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地位和技术创新的国家之所以是中国而非印度，是因为中国重新发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且“提高管理水平，这才是真正的进入工业文明的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文 | 文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

　　中国目前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因而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技术创新的爆发期，这将持续好几十年，我们目前稳居全球第一的专利申请数就是证明，而且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空间还远远没有穷尽，因此中国的这个中高速增长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然后一旦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包含于其中的农业现代化革命，我们就有能力追上美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沿。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把所有生产过程智能化，是一场用机器代替人脑的革命。以前的两次工业革命都是用机器代替人的体力，不是人的脑力。美国现在刚刚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且只有美国能开启，因为它的信息技术的市场巨大，可以支付研发成本。

　　中国一旦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必然能跟美国并驾齐驱，而且中国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中国到时候一定能超越美国。中国目前发展迅速的信息技术、电子银行、云计算和微信市场就已经初现端倪。

　　所以，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它们执行的重商主义全球贸易政策，包括各种具体关税条例、航海法令和半军事化垄断企业（如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16至18世纪的乡镇企业繁荣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类似地，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世纪末赶超并取代英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于美国的政商两界通力合作打造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这一市场培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巨头。美国通过南北战争，通过从墨西哥手里夺走加州和德州，通过建设横跨东西海岸的跨洋铁路，创造了一个比欧洲大陆还要巨大的规模化市场，因此它不仅能把英国能够量化生产的纺织品全部量化生产、变成白菜价，而且能把英国无法量化生产的产品变成白菜价。

　　英国的人口和地理规模不够大，只是千万级的。美国是上亿极的人口规模和大陆级别的版图，连电影都是量化生产，比如一年产几千部好莱坞电影，法国文化再优越，历史再长远，一年产出两部，你能竞争得过美国吗？欧洲人没有一人喜欢美国电影，说它没有底蕴，但是美国电影和电视肥皂剧照样能打遍欧洲市场。

　　美国把快餐食品都量化生产了，汉堡、麦当劳、肯德基输出全世界，所以美国比英国强大，不是因为它的制度比英国优越，而是市场和经济规模比英国大，能够把很多东西量化生产。

　　我们再回到中国，中国的潜在市场和经济规模是美国的好几倍，十几亿的人口，一旦这个国家启动起来，找到了它工业化的正确路径，以后就会比美国还厉害。

　　中国现在的微信就是这样，市场大，德国和日本人就算有再高极的技术，他们要和美国谷歌（google）竞争，搞不过的，市场太小了。而中国就可以。

　　德国有这么好的汽车引擎技术，可他能生产飞机吗？它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你要先依靠国内市场培育你的飞机产业，然后才能够打进世界市场。如果国内市场太小，你搞不了飞机这样的产业。

　　市场规模很重要，但是市场规模不仅仅是人口规模。印度不也是人口大国吗？但是他潜在的市场规模发挥不出来，因此它实际的市场规模很小，就连玩具制造商都孕育不出来，都要靠从中国进口。

　　因为印度各级政府没有能力去招商引资，没有能力为私有企业创造市场和销售网络。这些公共品 。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国家这个顶梁柱和各级政府官员这些催化剂才得以发生的，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菲律宾和印度没有这样的顶梁柱和催化剂。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但市场规模不仅仅是人口规模

　　经济学家误以为市场是天然存在的，有了私有产权保护和民主自由，市场就要多大有多大，现代化大企业就自动涌现出来了，误以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

　　最容易被民间私人力量创造出来的自发市场是毒品、妓女、赌博、和假冒伪劣产品。一个杂草丛生的野地和一个管理良好的生态花园是是什么区别？是园丁水平、管理能力、嫁接、栽培、灌溉系统、产业政策的区别。

　　所以说很多东西，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里面是没有的，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些理论是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就像林毅夫长期以来不断告诫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那样。

　　因此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类几千年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而计划经济这个实践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过一瞬间。

　　那些采纳计划经济的国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严重失灵，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他们长期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殖民，因此才决定用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

　　很多拉美国家采纳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了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

　　那是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比如国家能力和产业政策，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工业化确实是引进了市场经济要素之后，但是同时我们还保留了别的十分珍贵的东西，没有放弃。这些东西恰好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提供的。

　　我们长期对这点估计不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把市场竞争这个要素引回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药方就配齐了。而华盛顿共识里面没有我们保留的这些毛泽东时代创造的要素，因此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经济起飞。

