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那之前，有一批之前跟随英国人的香港人，官员们，大批移民了西方各国包括澳洲。一个显证就是，在澳洲的公务员，领域里面，有这么一小批香港人，基督教背景的，在联邦公务员队伍里，做到了局处级。这一批人退休以后，再没有华裔，做到局处级了。我也见到了在，澳洲各大私人，机构里，有一批，基督教背景的东南亚，华裔移民，做到了小小经理的层次。 澳洲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以基督教价值为取向驱动的。与中国世俗社会完全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以价值取向为驱动的。所以你绝不会看到以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其他的一角，占领国会和领导阶层的现象。 当然有一个特例，就是现在，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移民，在公务员接城里抢到了中小经理的一部分的比例。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英文流利流利性绝不是他们能够做的超过华人的决定因素。我个人认为，最终决定因素是历史文化交锋遗留的心理优势产物。因为英国曾经殖民过印度，而印度人臣服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而1840年以降，中西方冲突都是以西方侵略中国，为主轴，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印度人那样的易以臣服，相反，大刀，长矛，鸟铳，也用来来进行抵抗。那么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对印度人的心理优势留存，是较为巨大的。对他们为自己服务也较为放心。加上近年的中国崛起，白人对中国人原本的心理优势之差就少于对印度人的，当然就更不放心了。从而造成了，在领导层次印度移民超越中国移民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在，中国对澳洲的大量出口上，是消费品。因为是在每一个商品的，购买决定时候的实惠驱动了澳洲人去购买中国的商品而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想反，印度对澳做的出口及大量的是外包服务。外包合同的特点，是金额巨大，但决定城池的人，是在极少数的，领导阶层。这些领导阶层的澳洲人，在中国与印度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们可以信赖印度人，但不敢或不愿信任中国人。这个文化心理现象，其实也是真值得中国对西方关系的，决策者们，好好加以利用，要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