞倡议书和这一年围绕小学生该不该读经的辩论都一时沸沸扬扬。

　　这股热潮当然有政府的助推

　　在传统热或曰孔子热中，政府也从未缺席。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作出重要批示。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

　　在政府推进下，中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添加了讲授儒家经典的内容，并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第一个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在96个国家开设320多家孔子学院，直到去年电影《孔子》从拍摄到上映，仍然可以看到政府的一路扶持。说孔子雕像立在天安门是这一系列的后续动作并不为过。

　　尊孔的实质，是建立“国家、民族”认同的努力

　　中国人的认同之惑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延续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认同。后三十年，则一直存在认同之惑，因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太过久远，脱离现实，而全面拥抱“西方主流价值”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所以寻找一个新的认同迫在眉睫。

　　这时候，树立起“传统价值”与“西方主流价值”并峙，号召国人凝聚在前一价值之下，共建伟大民族组成的崛起国家，就成为当然选择。

　　这样的认同重建不乏先例

　　不久前，马英九在“元旦祝词”中两次提到传统文化对台湾的意义，尤其是“六十多年來，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從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这让大陆不少人心有戚戚。

　　不必感叹国民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发扬，其实国民党也曾是反孔先锋。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党教育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科举)出身”，“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而当时尊孔几乎是“当权派”袁世凯的专利。而到了1935年，国民党找来10位教授，发表了当时反响巨大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内容与七十年后的《甲申文化宣言》极其相似。

　　告别“革命”，走向“国家”

　　革命话语退位是尊孔大环境

　　显然，《甲申文化宣言》也不能看做孤零零的文化事件，宣言发表十天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强调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评论界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努力发掘作为执政党的核心价值。

　　建设执政党则意味着对“革命党”形象的告别，革命党往往要制造磨擦、引起冲突，发展社会危机乃至暴力相对，执政党则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表现为协调、对话、避免冲突和维护稳定。革命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争成为革命党的硬道理;但执政党的哲学应该是发展的哲学，不再以“领导全国人民继续革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告别革命话语之后，则必须要新的政治认同来填补空白，建立文化，族群和政治体制上的认同是走出革命话语的必然选择。

　　用国家认同告别革命

　　革命话语在迅速被国家的概念取代，不仅仅表现在反革命罪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主题曲就是《国家》，这显然不是巧合。天安门广场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其重心缓缓往南移动，北端曾经最红最革命，一再出现在邮票上的天安门，其地位已经被代表国家图腾的国旗取代，用国家命名的建筑越来越多，国家大剧院在大会堂西侧落成，曾经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也在03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前立过的种种“倒计时牌”，更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与这个国家呼吸与共的直接感受。孔子作为“国家、民族”概念的支柱入驻天安门广场，并且矗立在国家博物馆之前，实在是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