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和生孩子这件事，正在变得越来越迫切。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现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多低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出生率低，跟总和生育率低有紧密关联，现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即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3个孩子，这个数据已经低于国际上认为的安全线了，世界上平均的总和生育率是2.41。
我们的邻国日本是典型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非常低，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仅约84万人，比2019年还减少了24407人，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日本总和生育率也低至1.34了。

对比就可发现，我国1.3的总和生育率居然比日本还低了，这么低的生育率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成为了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政府近年关闭教培行业，实行“房住不炒”国策，目的都是为了刺激生育率，不可谓力度不大。

但有点吊诡的是，1980年，中国政府在只有9.8亿人口时限制生育，现在14亿人口时却又鼓励生育，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是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但中国的老人绝大多数干了一辈子活，60岁之后帮忙带孙辈，农村老人以前交过公粮，但老了每月才能拿到几十块钱，甚至很多在65岁之后还在工地干重体力劳动，老人们创造的财富去哪里了呢？他们的养老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从生产关系来看待这个问题。市场经济把劳动者雇佣化，势必要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才能增加利润，1980年中国还保留了毛时代的一些福利体系，比如教育医疗还没有市场化，所以家庭人口越多，对于经济改革越不利。那个时候要限制生育，以便让职工能接受实际工资下降，使资本盈利。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又带来大量产业后备军——农民工，对城市工人造成冲击，为了保住工作岗位，他们也要被迫接受实际工资降低的事实。 

随着90年代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这些开支基本都由家庭来承担，人口真的变成了“红利”，而且人口越多对资本家越有利，因为过剩人口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产业后备军，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韭菜”，现在虽然中国人口达到14亿，但人口出生率过于低，使得资本家觉得未来韭菜不够了，这才是作为总资本家的政府关注出生率、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

要分析生育率过低的原因，首先要研究一下人口规律。

学者易富贤认为“人口兴衰决定文明兴衰“，此种说法影响颇大，似乎社会经济很多问题都是由人口引起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长不能说明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相反，人口发展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 

我们反对离开社会制度、离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反对把人口规律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迄今为止人口发展的规律，经历了由工业革命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一般会经历一波快速的人口增长过程；随着工业化的逐渐完成，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但出生率并未如马尔萨斯所预期的那样随着营养条件的改善而上升，反而不断下降。

工业化晚期的这种出生率下降趋势，是由资本积累的规律决定的。 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相对增加，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大大延长，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提高，但工资相对资本积累来说上涨有限甚至会减少，劳动者只能减少生育数量。

简单地说，你能养多少个娃，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国家政策说了算，归根结底是由老板发给你多少钱和养娃成本来决定。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快速城镇化的趋势，意味着中国依靠打工收入为生的人已经大大超过了务农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劳动者主体已经不是农民而是工人，根据社科院李培林的研究，中国工人数量已经接近六亿。工人的阶级属性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靠领取工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除了劳动者自己的吃喝，还包括养育儿女的钱。要研究生育率的降低，就必须要研究现在工资的情况。

2020年5月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后来得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支持。

工资为什么会这么低呢？源于资本积累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化，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日益加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趋下降。这种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 

首先说相对贫困化，这是指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无产阶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与资产阶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较起来日益下降。国民收入是无产阶级每年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的总和（即v+m），其中一部分是归资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则是无产阶级所获得的工资收入。随着剥削的加强，工资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必然日趋降低。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改革初期至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而从 90 年代末期开始，劳动收入占比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降到39.8%，之后在2016年提高到44.5%。2017年和2018年，这一占比分别为44%和43.8%，2019年为43.4%。2019 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约35.1%， 比2008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但是，扣减了个税、社保缴费等项目后的居民可支配劳动报酬占当年GDP的比重，2019年为25.6%，仅比2008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北大姚洋教授所组织的中国家庭入户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部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10%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2022年，姚洋教授在北大讲座）。

另一方面，亿万富翁的数量却在快速增加。根据2022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新增153位财富达十亿美元的企业家，总数达到3381人。中国财富达十亿美元企业家的数量为1133人，排名蝉联第一，比去年增加75人。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仅表现为相对贫困化，而且还表现为绝对贫困化。

绝对贫困化，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它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的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居住条件恶化，劳动强度提高以及随劳动条件恶化而来的工伤事故增多，等等。