　　俄罗斯改革的第一锤子就挥向了自己的“承重墙”，国家垮了以后，你还搞什么工业化？光有私有产权和一帮总想不择手段通过欺诈拐骗发财的投机者，你无法实现工业化。中国清朝和民国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

　　总之，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进行规模化生产，你不进行规模生产，一辈子才能生产一件衣服，你怎么变得富有啊？一辈子只能建一个房子，还是泥土茅草房，你能富有吗？全部东西都要量化生产，但是你要量化生产，不光得有技术，你的市场又从哪里来？你的销售网络又从哪里来？规模市场是一个公共产品，个人没法创造。看看历史上的欧洲列强是怎么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全球市场的？

　　当年荷兰最著名的好多商人也是军官，为什么军官和商人能结为一体，因为创造市场是要用有组织的暴力的。保护商道也需要暴力。正是地理大发现以后战争和贸易的结合，以重商主义和全球殖民为国策的近代欧洲国家，创造了后来的工业文明，其他东西都是副产品。

　　日本也通过学习西方走这条道路实现了工业化。19世纪中叶，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它看到和学到的是武力扩张、殖民、掠夺和征服，而不是民主自由；是强政府领导下的举国一致的“重商主义”传统和产业政策，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想象中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

　　这使得日本工业化十分顺利，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更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以至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

　　20世纪英国伟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就说：“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罗素，《中国问题》）其他老牌主义国家，凡是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商人阶层，为制造业创造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很多人高喊自由，却不知道自由是哪里来的。其实工业化让古代农业社会失去了很多自由，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工业化让人类通过失去自由来换取效率。

　　比如在工业化社会你必须按时起床上下班，不能够像在桃花源一般自由散漫；你在高速公路上有像农村田野里那样任意转弯、停留、后退的自由吗？你有像清朝时期那样对政府隐瞒你的家庭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的自由吗？你的一切隐私必须受到社会监控，包括对你的每时每刻生产力的评估，以此换取你其它方面的自由，比如出国旅游等等。

　　英国工业革命绝对不是什么小政府、有限政府搞的，而是强权政府主导的。但是，二战以后的今天世界环境不一样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来实现工业化，所以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方式。

　　以往传统是政府支持的商人集团去农村组织乡镇企业，帮他们进原材料，帮他们卖产品，从中赚取剩余价值。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天要想和平崛起，中央政府到地方到乡镇一级政府都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帮助农民组织企业，帮助农民提供商业信息，帮助农民创造基础设施，帮助地方通过招商引资来创造市场和发展经济。

　　所有这些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靠商人集团做的事情，政府官员都要积极地去做。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点起来，然后使其燎原，熊熊燃烧，最后吸引商人和企业家都参与到这个市场创造活动中来。

　　市场的创造有一个正确的顺序，从原始工业品市场，到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产品市场，再到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产品市场。而且每一步的市场升级都需要政府推动，最早是人工运河和马路，然后是高速公路和铁路，然后是高铁和机场。

　　像我们国家这样快熟的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网络建设，拉美国家就做不到。因为它们当年没有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打牢就企图靠大跃进方式进入金融自由化和福利社会，把自己搞垮了。

　　没有这样一步一步地自下而上地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不可能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市场来支撑现代金融和福利社会。

　　如果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就跟着西方理论，不分发展阶段去搞金融现代化，国家资源私有化，跨国资本自由流动，靠全民公投搞基础设施建设，让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根本没有今天，早就垮了。

　　所以说搞工业化一定需要国家主导，要符合工业革命的规律，而这个政治经济学规律长期以来我们是不知道的，马克思的东西被我们遗忘和抛弃了。

　　工业革命是有顺序的。我们今天才开始真正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发展，而且这个金融市场也要靠政府来搭建，它的监管非常重要。说到美国，表面上说它是自由经济什么都可以随便交易，其实不是的。

　　美国从食品到药品，从教育到医疗，从理发到金融，到处都是监管。这些监管的条例非常详细，多如牛毛。正因为如此，它的庞大的律师队伍才这么重要，因为法律条文太多了，所以律师的分工非常琐碎细腻。

　　没有这些多如牛毛的监管条例和法律，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早就坍塌了。比如美国在19世纪工业化时期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产品、假的医药产品很猖狂，假的东西满天飞。

