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之死给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士心里蒙上了巨大阴影。这不仅因为这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最不想看到或说是最怕看到的中国真相。然而，“你们想把他／埋葬在泥土里／但你们忘记了／他是一粒种子”


　　老高按：由刘晓波生前好友、零八宪章签署人等成立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和“刘晓波先生追思会”，发起全球公祭刘晓波活动，呼吁在7月19日，刘晓波病逝“头七”这一天的北京时间晚8点，全球各地人士在同一时间公祭刘晓波。
　　刘晓波7月13日辞世，“头七”应该是7月20日呢，还是7月19日？我不太懂，不过，我想这也不太重要。
　　连日来不断有朋友，包括美国朋友，谈起由刘晓波辞世、立即被火化被海葬引发的感想思绪，我感到，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将刘晓波之生与死，看作一个标志，探讨它对于中国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抓来四篇不长的文章，Bret Stephens《刘晓波之死与中国的衰退》（NYTimes），宋鲁郑《三大因素铸就刘晓波悲剧人生》（BBC），梁京《刘晓波之死与中国危机》（RFA），Steven Lee Myers和王霜舟《刘晓波的命运与中国民主的绝境》（NYTimes）。
　　这些人中，个别的我熟识，他们的观点南辕北辙，但这正好让我们能够兼听则明。其中每篇文章，都有我赞成的部分，也有我不以为然的部分，也有我虽然感情上不太能接受，但不能不承认揭示了部分事实的部分。这些文章，我相信能够开拓更多人对刘晓波病逝一事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从刘晓波病逝引发的悲愤，升华转化成对中国前途的关注度和推动力。


　　刘晓波之死与中国的衰退

　　Bret Stephens，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7月17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香港，刘晓波的纪念活动。

　　异见作家刘晓波于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狱中度过将近九年之后，他于上周四在关押期间去世。他的去世既是一场悲剧，也是一桩暴行。对于囚禁他的人来说，亦是一种警告。
　　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诽谤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们囚禁起来，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伟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惧怕让刘晓波这样的人自由地发言，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被称为“强大”。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权同时也是脆弱的政权。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令中国爱好者们恼火，多年来，他们一直预测这个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个基于小学数学方法的地缘政治分析：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6万亿美元，如果它继续以每年低于2%的速度增长，而GDP为1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继续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过我们。
　　滴答，滴答。
　　那么，再说一次，趋势与现实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于1961年预言，苏联经济将在1984年至1997年间超过美国。一度，日本的GDP预计将于2000年将超过美国。欧盟也曾被视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者之一。
　　中国与这些未竟者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十年来，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都在放缓；目前正处于自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代以来的最低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处于12年以来的最高点，而生产率增长则处于16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萎缩，仅在2015年就失去了近500万人。去年中国的资金外流达到了6400亿美元；中国的上中阶层正在通过对房地产的选择用脚投票。
　　所有这一切可能正意味着，中国像一个年纪渐长的运动员一样，正在走上和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同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经济体从贫困之中迅速崛起，但是由于寻租的精英、工厂工资上涨、人口失衡等因素，渐渐走向停滞。这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银行几年前指出的那样，“1960年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国家。”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糟。为什么？刘晓波知道答案。
　　被“中国崛起”假说所迷惑的西方人常常认为，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权记录令人遗憾，但对它的经济未来没有影响。他们说，经济体靠的是投入，而不是价值观。他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独裁政权带来了效率和决策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充满纷争的民主国家做梦也不可能拥有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独裁者有时会很富有，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现代化的。效率可能意味着愚蠢的事情也会很快发生。对经济资源进行政治控制则是腐败与资本配置错误的秘方。直至今天，北京仍把它的经济作为国家宣传的延伸，它编造统计数据，并且错误地把发展视为威望的象征。
　　这种看法的核心错误是假设价值观不是一种投入。“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刘晓波在法庭陈词中写道，这番陈词后来成了他的诺贝尔获奖致辞（在他缺席情况下被朗诵）。
　　“正是这一进程，”他补充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创造力需要自由。各种创意需要竞争与冲撞的空间，不受社会和法律的处罚。随着经济走向创新前沿，对自由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可用信息与必要信息之间的差距需要尽可能地收窄。许多经济上必要的信息同时也是政治信息，这使得审查与镇压同经济动态发展的要求难以相容。
　　刘晓波明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模式注定会失败：这种远见卓识是令他入狱的《零八宪章》的核心。 “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份宣言中警告说。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听进刘晓波的教诲，北京迅速审查删改了关于他的报道，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上对他表达的哀思。但是，至少有一则尖锐的匿名消息来到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尼可尔·洪(Nicole Hong)的手中。中国的热心支持者们，看好了：
　　你们想把他
　　埋葬在泥土里
　　但你们忘记了
　　他是一粒种子。


