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笔杆子再批“投降派”，看似针对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实则将党内斗争公开化，暴露了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战狼外交在高层遇到阻力。为什么社会上有如此多的“崇美”“跪美”者？“投降派”大帽子指向何人？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习近平的笔杆子两次批评所谓“投降派”意义不同，而这次再批投降派是有秋后算账的意味。
他说：“上次新华社发表文章，就是去年6月，说让投降派成为国家老鼠，那个背景是贸易战，因为党内主张深化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和自由派公知就借贸易战之机倒逼改革。中方当时也做了一些让步，习近平的权威因此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后来习近平反悔，杀个回马枪，那篇新华社的文章就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调子很高。但那一次习近平没有成功，因为几个月后中国还是不得不走上谈判桌，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出台了一些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等等，和美国签定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次的背景不一样。这次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情初期，由于习近平的打压和隐瞒，错过了把疫情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间窗口，导致了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习近平本人也陷入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可是后来由于中国比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陷疫情、难以自拔，这个时候中共就趁机改写疫情的叙事，把新冠疫情当作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标志，重新强化他的权力。这次新华社发表的短评，‘崇美、跪美的软骨病’，又大批‘投降派’，这实际上是对自由派公知和党内不同声音的秋后算账。这又再次提醒我们，新冠疫情的叙事是何等重要，无论如何纵火犯就是纵火犯，你不能让纵火犯摇身一变，变成消防队长。
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共批判“投降派”，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防止党内出现中美关系变化的获益者。
他说：“其实中共党内这些套路没有什么新鲜的，都是一些旧的套路，现在也是一个旧的套路。某种意义上讲，党内现在批投降派和70年代的状况是有相似性的。换句话说，党内其实哪有什么投降派，谁都是执行习的最高元首的意志。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实物派，没有投降派。真正投降派在我看起来其实是习本人，他既是主战派又是投降派。批投降派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防止党内在中美关系这种谈判当中、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成为党内有奢望的人。他现在不是要打掉邓小平，现在也没有邓小平，但是他要防止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胜利者、收获者，其实他是为了打击这点。这是为了二十大在做一个根本的定调准备，这是最基本的。其次，我们要看到有些具体的背景，去年6月11号人民日报发社论和今天、和这一周在谈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具体背景。上次是贸易战，这次是美国大选结束以及美国最新的是对14个人大副委员长做了一个制裁。其实这个集体制裁跟过去对单人或者是对香港官员制裁、对成员国制裁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个制裁以前可能我们也讨论过，这个制裁在党内是有相当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其实是党内造成某种所谓“跪美”的外交上的一些压力，造成一些党内的不同的声音。这声音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看出来，就是北京其实是要准备认真地考虑准备加入TPP，诸如此类。我们看到党内目前其实在酝酿着跟拜登政府的一个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苟合。这种情况下来打压投降派，其实是一个相当虚无的说法，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扎阵脚。”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新华社评论中所说的“崇美”、“跪美”和“投降派”所指的并非一类人，前者是中国社会上的公知、“美粉”，而后者指的则是党内甚至高层的不同声音。
他说：“‘投降派’这个帽子很大，但是就跟“卖国贼”这个帽子一样，这两个帽子不是谁想戴就能戴得上的。拿‘卖国’来说，只有手里有国的人才能卖国，所以只有掌权的人才可能卖国。老百姓你想卖国你没得卖嘛，你有什么东西卖呢？投降派也是一样，投降主要是指政府，指的政府的高级官员，或者军队的将军、指挥官。文革批《水浒》，毛泽东就说《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让人们都知道有个投降派。那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他的意思主要就指的周恩来，周恩来自己也清楚。周恩来不是送到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高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就很清楚这话是指的他，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你看新华社这段社评写得很清楚，它说 ‘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换来相安无事。’这话一看那就指的当权的人。老百姓怎么去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呢？这显然是指党内的、甚至高层中的不同声音。只不过在当前情况下，他没法指名点姓的。就连毛泽东当年评水浒都还要含沙射影不能点名，何况现在。”
但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吴强认为，中共党内并不存在“投降派”，所谓的投降派有可能是负责意识宣传的部门给负责与美国谈判的那批人扣的帽子。
他说：“其实（中共）党内不存在什么投降派，谁也戴不起也不敢戴这个帽子。党内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只有负责宣传的、王沪宁这一拨人，他们在发社论。还有一拨，他们是负责谈判的，就是务实派这一拨。务实派当然要妥协，当然要用利益来交换。这个社论其实指的就是他们。那么现在就是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们在批判负责谈判的这些人。当然这也是秉最高层的意思，防止党内出现李鸿章。李鸿章是功高盖主，这是党内不愿意让人看到的，任何负责意识形态的人不愿意让人看到的，所以这是最关键的。现在真正的背景实际上是拜登政府上台可能对华要采取更强硬、更聪明、更全面的一种做法，比如跨大西洋关系的修补、美欧关系的同盟。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机会主义和以前、在大选前各种机会主义的设想都破灭了。这是一种失败以后的自我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