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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ID: CaptainWuya )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90后年轻人开始读毛选了。
地铁上，餐厅里，经常能看到年轻人捧着一本毛选在读。
因为最近几年世界变化得太快了，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世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们都有很多问题，很容易陷入困惑，我们很想从教员身上找到答案。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里，只要教员一出场，就会给人一种“这下稳了”的感觉，只要你跟着他走，就能无往不胜。
在大伙儿眼里，他是一个无比坚定的人，既有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又能用强大的执行力实践出来。
但教员也不是生来就如此的，作为上上个世纪的“90后”，在青少年时期，他也曾和我们每一位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有过困惑，对自己的前途，对国家的命运都有过疑问，也发表过稚嫩的言论，也曾相信过错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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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有一个当时的90后年轻人在名为《救国图存论》的文章里这么写道：
“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教员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写的作文。
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离开乡村没多久，刚从表兄送他的《新民丛报》里面，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
在此之前，他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叫做《列强瓜分中国之危险》的小册子，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所以不愿当井底之蛙，才毅然离开家乡出来求学的。
所以一接触到梁启超的思想，他就马上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救中国的路”，把文风犀利的梁启超当成了自己的爱豆。
当时他的思想还没有成型，所以很容易一接触到新奇的思想，就马上全盘接受。
康梁主张效法日本，说只有学日本才能变富强，教员也就跟着爱豆粉上了日本。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日本老师，同学们都不喜欢那个老师，但他很尊敬那个老师，那个老师教他唱一首歌，他记了很久。
“‘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当时，这首歌是赞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却从这歌中感到了日本的骄傲和美好，我企盼我的祖国，也能像日本一样变得强大。那时的我还没想到，日本会像今天这样野蛮。”
一年后，教员去省城的中学去读书时，又看到了《民力报》，恰好报纸当时在报道黄兴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他马上又认识了黄兴和孙中山。
在康梁的理论里，皇帝总是好的，坏人都是臣子而已。
但是孙中山的文章一出，马上又把教员圈粉了，让他觉得皇帝不能留，必须推翻清朝，建立共和！
当时还是少年的教员甚至极为热血地写了一篇檄文，贴到了学校的墙上，里面说希望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让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后来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教员还专门提到过这件事，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还不了解孙中山和康梁之间的分歧，这个政见有些糊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时有个革命党人跑到毛泽东的学校里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
一场演讲下来，全校的热血青年都热情高涨想要参加革命。
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愣是跑到湖南新军当了第二十五混成协的一个新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要为人民做贡献，谁说话都拦不住。在军队里，他亲眼目睹了旧军队的种种歪风邪气。
结果，仗还没打，清帝就退位了，那当兵也就没啥意义了，只能回来读书。
教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一中，后来又轻松考进了湖南四师，结果四师和湖南第一师范合并，教员又成了第一师范的学生。
在描述这段求学经历时，我们的大学霸润之同学，非常低调非常凡尔赛地说道：
“当时有两个朋友鼓励我报考，顺便让我帮他们也写一下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没想到三个人都录取了”。
其实他和朋友不光录取了，还包揽了前三。
嗯，我去参加考试，一不小心，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我。
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一位重要的老师——杨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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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昌济的教导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成熟，不再轻易听信权威人士的意见，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一师人才济济，和青年毛泽东一样优秀的人还有好几个。
萧瑜、蔡和森和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三个弟子，人称“湘江三友”。
萧瑜
萧瑜和毛泽东经常互相写信聊天、吟诗作对。
1917年，教员看到报纸上说有两个学生一起游历了全国，他就兴致勃勃拉着萧瑜一起，要在湖南下面的县徒步旅行考察。
徒步旅行这事没啥，很多人也能做到，但他们俩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一毛钱都没带，只带了雨伞和笔墨就上路了。
那没钱吃饭怎么办呢？
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帮人写帖子混口饭吃，运气不好，就摘点野果，或者只能饿肚子。
没钱住店，就只能忍着蚊虫叮咬在野外露宿。
等他们这番调查下来，两个人的衣服是破破烂烂像个乞丐一样，还因为看上去像是游手好闲的混混受尽了路人的白眼。
萧瑜自尊心重，有的屈辱他受不了。但教员却觉得收获满满，在底层的真实见闻，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光在学校里读书，脱离实际，最后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两个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思想上就有了一定的分歧。
萧瑜终究是书生气太重，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而毛泽东从此就意识到，无论做什么事，下基层实地调查人民群众都是第一位的。
那几年，中国动乱无比，又是袁世凯复辟，跟着又是南北军阀大打出手，搞得人心惶惶，和教员一起上学的学生，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
但有过生活体验的教员就一点也不迷茫，学校说要加强一师和社会的联系，他就开办夜校，教工人们读书。