　　三大因素铸就刘晓波悲剧人生

　　宋鲁郑，BBC中文网，2017年7月13日

　　（作者系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晓波罹患极为凶险的肝癌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海外一股震惊、同情、悲愤、示威的声浪。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欧洲议会和美国也罕见的一致表达关切。但不管如何，刘晓波的悲剧人生即将以这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刘晓波“不合历史时宜”的一生

　　刘晓波一生有三个关键点。一是1989年学潮即将进入尾声时，他却“不合时宜”从国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当然这并未能对学潮产生多大影响，但由于他和执行戒严的军队谈判，避免了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也使得清场和平进行。我们虽然无法说假如没有刘晓波是否就一定会有其他结果，但历史事实是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会意识到刘晓波独特的贡献。
　　1989年刘晓波的表现有两个特点：“不合时宜”与（温和）理性谈判。这一直体现在随后的两大关键点。
　　二是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全球经济体系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国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国视为抵御危机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西方价值观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和质疑、“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成为流行语时，刘晓波反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榜样发起零八宪章。这确实匪夷所思。这好比当苏联解体时，有人却号召要向苏联学习一样。所以不出意外的，这场运动根本没有起到推动者想达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对零八宪章的某种否定，有求于中国的西方也无法再实质性的支持刘晓波。不过假如他早一年这样做，结果将会有很大不同。“不合时宜”的特点再度体现。尽管一年后刘晓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发表了《我没有敌人》的演说。其温和理性的特质也同样显现。
　　当然刘晓波也并非一无所获，判刑后，他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授与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那么2008年经济危机后，又授与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总之给人的感觉中国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要给一位中国异见人士。说这个奖没有政治性，一切只不过是巧合，恐怕难以服众。
　　值的一提的是，当刘晓波获得提名时，他的对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运）极其罕见的联手反对。一些异议人士更是向诺贝尔委员会联名上书进行阻挠。刘晓波能让他的对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对他，显示他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和孤独，这恐怕也算是一种不合时宜吧。
　　三是他的人生最终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那时的英国还没有退欧，美国也还没有选出特朗普，欧盟依然还能团结。整个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愿有能力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但现在退欧后的英国自顾不暇，在欧盟坚决不让步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欧盟则由于英国的退出而实力大损，并不得不全面防范可能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得和中国联手应对来自美国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上的挑战。至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对人权毫无兴趣，而且由于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行为已经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时刘晓波患病，西方的表态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英国甚至连形式都没有。
　　可以说，这场病来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不过即使面临生命的最后关头，刘晓波仍然表现出一如继往的温和。
　　显然，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有其人个因素。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观上的选择还是客观上的突然发病。

　　中国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交谈过，他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海外民运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这一见解确实非常深刻。中国由此开始的长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运失去了历史着力点，失去了介入中国历史的能力，没有了舞台，他们自然也开始被边缘化。同时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对中国一而再的全方面让步，这自然也包括人权话题。甚至人权沦为西方拿来和中国做交易谋求自己利益的筹码。
　　我曾也说过，不管中国崛起是历史逆流还是顺流，但毕竟是一个流，任何个人在这个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选择对抗，其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这个长期持续的历史潮流中，一代代民运凋零，历史舞台对他们就此关上大门。刘晓波的悲剧也是一样。在中国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诉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苍白，难以赢得中国主流社会的共鸣，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实践其理想，成为不被理解的历史过客。可以说，那种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他们时代已经消失了。哪怕这个时期只是30年，40年，但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悲剧已是必然的结局。