　　我举个例子，美国历史上政府是不发行货币的，当时美联储还不存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私有银行自己发行的银行票据，政府规定与银行的黄金储备挂钩。而美国十九世纪历史上有6000到上万种假的票据在市面上流通。

　　美国历史上的药品假到什么程度呢，药厂商就在某个农村后院生产假货，然后号称它是欧洲的原装产品，实际上只是到欧洲进口那个空瓶子，然后自己伪造商标，里面塞东西全是假的。

　　所以说没有监管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市场的力量既可载国也可覆国。所谓企业家精神一定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追求发明创造，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接下来我展示一些数据来刻画经济发展和正确的产业升级方式之间的关系，用数据来说话。而且我找的还不是非洲国家的数据，我找的是亚洲四小龙和几个拉美国家的数据来作比较。

　　在历史上这些拉美国家与美国、欧洲一样，都非常富有，但是缺乏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工业化很不顺利，最后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去了。

　　找原因的话，西方经济学家就说因为政府贪腐，因为没有民主选举。但是实现民主选举后，政府还是贪腐，经济还是不行，他们最后又竟然说是因为文化不行，是祖宗西班牙殖民者不行，没有流传下来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可是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法律制度吗？可见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有多么愚蠢。

　　我们的图表是按照林毅夫和付才辉博士的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报告做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付-林图。这个图里横坐标代表它的产业升级的程度，就是该国非农产品在GDP的份额与美国相比，美国农业的比例很小，全部都是制造业服务业，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因此如果横坐标的值是0.5，说明该国的工业化程度是美国的50%左右。纵坐标就是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

　　如果产业升级的政策对头，那么随着产业升级，人均收入也不断提高，加速度上升，逼近美国。

　　但是如果产业升级政策不对，比如说清朝和民国把那么多大工业都搞在了大城市，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不会有很大提高而且还会下降，反过来影响产业升级，使得非农产值占GDP的份额下降（与美国相比），这样一来这个图里的付-林曲线就不会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曲线，而会是一条紊乱的曲线，像喝了酒后的蜘蛛织的网，乱七八糟的。

　　第一张图是中国。你可以看出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均收入是随着产业升级的步骤加速度上升的。而改革开放之前它一直在同一个水平上徘徊，说明产业升级有问题。

图一 ppt截图

图二 ppt截图

图三 ppt截图

　　第二张和第三张图分别是阿根廷和智利，他们被视为拉美发展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发展也是不行的。你看随着产业升级，这两个国家的付-林曲线到处乱串，绕圈子，说明这些国家在折腾自己。而且还半天找不到原因，一会儿搞进口替代，一会儿搞华盛顿共识。

　　在美国搞宏观经济研究搞得最好的就是从这些国家出来的人，像智利和阿根廷。在美国一流高校的外国经济学家不是华人，而是拉美人，华人搞经济学不行的，但是正因为不行，我们国家的经济才搞得很好。

　　德国人就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们的宏观经济很好，不需要宏观经济学家，而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一塌糊涂，所以才需要一大批人去美国研究宏观经济学。

　　当然也有可能是反过来，在美国训练出来的本国经济学家越多，回国后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搞得越糟糕。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幸亏没有海外华人拿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回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是那样就糟糕透了，我们不会有今天。俄罗斯政府当年就是相信了美国的经济学，让哈佛大学顶级经济学家帮它搞改革，结果搞垮了。

　　目前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叶利钦的政府内阁都是一帮受西方经济学影响很深的年轻人，自以为聪明透顶，照着美国教科书搞经济改革。他们今天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有退休金没有也不知道。

　　接下来再看韩国（第四张图），韩国是战后大家公认的工业化的典范，通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它的产业升级，收入也是在加速提高的。

图四 ppt截图

　　再往下一个是台湾地区，它的发展也是相当顺利的，但是这里面没有包括民国时期的状况，那段时期也会像拉美那样转来转去的，找不到方向。

图五 ppt截图

　　下面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我认为制造业和工业技术具有极其强大的外部性，因此仅仅依靠所谓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工业化，反而很可能是去工业化。

　　工业化符合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的过程。人类社会通过漫长时间探索，开辟出一条工业化的道路，有其基本规律。英国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行者，中国是后发国家，具备后发优势，因而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和追赶。