先说实际工资。实际工资是指工人得到的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从理论上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纳入工人必要生活资料范围内的物品，在品种和数量方面是不断增多的，这就决定了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品种、数量是不断增加的。但是，资本家绝不会按照客观上已经达到的这种水平来支付工资；相反的，他们总是要把工资压低到现时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费用以下。因此，即使实际工资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但工人阶级的生活仍然是困难的，他们仍然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中。实际工资和生活费用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也就是，我们必须把工资来和当下正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对比也衡量人的生活水平。更何况，实际工资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下降。直观地看，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靠40元工资养活一家七八口人没问题，而现在在城镇要养活七、八口人少说也要万把块钱。但根据总理记者招待会提供的数据，现在工人拿到手的钱平均在三千元。这一数据也得了北大姚洋教授的支持。据2021年苏州企业的调查，操作工税前月薪仅有4000元至4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员工到手月薪仅为3000多元，很难负担城市生活的日常开支和房租，结婚和生育更是难题，也就是仅能完成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无法完成下一代的再生产。

如果在业工人的贫困化的趋势表现不明显的话，那么在考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必须考虑到失业工人的状况。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曾说：“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末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失业、半失业人数的日益增加和失业时间的不断延长，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北大国发院姚洋教授2020年6月做过一个调研， 显示的失业率有15%，此外还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中国就业人口是7亿多，其中城镇就业占70%，也就是5亿多。如果按照调查的20%失业率的口径计算，有1亿多人失业。（腾讯财经专访）

工人在失业期间，断绝了收入来源，衣食无着，陷入极端穷困的境地。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会使在业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化。因为，资本家能够利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还有，工人失业后不得不依靠亲友中在业工人的资助来维持生活，这也必然要加深整个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住宅问题是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资料愈是大量集中，劳动者就愈是要相应地密集在同一空间，从而，资本主义的积累愈是急速，劳动者的住宅状态就不免愈是悲惨。”比如，深圳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土著手中，这些房东把出租房建的间距极短，被称为“握手楼”。北京上海的工人住房条件也极差，则表现为大量群租房和临时搭建的板房，以北京三环附近为例，一个100平米的房子住了20多个骑手，连厨房都要住两个人，每名骑手付月租金700元。还有不少工人，由于失业之后付不起房租，只好露宿街头，或者在桥洞、地铁站、火车站里暂避风雨。

劳动强度日益提高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也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不仅极力降低工资，而且还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劳动强度，以榨取工人的血汗。 由于过度的劳动和过分的精神紧张，劳动者的健康受到惊人的损害，即使在工资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是无法恢复的。因为，劳动力的消耗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恢复，而“超过这点，消耗就会按几何级数增加，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条件和活动条件就会完全破坏”（马克思）。劳动强度的过度提高，不仅增加了筋肉力量的消耗，而且使工人的神经经常处于特别紧张的状态，这就使工人精疲力竭，容易患神经、心脏等等疾病。这一点从夜班制度可以看出。中国工厂普遍实行两班倒制度。这是极其不人道的制度，工作12小时之后只能休息12小时再接着上班，劳动者的身体根本无法恢复。即使三班倒，看上去是上8小时，但夜班的8小时靠休息16个小时也是无法恢复的。

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恶化，必然使生产中工伤事故日益增多。2016年，《工人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广东珠三角一带的镇级医院有着这样一种特别现象：许多镇级医院都设有专门的手外科，而且是特色外科；因断手断指再接术精湛成为医院的王牌；网上专业特色宣传和招聘手外科医生的广告十分抢眼。这些镇级医院，哪来如此多的断手断指再接术？在一些家具等制造企业，劳动者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水平，而农民工也基本不了解木工和煅压机械没有安装防护装置的危险，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些企业无视产品质量安全，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制造无安全保护装置的机械压力机。偷工减料的背后，则是劳动者的断指之痛。据了解，广东每年大量的断指断手事故中，大多是属于机械压力机造成的工伤事故，其中木工和锻压机械事故发生率较高。

沉重的折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摧残着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未老先衰，过早死亡；同时，也给工人的子女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在中国，每年新增约100万出生缺陷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约5.6%。 除了近亲婚育之外，营养不良和职业危害因素造成对女工身体的损害是造成出生缺陷的主因。

经济危机期间，工人工资下降的最为厉害，失业情况也更为严重。这也会更为直接地影响生育，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人大面积下岗，那一年出生人口在改开后首次跌破2000万。2018年，经济下行，即使前面有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刺激，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只有1523万。 

