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伤害以及社会损失也可以完全不同的问题，而是简单地把所有性质的犯罪混淆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地谈论犯罪减少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一个人被谋杀与一个人被偷或被抢是轻重程度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因而撇开犯罪的性质而抽象地谈论犯罪总量的减少没有多少意义；特别地，如果一个社会偷盗、抢劫的案件虽急剧下降，但是因为，比如说，枪支的泛滥，却导致谋杀案显著上升，而此时犯罪总量却呈下降趋势，那么请问这样的犯罪总量减少还值得去追求吗？至少，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作者显然忽视了，或者故意回避了，这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