　　但是追赶需要技巧，你必须向前任学习，认真研究他们的历史，而不是轻信他们的言论和教科书上的数学模型。模仿英国工业革命需要知道它当年走过的道路和使用过的工具，因此你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必须正确，否则欲速则不达，会不断失败。

　　就像在子宫里发育胚胎，像在实验室合成化合物，像在课堂里学习数学，其过程都可以比原先的自然条件下发生的过程短得多。但是你必须循序渐进，符合历史规律。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一个道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让工业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是需要政府提供“子宫”、“实验室”、“学校”和相应的催化剂，这些人工环境和催化剂就是我们所指的产业政策和各级政府官员。

　　需要靠他们去与民间合作共同创造“有效市场”这个公共产品，按照正确的产业政策一步一步地由下到上地把工业革命这个“产品”合成出来。因此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国企和私企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可以自信地说，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地位和技术创新的国家之所以是中国而非印度，是因为中国重新发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在过去30多年间，在一个具有坚定工业化意志力的政府领导下，按照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顺序，一直打造并继续打造着一个比美国还要庞大的超级公共“市场”，这个市场一定会孕育比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还要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马云现象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比阿里巴巴和马云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还多着呢。

       人类目前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只有成功复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才有能力和经济基础开启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处于工业技术创新的爆发期，处于引爆自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

　　而我们需要永远牢记，工业技术创新发明的源泉不在高校，在企业，在实体经济，在制造业，在工业实验室。因为大自然的知识是因果律，不是同语反复的形式逻辑。因果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只能在干中学。

　　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就相当于我们有全球最大的课堂和实验室，那里在培育着一大批卓越的工匠和工程师，会产生天量的工程技术创新和发明。

　　有了这个巨大的学校和实验室你还担心吗？清华和北大落后哈佛100年也不用担心，有了工业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和的资金支持，以后清华北大会上来的，而且会有一大批比北大和清华还要卓越的研究机构和高校。

　　产学研结合是靠工业推动的，不是教育部推动的。美国19世纪末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爱迪生”之类的发明家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它的高校仍然是非常落后的，远远比不上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美国的大学教授能够在欧洲发文章。

　　说明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研究这些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律。所以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洋媚外、妄自菲薄。

　　一旦制造业升级到高精尖价值链，工业对高校的基础研究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就会去赞助或自建大型实验室，引进科研人才。有了企业的赞助，高校以后的科研能力一定会上来。

　　尤其是我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正在往工业和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发起冲击。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研究已经开始上来了，但是主要的爆发还是在实业界，还不在高校。

　　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场也会开启农业现代化和金融业的现代化，今后农业科技的创新也会大量涌现，农学院这样的学校和科研单位会供不应求的。

　　而要实现金融业的现代化，不能靠会吹牛皮的商学院，要依靠有实践经验的银行家和国家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是十分关键的，金融危机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工业化成就。

　　没有严密的金融监管，让每一笔金融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金融业就是一个大赌场，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

　　中国在工业革命下半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管理，包括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社会管理，政府管理，而不是空洞的政治体制改革。美国19世纪的裙带关系也是很厉害，腐败也很厉害，不过这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都会有内生的倒逼出来的相应的管理机制来克服。但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也要有意识地去主导和学习。

　　一定要知道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管理也是配置资源的另一个方式，而且是更重要更高级的方式。

　　企业内部是没有市场机制的，是靠管理的，因此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关键是管理，只要搞好你的管理，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你都行。

　　管理不只是企业的管理，还有社会管理、政府管理、公共管理都非常重要。中国过去是粗放式的自由经济发展，不是市场不够自由，而是市场太自由了，竞争到处是，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在管理。

　　我们的管理不科学。需要来一场管理革命和管理意识的革命。这非常重要，当年朱镕基总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时代条件，现在到时候了，否则就会输掉国与国的竞争。

　　管理革命不是疾风暴雨式的大变革，而是在不同产业、生产环节、流通领域以及不同行政阶层和政府级别甚至社区的和风细雨式的连续不断创新和积累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这才是真正的进入工业文明的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中国的企业和各个政府基层行政单位必须时常在管理方式上进行创新。

　　我在美联储工作，按理说它是政府单位，是国有企业，是最没有效率的。但实际上不是的，我所在那个部门每年每季度都要提出新的管理创新，提高后勤服务效率和质量，使得我们第一线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的发表文章。我们的成果也必须随时接受评价和反馈，收入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与表现挂钩的灵活奖金，而不是固定工资。