　　狱中的刘晓波未能出席颁奖典礼，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西方的失灵与衰败

　　应该说导致刘晓波悲剧的最大原因还是西方。刘晓波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战后的表现却一而再的对他进行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两场反恐战争令美国由盛转衰，2008年经济危机令西方的合法性、正当性遭受严重削弱。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选择的介入下变成一场又一场灾难，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在欧美全面崛起。同时由于种族结构问题，西方也正面临文明的终结。
　　可以说刘晓波所信奉的东西正在崩塌。这对他的打击之严重可想而知。虽然他的病有家族遗传史，他本人也长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着坚实的基础，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是不会恶化得这么快的。对于刘晓波这样的人，个人、家庭利益的损益对他的影响并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击才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肉体之死并不是终结，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刘晓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现在则恰恰相反。
　　可以说，今天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中国以自己独创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西方陷入困境难已自拔给了他以最致命的打击。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消除了他当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则令其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正如历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剧不会仅仅是个人的，它往往是时代悲剧的写照。


　　刘晓波之死与中国危机

　　梁京，RFA

　　刘晓波之死给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心里蒙上了巨大阴影。这不仅因为刘晓波去世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刘晓波之死，人们看到了最不想看到或者说是最怕看到的中国真相。
　　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刘晓波生命的最后时刻，再一次羞辱他和他的家人？你可以说他们害怕刘晓波在海外说出他们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比如说，中国当局对他的死亡究竟有何责任？但我认为，他们借对刘晓波的羞辱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乎外部世界如何来看他们了。
　　中国当局的这种态度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危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发展与郭文贵爆料事件当然有非常重大的关系。郭文贵爆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内幕，这些内幕恐怕连中国的统治者自己也不可能完全知道，而一旦曝光，就给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容易理解的，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发展到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局面？当王歧山的家人六四后在美国购置房产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为自己安排中共垮台的后路，不会想到今天这些房产会成为王歧山的政治包袱。而正是中共最高层的家人在海外准备后路的行为，对整个中国各级官员产生了“示范”效应，打开了全面腐败的大门。
　　不过，如果没有美国和西方在六四后对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姑息，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创造了经济机会，也鼓励了大量不义之财支撑的海外移民和置产。谁的权势大，谁的机会也就越多。
　　从郭文贵爆料的内容看，中国大规模的贪腐，不仅威胁到了中国的内部秩序，也危及到了世界的金融秩序，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法治。中国的内部危机因不义之财的高度资本化、国际化，也转化成为国际危机。郭文贵爆料揭示了这一惊人的真相，给中国的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也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郭文贵本人认识到他揭露的真相可能给中国乃至国际秩序带来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他甚至认为，他的“郭七条”能帮助习近平走上正确的反腐路线。
　　习近平还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从刘晓波之惨死，从王歧山最近高调亮相的事实看，习近平并不认为他有这样选择的机会，而只能选择硬挺到底。这正是刘晓波之死让许多人感到格外沉重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政权危机因郭文贵的惊人爆料而陡然恶化，而刘晓波之死则提醒我们，中国的统治者为了保住权力愿意走多远。不同于历史上中国政权的危机，这一次中国的政权危机把无数人的命运都绑架了。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仅靠义愤和道德空论，显然不足以应对这个危机。郭文贵在最新一次爆料中，特别强调了当今科技的重要性。中国的腐败能发展到今天绑架世界的程度，事实上也与科技的发达有很大关系。那么，在新的技术中，是否也包含着中国以不同于历史上大规模杀戮的方式解决政权危机的可能？这就要看有没有智慧了，不仅要看习近平的智慧，更不能仅指望郭文贵的智慧，而要看更多人的智慧，包括一切华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智慧。


　　刘晓波的命运与中国民主的绝境

　　Steven Lee Myers，王霜舟，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6月28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Steven Lee Myers自北京、王霜舟自香港报道。

