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处境及其未来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也就是秩序危机。无论东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视为“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进入一个非常态。

收入的巨大差异、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的现存秩序。在美国，各种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样对现存制度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图重建社会；在欧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着旧的制度，但经常是力不从心。

不难理解，如果现在的这些情况继续，得不到有效改善，当人们不可容忍的时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归集权，演变成专制。历史地看，没有一个政体会是永恒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在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这些领袖似乎都在想办法解决秩序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吗？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化秩序危机。原因很简单，尽管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他们并不能对今天的秩序危机有正确的诊断。

如果从大历史看，这个时代的秩序危机背后是人的危机，即人在这个新时代和新处境的自我认同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危机，无论怎样的秩序建设都难以应付这个时代的危机。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人为中心的秩序。

很显然，今天所有这些领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资本、经济发展、市场、权力、治理（对人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处境”，而非人本身。当这些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的时候，就导致了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恶化。或者说，一旦人们把秩序建设的核心从人转移开，转到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机就不可避免。

不过，人类的进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机。这一点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人的危机。或者说，社会进步就是人的进步。今天，人们怀念古希腊城邦制度，因为一些城邦的制度安排关切的是人。

雅典实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为了解决人的利益和荣耀问题。今天西方所说的“政治人”就来源于古希腊。“政治人”的假设的基点是人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人的“处境”，人人必须参与能够影响自己的“处境”的营造和形成。

古希腊也出现了专制的政体。亚里斯多德对古希腊不同政体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最理想的政体，他认为一种混合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混合政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

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神权时代，被欧洲人称为“黑暗时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放弃了人的权利，一切都要听从上帝和神的安排。不过，历史地看，即使如此一个宗教时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为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人的价值的文化遗产。宗教和上帝至高无上，但其中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学说得到发扬光大。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在西方人权进步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样，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变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纪也发生了教权和世俗政治权力之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宗教和政治被分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释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人；教权继续强调上帝，但政府则转向法律。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

在西方“人”的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运动能够像文艺复兴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文艺复兴真正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价值并非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价值和其他东西价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包括人权）都已经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得到弘扬，演变成为类似信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对“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世俗事物的信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型，即对“神”的信仰转化成为对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也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人权具有如此重要的关切。

探讨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

如果说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价值，那么探讨一种能够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则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制度领域。就制度而言，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政治开始进入近代。之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启蒙运动则把变革引入政治制度领域。古希腊实行过民主，但现在形式的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开始的。

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力量不断退却，而世俗权力得到强化。随着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无穷的战争。不过，民族主义最初的意义也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人的权利的。

民族主义的假设就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当时自由主义的表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确立自己的国家最能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从一个侧面看，民族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表达。尽管它以实现个人权利为目标，但最终走向了反面。首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个灾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多民族”性质，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其次，民族主义通过与其他民族为敌而强化自己。

不难理解，民族主义在内部造成了内战，在外部造成了战争。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经常变本加厉。即使在西方内部，种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变种）也经常给少数族群造成“处境”危机。

对西方人来说，人权的“敌人”不仅仅来自早期的宗教和专制时代的政治权力，也来自资本。尽管在向君主专制争取权利过程中商人群体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代表资本的商人群体很快成为人权的“敌人”。自16世纪以降到马克思时代，商人或者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的主体，但到马克思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过，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资本或者经济本来是人的“处境”，是为人服务的。但在原始资本主义那里，资本和利润本身成为目标，而人反过来成为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异化”了。而人是很难承受这种“异化”状态的。因此，在欧洲大陆很快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向资本争取人权。

欧洲人自己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

从时间点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一旦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了巨大的动能，对外极具进攻性。在欧洲，这两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世期间已经目睹欧洲国家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他对欧洲近代的转型的结果似乎早有预见。欧洲人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一个文化，为什么还互相杀戮呢？尼采因此勇敢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再能够为人提供生存的意义，人们需要寻找生命的新的根源。

不过，上帝并没有帮助欧洲人解决人的危机，是欧洲人自己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二战之后，欧洲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功不可没，因为这场运动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形式转型到福利形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本身发展逻辑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直到现在，尽管福利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一制度的确帮助人们实现了多方面的人权，例如免于饥饿、不会因为贫困而不能就医、体面的生活等。战后大众民主的出现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联的。大众民主在有效支撑了福利制度的同时实现了人们的政治权利。

那么，今天西方的人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还是回到马克思，即“异化”。人的危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的结合和互相强化，导致了西方制度的重心，从人转移到了资本和财富，而民主这一近代以来人们用来制约资本的手段在资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全球化、资本和移民，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这是最符合资本的逻辑，因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这些要素的流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利益。不过，在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过程中，人的危机出现了，因为社区不见了，地方共同体不见了，财富掌握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的各个群体再一次找不到人的意义。各种冲突，包括阶级的、不同群体的、宗教的、种族的，甚至恐怖主义，无一不是人的认同冲突。

到现在为止，西方社会对各种冲突仍然持容忍的态度，包括对阶级分化、对不同宗教、对不同种族的容忍。但这种容忍能够持续多久？这没有明确的答案。民粹主义、隐性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明显在抬头。

特朗普的选举犹如美国白人的公投。欧洲内生型恐怖主义的崛起也在和欧洲主流社会的忍耐度竞争。一旦忍耐度失去会发生什么？会再次走向宗教冲突吗？像马克龙那样的欧洲年轻一代政治家，能否再次“革命”，把西方的重心从资本或者政治转移到人？

一句话，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条件”，那么不管怎样的治理制度都难以应付日益深刻的危机。尽管治理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但人不仅仅是一个管治对象，而且也是主体。如何突出人的主体性，那是当代社会秩序甚至国家秩序重建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