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会说，岳飞是大民族英雄，秦桧是大奸臣卖国贼。而在 880 年前，岳飞被隔离审查时，社会上可不这样看。

岳飞统领着当时南宋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其规模、战斗力和影响力。相当于林彪统帅的四野，但岳飞被捕以至被害，他的部属中并没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和他一起遇难的，仅有部将张宪和儿子岳云，没有株连更多的死党，说明对朝廷的这一断然举措，当时的广大官兵即使不是坚决拥护，也都还情绪稳定。

另一路野战军司令韩世忠去问秦桧，老岳是啥问题？秦回答“莫须有”。这三个字，一般解读为“或许有”，我觉得更准确的意思，应是“何须有”或者“无须有”，也就是说，圣上的旨意，难道还不够吗？要什么罪名？

脑补一下韩秦对话的现场:韩将军弱弱地问，秦丞相则是倨傲地答。韩将军一身冷汗，知趣地退下。他怎么不再追问？幼稚！放在今天，面对这个答案，有人会追问吗？有人敢追问吗？

那个时候，最大的政治就是忠君。岳飞和秦桧，在忠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秦桧的忠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岳飞的忠君则不够绝对，还掺杂着一些个人的想法，时不时还有一些个性流露。而谁是忠臣，皇帝是唯一的裁判。宋高宗赵构既然作出了裁决，必然是英明正确的。如果有人敢跳出来说皇上错了，恐怕岳飞本人都不会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做错了什么？这个钦定的岳飞反党集团案，就算交给韩世忠来办，岳飞也得死。

1962 年，岳飞风波亭就义 820 周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奉命审理潘汉年案。此时潘已被逮捕关押十年，合议庭三名审判员研究了全部案卷资料后，认为指控潘汉年的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先旗帜鲜明地指出，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然后幽幽地吟了两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丰;窑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又语重心长地对办案人员说“宋代的岳飞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一语道破要害：谁也救不了岳飞。要拥护高宗的英明领导，大家就只能做秦桧。

敬爱的好总理长期领导地下工作，明知潘汉年是冤枉的，指示李克农查找核对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的电文往来，证明所谓潘汉年投降国民党与勾结日寇都不存在。李克农专门为此写了报告，但也没有能改变潘汉年的命运。

在法院还没有审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怀仁堂公开讲，潘汉年该杀，但是我们不杀他。在这个定调之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潘汉年十五年徒刑。

如果潘汉年是被冤枉的岳飞，那么奉命办理法律手续的最高法院院长，在报批的判决书上签字的好总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秦桧?

潘汉年的分量还不足以和岳武穆相提并论。说彭德怀是当代的岳飞，恐怕更加准确。

彭德怀从1928年平江暴动到 1959年庐山会议，三十一年间为党国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正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然而，一封意见书触怒了领袖，立即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解除了一切职务。全体中央委员，除了张闻天，没有人敢替他说一句话。七年后，北京红卫兵从四川揪回彭老总，挂大牌子批斗（有照片为证），惨不忍睹。

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到 1974 年彭含冤去世。十五年里，没有人替他仗义执言。威风凛凛的九位元帅、十位大将，大部分都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没有人替他鸣不平，只有落井下石。

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讲话说，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行，因为他里通外国。此时的刘少奇是不是秦桧？然而仅仅五年之后，刘少奇本人就成为中共最大冤案的受害人。他在开封地下室里切齿痛恨的秦桧，又是谁呢？

为清洗刘邓集团，毛泽东钦点林彪作为副统帅，一时风光无两，仅仅五年时间，他又被钦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在蒙古折戟沉沙。林彪对党国的功劳也是堪比岳飞的。且不说无敌的战功，他在九大后主张停止党内的残酷斗争，发展国民经济，今天看来，不逊于岳飞的恢复中原、迎还二圣。结果他重蹈了岳飞的悲剧不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断子绝孙。受到株连的林彪死党，竟然有数百上千人。办理林彪集团专案的那些人，算不算秦桧？

俱往矣，不说这些大案子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秦桧的影子无所不在。一个法官，明知道当事人无罪，但只要上边要定罪，他会毫不犹豫地按上边的要求作出判决。一个公司的主管，明知道公司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但老板说决不认账，他一定铁嘴钢牙，比刘胡兰还坚强。一个网络审查员，明知这个帖子说的是事实，但根据上边的指令，他也会坚决删帖封号。

当年秦桧面对韩世忠的质问，还能耿直地说“莫须有"，而今天这些小秦桧，决不会承担半点责任，“哎呀，这是上边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秦桧都望尘莫及。

许多奸滑如琉璃球的贪官，把《满江红》背得烂熟，挂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室，但他们整天想的，就是怎样让领导高兴。这种人在各个领域都能混得如鱼得水，通常大家还会赞扬他们情商高，会做人。渐渐地，秦桧人格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所有细胞。

做岳飞实在是太难了。就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但错失升官发财的机会，失去既得利益，对于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是不可接受的。古训说得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是取舍的唯一标准，道义多少钱一斤？于是我们只在口头上歌颂岳飞，但决不当岳飞那样一根筋的傻瓜；我们公开向秦桧的跪像吐口水，用鞋底子抽他，而为人处世，一定比秦桧还秦桧。

最近上映的《满江红》就是一个例证。500年前，明代文学大家文征明就公开指出，杀岳飞是赵构主使，秦桧只是“逢其欲”而已。但在张艺谋这里，仍然把岳飞冤死的帐记在秦桧身上，对真凶赵构的责任连一个字都没有涉及。赵构已经死了 800 多年了，不可能亲自审查这部电影，怕什么呢？既要写家喻户晓的历史题材，又不敢触碰“以古讽今”的高压线；既要票房大卖，又不愿写真历史。拍岳飞的电影，却无半点岳飞的风骨，这不是吃岳飞的人血馒头吗？如此苦心孤诣，竟然成功了。秦桧九泉有知，恐怕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