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谈到中国的制度，近80年前的两次著名对话至今耐人寻味。

第一次是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国民参政员受中共之邀参观延安期间，7月4日在窑洞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设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得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对之：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二次并不太为人们所知，那是1945年9月毛泽东受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期间，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以书面形式向毛泽东提问，内容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分歧。

其中的第十问是：中共如何阐述“自由民主中国”的概念及界限？

毛泽东答之：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延安。

只是，近80年过去了，愈来愈多的人强烈地感到：中国依旧没能跳出这“周期律”，反倒显现出低水平的轮回。

为什么？

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国人的大问题。

作家吴思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于：小农经济的基础无法改变，故而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所以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对此，存疑者问：美国曾经也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缘何却没有坠入如中国那样的“周期律”呢？

问得好！

有人回答，是制度使然。因为他们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建立于程序公正基础上的制度。

的确，早在235年前的1787年，由美国国父们所搭建的制度框架运行至今，已经被证明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造就了美国的强大。

然而，倘若我们继续追问：国父们是根据什么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他们的智慧又从何而来？

这里试着做一延伸探讨。

窃以为，美国与中国存在的根本不同，最主要有二：一是新教信仰；二是地缘历史。

具体说就是：1）由基督信仰、新教伦理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曾经的主流文化；2）由欧洲海洋文化所造就的地理历史渊源。

美国的制度架构，与其建国之前及之初所具有的信仰与文明基础大有关系。

谈到信仰，成长于中国大陆的两代人，包括如我等这样的50后、60后，都经历过一次盲目的信仰。说它“盲目”，是因为信仰并非源自个体的深思熟虑，更谈不上对所信之物的起码了解。请问：当我们从小就立志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时，有谁真正读过马恩著作？又有谁知道法国大革命、欧洲“乌托邦”以及社会、经济、哲学论战的由来？

那时，我们听到的是对未来的最美好许诺，我们相信“圣主明君”，期盼着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政府无所不能，我们享有全世界最充分的福利，我们生活在一个令所有人羡慕的平等社会。当“伟大领袖”发起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革命、借以彻底改造人的思想和人性时，我们真诚地相信、拥护和配合，虔诚地每天进行着“斗私批修”，“狠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

记得“文革”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据说是毛老人家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纳成了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简单吗？就这么简单！

彼时，语录歌不胫而走，响彻神州大地，相信那一代人会唱这首语录歌不在少数。

可是现如今呢？造反？你造个反试试？

随着时代的演进与个人的成长，也随着阅读日趋广泛深入，还有“改开”后走出国门时的瞬间开朗，你终于痛苦地发现：曾经以为无比正确的历史和引为自豪的教育，几乎全被史实与真相彻底颠覆，那些“与生俱来”的信仰其实只是灌输的结果，完全不得要领；那些所谓的“圣人”、“伟光正”与“完美”的英雄，更是压根就不存在……

当年的“乌托邦”理想国的冲动，其实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它或许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只是，古今中外的所有实践，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从此，对原有“信仰”的笃信一点点褪去，最终荡然无存，而“信仰”的根基更是在刹那间轰然塌陷！

从未有过的沮丧！从未经历过的巨大挫折！那大病初愈的后遗症至今仍驻留在身体的每个细胞内，一时间难以退去。

失败的信仰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就是——逆反。一种被强迫、被欺骗后的强烈逆反！就像是小时候在幼儿园的一次痛苦经历：

记得在3岁上小小班时，一次，幼儿园的阿姨给我喂饭，是红烧肉。我已经饱得吃不下去了，恳求阿姨说“不想吃了”。但阿姨说：“不许剩！浪费就是犯罪！”于是不断地喂下去，结果最后忍不住呕吐，将之前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尽数吐出……从此再也见不得猪肉，一见到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吐。

这当然不是红烧肉的错，更不意味着真信仰荒谬。

尽管许多人出于不了解或曲解，对基督信仰颇有微词甚至强烈排斥，但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它曾经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根基，美国当年的制度框架完全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而那些美国的“国父”们，正是在上帝的庇护下汲取智慧，完成了当时让人难以置信的制度性创建！这一切都是基于：

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

在造物主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有用的；

人，拥有自由的天性；

又因为人皆有罪，人性趋恶，所以必须对掌握权力的政府保持充分的警惕，必须对掌握权力的人加以制衡，以防止他们作恶；

而尊敬父母、要有爱心、不可说谎、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谋杀与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等普世价值，更是直接来源于圣经十诫。

……

说到正义和道德的相对性，那只是指来自人的正义和道德。而出自上帝的公义与审判，则是绝对的。

正是因为信仰，人们才有底线，才会心存敬畏，小心翼翼，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见到弱者才会心存怜悯，干坏事时才会内心恐惧，没有平安……

岂不见《圣经—罗马书》12:19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说到地缘历史特征，中国与美国更有着诸多差异。

美国的文化脱胎于欧洲，从根本上说是公元16世纪“宗教改革”与“大航海时代”的延续。倘若进一步溯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时代的雅典。说美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浅薄的认识。

有史学家认为，拥有自由城邦和繁荣商业的雅典最终战胜了代表农业文明的斯巴达，这并非偶然。因为文明不是由人类自身所设计出来的，比如“理想国”等。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火种源于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出自社会习俗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而人类的思辨更依赖于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丑陋的一面，那就是“重商主义”背景下的海外扩张、殖民与掠夺！

相反，封闭保守的重农抑商，事实上抑制了文明的发展。

只可惜，人的误区正在于：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真相与真理、人与上帝混为一谈。

于是便有了“人定胜天”！

大跃进中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时这样说的：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何等豪迈，又何等荒唐。

话音未落，便迎来了席卷全国的三年大饥荒！

一旦人把自己当成上帝，一切就都起了变化，变得面目全非。

正因如此，中国与美国的共同点便被巨大的差异所遮盖，其本质是信仰与价值观的对立。

也正因为存在上述如此之大的差异，美国才没有跳入制度“周期律”的限制，而中国却始终受困于那该死的“周期律”！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深陷其中，当今的世界也在同时挑战着美国的底线与传统。

随着信仰逐渐从美国的主流文化中淡出，愈演愈烈的各种思潮令否定一切的极端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而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移民与难民的大量涌入，更是考验着美国立国时赖以支撑的传统基石。

试想如果换在今天，以当今美国的现状，当年那些美国“国父们”纵使有“三头六臂”，恐怕也创建不出那个相对完美的制度框架来。

这就是抛弃信仰、极端否定传统、任由多元文化野蛮生长的必然结果。

多元，不能没有基础，否则美国就不再是美国。

只有在提倡文化多元，但又不失其信仰基础和价值观底线的情形下，社会的凝聚力才会重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