袁世凯和日本签卖国的二十一条，湖南军阀施行白色恐怖不让人说话。教员就带着几个朋友趁夜色摸进长沙城，在城里发讨袁册子，让整个长沙城都为之沸腾。
1917年11月，有一群北洋溃兵逃往长沙，当时城中没有守军，大家都慌不择路要跑，害怕溃兵进城烧杀抢掠。
结果教员带着一帮学生，加上几个有真枪的警察，唱了一出空城计，愣是100多人缴了4000溃兵的械。
这一下毛泽东在整个长沙城都出了名，第一次用兵就打出这种战绩，就好比NBA的新人刚上场进的第一个球就是从自己篮筐把球直接丢对面篮筐里了，技惊四座。
正是因为有这种积累，后面教员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创刊号的目录都是这样的画风：
你们都闪开，这刊物我一个包圆啦！
除了萧瑜和蔡和森，毛泽东在一师还结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李立三。
1915年秋天刚开学，有个自称“二十八画生”的人到处贴传单，声称要找“不惜己身为国家者”的朋友，一起谈谈治国安邦的理想。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帖子看着像知乎上的键盘侠，还是狂得没边的那种。
不过，有位来自长郡中学的年轻人，对这个键盘侠来了兴趣，专程上门去找这个“二十八画生”去了。
这个年轻人叫李立三，他要去见的“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名字加起来二十八个笔画而故名。
青年李立三
两人刚一见面，毛泽东就滔滔不绝，把李立三都搞蒙了。
据毛泽东回忆，面对自己的滔滔不绝，李立三全程一言不发。就在毛泽东话语刚落，这个年轻人“哗”地起身，大踏步转身走了。
这场奇怪的“面基”，以毛泽东一脸错愕告终。
可毛泽东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话在李立三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据李立三回忆，当时自己面对着那位“知识渊博的大先生”，已经局促得说不出话了。
“我有点自卑”，李立三后来笑着对别人说道。
两人没想到的是，在这次小尴尬的3年后，他们的命运又有了交集。
从湖南毕业后，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到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月拿着微薄的薪水，冬天还得和几个朋友分一套棉衣，也为教授们不让自己蹭课而苦恼。
相比之下，李立三的苦恼要大不少。从学校毕业后，半是为了救国，半是因为生活无着落，李立三应征到护国军中当了一名文书，临行前他挥笔写下一首短诗：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然而，投笔从戎的慷慨豪迈被现实打脸了，参军一年来，李立三对军阀部队的腐败失望至极。
1919年初，李立三找了个机会从部队开溜，也跟毛泽东一样来“北漂”了。不过，由于筹不到学费，在北京转了好几个月的李立三一直没找到学校。
这时，一个相同的机会摆在了毛泽东和朋友们面前 —— 赴法国留学。
正是这次留学的机会，让毛泽东和几个彼此要好，又都非常优秀的朋友，彻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的合影，第一排中为萧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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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有这样一个机会后，一开始毛泽东是很兴奋的。
他设法为自己和同学们筹集到了数万大洋的路费。
但在出发前夕，筹够了钱的毛泽东却决定留在中国。
因为他根据之前自己和萧瑜考察的经验看，想要找到救中国的路，不了解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这时的李立三还很迷茫，他听了部队老长官、辛亥革命元老程潜建议：“小伙子，离开部队后，去读书，去看看世界吧！”，选择赴法国留学。
萧瑜一直对国外有兴趣，他也选择了去法国。
那群少年中，毛泽东是少有的拿得出钱，却选择留下来的人。
一去一留，为大家日后走上不同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1918年，教员曾和萧瑜、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想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讨论解救中国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信奉上了无政府主义。
当时，马列主义是世界潮流，但在社会主义传到中国之前，无政府主义被当成社会主义的一种传进来了。
无政府主义因为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独裁，还有一定的个体之间的互助，所以确实很容易被当成社会主义的一种。
教员和新民学会的小伙伴们一度也非常推崇无政府主义。
在求学的过程中，萧瑜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回国后，他依然还停留在无政府主义那里。
但是，这段时间，毛泽东却验证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不仅在和同学一起互助共学的过程中验证了小团体的无政府主义不可行。
1920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谭延闿管理湖南的时候，教员又趁机构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这个计划比当初小团体的实践更大：
在“湖南共和国”内要“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实业，自搞教育，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
而且，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把构想仔细写了出来，登在了长沙《大公报》上。
当然，湖南军阀肯定不同意，因为他的计划等于是要废军阀的权。
小伙子，你怎么上来就想废了我？
湖南自治运动搞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又回到了军阀高压统治下。
在种种主义上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却始终没有结果。
选来选去，教员最终还是看向了北大期间认识了的共产主义。
1921年，萧瑜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说：“颇不认同俄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普鲁东式的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
毛泽东马上写信反驳说，不认同子升兄的主张。因为国内的种种现实已经说明了，温和的改良走不通。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要等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1921年元旦，毛泽东带着他和小伙伴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民学会，让大家举手表决，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几种方法，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有，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即使认同布尔什维克的，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同意见。
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这里彻底分道扬镳。
毛泽东并不孤独，萧瑜没有选择共产主义，但李立三选了。
可即使同样是共产主义，对于要走什么路线斗争的问题，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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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渡重洋的李立三，为了赚学费，干起了没人愿意干的锅炉翻砂工。