总之，生育率过低的原因是占劳动人口主体的工人阶级出现了贫困化的趋势，无法正常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不取决其在进入城市后的生育意愿。即使有的生了也养不起，被迫卖掉的也屡见不鲜。曾任职于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王锡章在一份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统计了2009年至2014年间，福建省立案的被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 已侦破的案件中，拐卖别人的孩子只占总数的27.1％，“亲生亲卖”占到了总数的72.4％。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案例，2019-2020年“亲生亲卖”案件还是比较多。

中国生育率低于美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实行“甩包袱”的政策，所有的生育养育成本由家庭承担。1992年邓在南方谈话中说：“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的说法告诉人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准备配套实行西方的福利政策，也就是说青壮年的工资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家子人。

我国按照这种改革的思路否定了欧洲福利社会的做法，不给居民提供基本福利，所有生育成本都推给家庭，企业因为要承担女职工生育假期，不愿意招聘未生育的女职工，本应该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变成政府或企业的附属机构，无法发挥代表劳动者与资本谈判的作用，使得劳动者一方无法发出声音，即使不满意只能选择不断地换厂，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这又加剧了生育率的降低。

针对生育率过低的困境，马前卒提出了社会化抚养的方案。他认为，“一定要搞社会化抚养，政府既要承担儿童的养育成本，提供抚养帮助，也要从父母手里拿走更多的监护权，给所有儿童制定成长计划，关注心理健康，降低全社会的平均教育代表，而父母交出一部分监护权以后，不用再去担心内卷化的教育成本，反而有精力专心或子女来培养亲情，分享人生经验，做一个好朋友。”（睡前消息第275期） 马前卒还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睡前消息文稿第397期）

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实际上是国家主义的方案，马前卒口中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以国家主义为外衣的假社会主义，根本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如果社会发展到了“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呢？是财产私有制度，而马前卒的思路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加强技术监控，加强国家对公民的控制。谁也不愿意生活在遍地摄像头的社会，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看到摄像头都会本能地感到恐怖，而且监控并没有制止犯罪的发生和减少犯罪的数量。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家庭关系会被消灭，或者说，对于无产者来说家庭本来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但代替这样一个异化社会的不是加强监控和更为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具体到生育率的问题，首先，与政府承担监护权相反，生育的选择权必须回归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对生育的计划，只能是自愿性的计划。人多人少哪个好呢？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社会财富；作为消费者，人需要消费社会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种二重作用，决定了人口要维持一个适度规模。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由于长期战乱，青壮年人口损失较大，为了发展生产，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加上到医院生产的妇女增多，新生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到了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初步完成，中国开始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1979年的2.75、1980年的2.24。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应该由鼓励生育变为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维持适度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提高人口质量，但我们的决策者错误地搬用了马尔萨斯理论，把人完全看成了消费者也就是负担，1980年开始实行非自愿的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很多人听到计划生育想到的就是一胎化，这完全背离了计划生育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生产一部分的设立初衷。 

其次，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是在保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的改良方案。如果按照马前卒一贯的“任何一个方案都要考虑钱从哪里来”的思路，要政府承担抚养成本，政府设立新机构、加人手都要大幅度加税，最终转嫁到企业身上，企业为了盈利要进一步压榨员工，这样能解决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吗？   

要增加生育率，根本解决还是要靠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基础上企业、乡村和学校自己设立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大学免学费包分配，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养育成本居高不下和过度内卷的问题。曾经的公社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就是公社和企业靠自己的积累资金建立的学校，70年代城市小学归街道管，农村小学归生产大队管，不归教育局管，这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并监督落实，使学校摆脱政府和宗教的影响，政府应该被人民教育而不是政府教育人民。马前卒自己小学就读的学校就不是政府办的学校，而是企业办的学校，他自己还非常怀念那一段时光，只不过他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国企的特权。企业用积累的资金办集体福利本来就从欧文新和谐公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做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怎么能说是一种特权呢？只不过，随着生产的发展，上幼儿园应该推广到更为落后的农村，以解放妇女和生产力，在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时代，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这是不难做到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人口素质，如果排除掉了资本因素，机器人已经可以替代大量的简单劳动，大量人力能被替代，中国未必需要那么多人口，更重要的是优生优育的问题。生育知识的普及，婚检的真正落实，降低每年一百万的出生缺陷人口，这比提高生育率更为重要。毛主席说“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

总之，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工人阶级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失业，并彻底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状况，人们就会愿意带着一个新的生命来到美好的人间，这是实现人口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计划生育祸国殃民的原因，一个字中国人穷，两个字太穷，叁个字非常穷，四个字百姓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