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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高华的这本书描写了中共内部的权斗，为什么毛泽东最后能升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中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与独裁制和民主制都不同。所谓民主集中制是小团体内部的有限“民主”。这种机制有利于权术的运用：分化拉拢，各个击破，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会下串联，会上突袭，小集团阴谋，拉帮结派。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绞肉机机制，更有野心，更有权术，更工于宫斗的人会最后胜出。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全部都是这个机制的胜出者。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张闻天、博古被排挤淘汰，是因为他们的权斗不够狠，权术不够精，而与路线无关。最劣者胜出，中国早期领导人中，从人品上看，毛最差。胜出者追求的是中共小集团和个人野心家执政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中国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毛泽东是中共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行动。由于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异己的党内同志。毛自承：“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实际上，保守估计，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党员超过一万人。

长征中林彪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表示怀疑，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同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中的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不满的情绪。刘少奇请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在电报上签字。彭德怀拒绝签字，杨尚昆签了字。当刘少奇受到毛的指责时，为了脱身，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毛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毛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也使毛张结盟蒙上了阴影。会理会议后，毛将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嫡系李富春任三军团政委，实负监军之责。

毛进一步在组织人事上扩张自己势力。将与周恩来和莫斯科派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毛还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将党、军队、白区的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无人可及的优势与便捷。

为了反对博古，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和张闻天联盟。在毛的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取代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在红军没有根基，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者。张闻天虽然是总书记，他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奉命唯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还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

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热情诚恳地带领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又拥抱，又亲吻。可是就在不久前，毛泽东还用十分尖刻的语言，说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

延安整风的后果是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和个人渺小的观念。

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互爱坦诚。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毛泽东的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

毛氏整风之后，跟随的就是整人。审干、反奸紧随整风。胡乔木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而当时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甄别后，仍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还有一百多人。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延安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骑洋马，牵洋狗，四名保镖跟随。作为东厂管家，他是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

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的某种相似，引起了毛的好感。阎红彦因多次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而遭到高岗的打击，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刘等领导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什么线，只要大节无亏，又对自己有帮助，可以不拘小节。十馀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想起旧事，让阎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

1939年春，项英指令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将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发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53年，周恩来提议江青做毛泽东的秘书，这是江青合法参政的开始。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辱骂黄敬：“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你要老实坦白你的问题!”不久黄敬精神崩溃自杀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