　　2008年秋天，数十名活动人士开始秘密撰写一个政治宣言。该宣言只有3554个汉字，但它列出了对于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主张，力图推动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到十年，该宣言的主要作者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目前被囚禁在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律师说他已处在肝癌晚期，目前保外就医。
刘晓波遭到监禁，以及他现在的病况，令人沮丧地反映出该运动的命运。它诞生于希望之中，却被中国对异见的不宽容所碾碎——鉴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其他国家对这种不包容越来越顺从，甚至是默许。
　　该宣言称为《零八宪章》，它模仿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见者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发布的《七七宪章》。中国有300多名活动人士率先签署了这份文件，之后国内外又有更多的活动人士签了名。
　　虽然现在几乎没有人觉得中国有望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至少在2008年的时候，那还是有希望的。
　　“在签署《零八宪章》的时候，人们渴望展开更多的公开对话，谈论和平的社会转型，”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学者和纪录片制作人艾晓明说道。“但现在社会管控更加严格，公民社会的空间急剧压缩。”
　　艾晓明在刘晓波坐牢之前跟他碰过面，她觉得很内疚，因为这件事的组织者只有刘晓波一人定罪，还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严判了11年徒刑，不过其他很多人也遭到骚扰，不得不转入地下，或者出国。
　　国际性的关注——刘晓波于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给艾晓明和其他人带来了保护他的希望，但是即便中国收紧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开始逮捕律师，全世界的焦点还是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
　　“看到他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我们感到难过。”艾晓明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一种幻想，觉得政府会因为他的国际影响而善待他。现在我怀疑情况不是这样的。”
　　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宣布之后，他的妻子、诗人和摄影家刘霞就一直在北京遭到严厉的软禁。周一的时候，他们的朋友间在传播一个手机录制的视频，刘霞在里面哭诉，称医生“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来治疗自己的丈夫。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中国基本人权方面做出了长期而非暴力的斗争”——曾经吸引了人们对其命运的关注，但这些年下来，刘晓波受到了冷落——如果不是被遗忘的话，其他国家出于现实需要，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和中国合作，不能批评中国。
　　中国对这个奖项的反应说明了与之作对会有什么风险。挪威政府在谁会赢得这个奖项上并没有发言权，但奖项是由挪威议会选定的五人委员会颁发的。中国迅速削减了挪威三文鱼的进口，使挪威失去了其三文鱼的最大市场。
　　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讲述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新书《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指出，中国掌握着那些强大的经济筹码。
　　艾里森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Harvard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他在一封从中国大连发来的电邮中表示：“很少政府有抗拒的能力或意愿。”艾里森正在那里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夏季年会。
　　在挪威方面，该国外交官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手段，说服中国全面恢复关系，这让挪威和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都感到失望。
　　而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这反映出跟中国做生意的矛盾目标。
　　“中国很聪明，”北京的人权倡导人士胡佳说。他提到正力图获得中国投资的希腊，最近阻挠了欧盟试图就特定国家侵犯人权的情况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发表声明的行动。
　　“因为经济合作、安全、朝鲜、恐怖那样的问题，领导不愿意跟中国提到人权问题，”胡佳说。
　　《零八宪章》的签署发生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末期。布什用第二届任期推进白宫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所宣扬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直言不讳地支持世界各国改善人权，但涉及中国时，他也服软。
　　奥巴马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一事表示称赞，但当参议院通过立法，要用刘晓波的名字重新命名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面的一条街道时，联邦政府却传递出了奥巴马会否决议案的信号。去年秋天特朗普当选后，该议案悄无声息地夭折在了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明确表示，在特朗普的议程上，人权没有安全和贸易问题重要。
　　“在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上，人权的地位降低了，”纽约大学法学院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School of Law)所长孔杰荣(Jerome Cohen)说。
　　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的担忧显而易见。“所有人都面临选民要求参与其中的压力，”孔杰荣说。“当然，美国也不再要求其他国家做任何事了，因为我们断定它对我们的目标来说无足轻重。”
　　3月，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打破传统，没有亲自发表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虽然他被安排在周二和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一起，在国务院发表一份与之类似的人口贩卖报告。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国务院首次计划把中国的评级下调到所有国家中的最低级别，表明它在打击贩卖人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周二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玛丽·贝丝·波利(Mary Beth Polley)说，美国已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并为他们提供行动自由，让他们接受自己选择的医疗护理。
　　随着刘晓波患病的消息传出，中国处境困难的民主倡导人士发表了一份新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远比《零八宪章》温和。它只是呼吁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并要求为刘晓波提供需要的治疗。几小时内，请愿书便获得了400多个签名。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神明）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以怪异著称，由著名现代建筑家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1852～1926）设计。教堂从1882年动工，迄今已经135年，还未完工——是世上唯一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安东尼·高迪的建筑作品，有七座被列入世界遗产）。教堂建筑如此另类，引起教会很多争议。但教皇本笃十六世于2010年11月7日造访此教堂，将其册封为宗座圣殿。凑巧，教皇驾到之前几天我也去参观，看到了他们怎样为迎迓教皇而忙作一团。
　　圣家教堂的怪异，从这两座尖顶可见一斑。
　　顺便说一句：有人疑问为何这座教堂建造如此缓慢，高迪答曰：“我的客户并不急”。他所说的“客户”，指的是“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