机缘巧合之下他才发现，自己在厂里的师父是法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在师父的指点下，李立三在法国组织过好几次罢工，从理论到实践把领导工人运动的招数学透了。
前排左三为在法国期间的李立三，不过老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李立三和毛泽东分别研究的是“工”和“农”，但二人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毛泽东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不得那么从容雅致”，因此得了“猛将”的称号；而李立三在法国提到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时，言必称“推翻”、“打倒”、“杀掉”，被战友们称为“坦克”。
他们再次聚首，已经是相识7年后的1922年。
那一年，安源大罢工爆发了。
日本财阀、地主武装和资本家控制下的安源路矿局，被工人们称为“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此前曾有多位工人领袖，因组织反抗，结果都在这里被军阀杀害了，这里堪称“三座大山”的堡垒。
但革命的“猛将”和“坦克”，决心要试试这个“堡垒”有多硬。
1921秋到1922年初，毛泽东和李立三先后前往安源，为了不惊动资本家，两人都以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党员进工厂卧底的方式，设法与当地工人进行接洽。
而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中，主角并不是教员，而是李立三。
一向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到安源没多久就把工人的规模分布、生活状况、工资、诉求给摸清楚了。
他一面派人深入工厂联络潜伏着的工人领袖，一边在报纸上为罢工造势，揭露资本家的残忍和贪婪。
有人向资本家建议借刀杀人，让当地黑社会洪帮出面杀害李立三，结果等资本家上门才发现，李立三捷足先登，当地洪帮头目对他钦佩不已，早就成了李立三的同盟。
在安源的罢工动员集会上，李立三振臂一呼，台下万余名工人齐声响应，没多久，顶不住压力的安源路矿局就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就在毛主席还在潜心做调查时，李立三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了。
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仅有900名党员时，其中300多人就来自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
到1926年，李立三成为武汉工运领袖，国内军阀和反动派都大呼：“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实力不容小看”。
毕竟在当时，蒋介石嫡系的北伐第一军，人数也才6万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昔日共同讨伐军阀的战友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一时间，不少被反动派吓怕了的人纷纷宣布脱离组织，甚至有人为了几百美金、一张出国护照，就带人上门杀害昔日的同志。
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李立三依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各路红军武装分头占领城市，随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报告中，李立三坚信，只要自己振臂一呼，由工人组成的红军会“一夜之间遍布全国”，而有帝国主义支持、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会“水一般向我们投降”。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武装暴动中的准备》，1930年8月6日
接到这样一份计划时，毛泽东就知道不妙，他立刻上书反驳，要求红军不得暴露实力、与敌人正面冲突，所谓“敌人水一般投降”的说法不靠谱，建议李立三不要错判形势。
平心而论，李立三并不是个骄傲自满的人，可在长期的城市工厂斗争中，被百万工人簇拥着的他，看不起毛泽东稳健的建议。
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驳斥起自己当初觉得“知识渊博的大先生”：
“你们这是农民观点，犯了2个严重错误。只打农村不进攻城市，就像斩断手足而不斩断头脑。”
很快，各地红军战士陆续在广州等城市发动起义。
刚开始，红军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没多久后，各路军阀的正规军开始回援。
这个时候，李立三计划致命的漏洞暴露了。
具备作战经验的红军主力，在城市里缺乏后援，牺牲一人就少一人。而支持红军的工人虽然很多，但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二则是离开工厂和城市难以发挥作用。
没多久，红军伤亡惨重，支持革命的工人也因暴露后无处可去，白白牺牲在反动派的围剿追捕下。
李立三虽然学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激进的路线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
但教员在亲身实践之后，在实地调研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已经意识到占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农民武装才是革命的出路。
在大城市的行动接连失败后，教员依然率领红军打出了大片的根据地，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从改良到革命，从康梁到马克思，教员摸索了十余年，才终于用自己的实践，走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
尾声
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上来，很多年轻人开始读《毛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考研的时候能多得几分？是为了让自己升官发财，平步青云？是为了找到建设有战斗力团队的秘诀？还是为了能找到解决现在社会问题的良药？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无论目的如何，在找寻答案的路上，我们终究要和教员当初一样，在结合前辈探索的同时，靠自己的力量找到。
教员和我们一样，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
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教员忙里偷闲，拉上周恩来组织了一次“学生社团聚会”。
这个社团名叫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大学生在一起讨论时政的社团，由于有李大钊牵头，这个小团体一度发展到106人。
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仅7个发起人中，就已经有4人死于战火兵灾。
毛主席后来在诗词和文章中回忆，这场宴席，让他想起了那些跟自己相识、同行，再到分道扬镳的朋友们。
从维新变法开始，对于“如何救中国”这个问题，中国历代的精英们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几乎每一种主义都试了个遍，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无数的鲜血。
它就像是一道难于登天的数学题，被无数的聪明人思考过。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教出了杨昌济，杨昌济又教出了毛泽东。
薪火相传，在教员手上，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学习过他的思想，是他的学生，新的时代还有新的问题，面对着内外强敌的压力，我们要自己找到新的答案，走向属于我们自己的胜利。
我们不是他，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地成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