　　如果有秘书和助手帮我们服务，我们是要对他进行匿名评价的，他的服务不到位就需要改进和提高，这给他们上进的压力。但是我们平时也组织很多类社团活动加强互动和友谊，不是铁面人。

　　记得我国90年代的机场海关过境工作人员态度非常不好，但是后来大大改善，与发达国家没有区别，甚至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么每个人的工作台面下面都安装了三个反馈按钮，标示着“满意，不满意，十分满意”的打分体系，与奖金挂钩。这个管理创新的成本十分低，但是效果却十分好。

　　我建议国家的所有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都有类似的管理创新，接受老百姓（直接被服务的群体）的反馈和评分，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同时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使得彼此有感情联络，知道谁是谁，在民间创造一种口碑文化和改进相互服务的上进的压力。

　　不要都是陌生人，只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力量在那里调节。

　　高校也一样，除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必须接受学生的评分反馈，秘书、行政人员包括校长和院长必须接受教师的评分反馈，同时作为一个大家庭一起参加校公益园活动，相互认识，这样一来他们相互提供的服务质量才会提高。

　　不要一想到提高服务质量就是加工资，搞所谓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那是西方黑板经济学理论的流毒和误导。

　　而恰好西方社会和各个企事业单位都不是按照这一套黑板上的市场机制实行管理的。人与人的关系、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都是靠科学管理和正确的反馈机制形成与提高的，市场反馈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方面，但远远不够，还要依靠管理。

　　每一个城市的商铺、企业、公司、医院、学校都有一个社会评分渠道，让当地和外地老百姓对他们有一个评价机会和评分系统，这样才能剔除一大批整人害人的靠假冒伪劣产品赚钱的私人机构和公共政府机构。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红绿灯路口，都反映了管理能力。中国很多交通事故是完全可以通过马路管理和红绿灯路口的科学管理来避免的。

　　接受大众点评与反馈，与百姓见面，鼓励和奖励人民大众对产品、销售、流通、公司和社区治理提出改进建议，形成良性的上下互动关系和社区“大家庭”概念。

　　领导深入基层，工人参加管理，这恰好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管理方式。毛泽东从红军建军时候就特别注意管理，注重培育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正因为管理到位，哪怕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武器再落后，地理位置再差，也能打胜仗。管理非常重要，是真正的软实力。

　　按照中国今天的生产力，不管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销售环节、行政服务环节管理好了，我们就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了。

　　中国的民主社会的精髓，不是那种蛊惑人心的所谓一人一票多党制选举制，应该是毛泽东当年提倡的官民关系、官兵关系、干群关系，强调官员必须深入基层，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在美联储工作，我们的行长跟我们吃一个食堂，一起听研讨会，随时都能够见着，只有一个公共食堂。可是你现在到中国的高校去，干部有干部食堂，教授有教授食堂，校长还有自己的小食堂，甚至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睡房。

　　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彭德怀这么大的将军也是和士兵吃住在一起的。美国现在的部队管理和毛泽东的管理一样的，五星上将平时和士兵在一起的。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然后群众要参加管理。

　　在日本，企业管理人员是深入基层的，工人对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控制提出的意见如果被公司接受了，公司就会给你大奖，这样员工都有归宿感，外面的工资再高，他也不会轻易跳槽。

　　在中国，工资高一点就跳槽了，人才外流，那也是因为你管理没做好，使得他们没有归属感、亲近感和对集体的使命感。

一句话，人类几千年私有制下的农业文明和古丝绸贸易之路没有能产生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后参与全球争霸的欧洲各国在国家力量推动下的全球贸易公司的组建才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始。

　　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全球竞争模式和时代的到来。比如1600年由伊丽莎白女皇特许成立的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以其巨大的启动资金、国家授予的对亚洲市场实行贸易垄断的无限权力、庞大的可以摧毁任何殖民地国家反抗力量的陆军和远洋舰队，象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系统性介入、推动和保护的全球贸易浪潮的开始。

　　这场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国家力量参与和组织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才是随后引爆英国工业革命和导致欧洲列强崛起的秘密，也是揭开英国和欧洲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和法律制度建设的钥匙。

　　这也暗示了“一带一路”和利用市场竞争规律“做大做强国企”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21世纪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