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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走中间道路的人,要做好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思想准备
送交者:  2022年09月22日07:21:3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共产党与青年团本是双胞胎,却要转成家长与子女的关系。青年团心理上很难扭转。为什么最后还是得服软?一个重要原因,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都得听金主安排。中共的上级是共产国际;而青年团的上级是共产国际麾下的青年共产国际


 相约建党的元勋不参加一大,青年团首任书记脱离中共

  《伐林追问》第21期 2019年11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胡锦涛时代落幕,习近平时代开锣,加速沦为“党棍培训基地”的共青团,就像个小媳妇,动辄得咎,战战兢兢。习近平破天荒地在2015年举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会上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中纪委通报2016年2月对共青团中央专项巡视整改情况中,严厉抨击共青团干部办事不力、人心涣散,存在“四化”问题:“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个批评不禁让我想起文革中狠批共青团,说团中央“三胡一王”带领青年走修正主义道路(“三胡”没有胡锦涛的份,是胡耀邦、胡克实和胡启立,“一王”是王伟),共青团蜕化变质成了“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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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讲话。

  不仅如此。中国所谓的“群众组织”都是御用工具,这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共青团是比较特别的,特别就特别在它有个“先进性”的招牌。工会没有这个招牌,只要是个职工,不管先进还是落后,都可以成为工会会员;妇联没有这个招牌,只要是成年女性,都可以归属妇联;还有侨联等等都是这样。但是共青团并非只要是青年,就可以入团的。必须本人申请,组织审查,确认你够格当先进青年,才开团支部大会通过。
  特别还特别在,俨然就是中共的嫡系长子。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到团中央机关报到的第一天,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建功给我们新职工训话,就十分得意地说:“我们共青团是直通中南海的!我们直接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直接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其它哪个群众组织能说这个话?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个帐。虽然到了五四,他会说些“重视青年”的官话套话,就像到了五一就讨好职工,到了三八就强调一下半边天作用一样,这都是官样文章过场戏,不必听了热血沸腾。实际上在他心目中,共青团不再具有什么特殊性,就跟其它群众组织等同看待。
  共青团确实该批,堕落得不成样子。但是要按习近平的批评,共青团只会堕落得更快。习近平现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又是军委主席,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他批别人怎么批都可以,别人批他警察就要上门抓人。如果放开言路,真正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真正让共青团的干部、团员和青年敞开谈谈对习近平真实的感受试试!如果真有那一天,青年团才谈得上可能起死回生。
  我谈到了历史上,共青团其实与共产党是一奶同胞,可以说是连体儿,或者说孪生兄弟,都是被共产国际催产接生并供应奶水。而且在不短的时间内,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从组织来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个人来讲,是一身二任,不分彼此。
  党团不分有麻烦,党团分开之后也有麻烦。
  1922年5月5日青年团开一大,过后就从党组织中分离、自立门户。1923年12月中共中央俨然以上级领导者身份,对青年团下指示,要求青年团“逐步成为纯青年组织”;1924年又发出《关于团的青年化问题的通告》,这时就产生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青年团的一大,并没有明确是党来领导团。所以出现了摩擦,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不满意团成为党的“预备学校”,要与党划清责任,分而治之。中共之所以扶持青年团,打的算盘就是:从中培养挑选党员。早在建团前,陈独秀就和张国焘商讨过:“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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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任中国青年团书记施存统。

  但青年团一些人却不满意作党的预备学校。团的首任书记施存统就指出:“许多团员以为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学校(所谓预科),未进共产党的总希望‘升入’共产党,已‘升入’共产党的就把本团置诸脑后,仿佛升学的目的已达到了”。虽然他也说了这些想法是“谬误思想”,但是他流露出的情绪,却是不甘心当“预备学校校长”。这个态度受到邓中夏的批评,但施存统以后发的文章仍对团“替共产党摇旗吶喊”不以为然,提出“只宜取协助共产党的态度,不宜把他当做我们的主要工作”;并要在实际活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划定工作的责任”。
  第二,与党对立。大概欧洲的青年团员们多吹了些欧风、多淋了些美雨,更有民主自由思想。旅欧团组织向国内大会反映,“许多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党的政治行动常常不能使全体团员了解而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党团关系不和谐呢?
  原因之一,团对党的从属关系没有明文确定,青年团一时难以适应对党的心理转换:从“孪生兄弟”身份转换成“儿女对父母”的身份。而且,还是实力对比——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有一个解释很能说明问题:“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的误会和反动。”
  这段说明很有弦外之音。“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才195人。力量对比鲜明。若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和反动”——这话简直都隐隐可听出威胁之意了!
  原因之二,党是秘密组织,难免使人误会怀疑,一些团员对秘密组织敬而远之,施存统的一篇回忆文章也说:“从前中国共产党(是比我们还秘密的党)因特种的关系,不能向本团公开,以致本团有许多团员对本团的职员怀疑,以为本团的职员都是共产党指派来的,职员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那里操纵,甚至于说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械。……使本团许多很好的团员也怀疑本团,或竟因此退出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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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创刊号。

  党团不和这种状况引起关注。1923年8月20日,青年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把党团关系列为一项重要议题,在会议的第五天,全体代表讨论了团与党的关系,最后确定组织上独立,政策上完全服从C.P.(中共),也就是说,对党表示臣服,承认你是我的领导。
  为什么共青团服软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说了算。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承认是国际的支部,就得听总部的。中共的总部,是共产国际;中国青年团的上级,是青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上级,当然中共就是青年团的上级了。这是不容争辩也不容讨论的。
  这说的都是前朝往事老黄历了,现在的共青团,还有向党叫板的底气和资本吗?

  说了半天施存统,这位共青团的首任书记,是怎样一个人呢?上面我转述了他的一些话,可以看出他很有些独立思想。施存统的出生年份,权威工具书上有的说是1898,有的说是1899——反正是个“90后”。他与俞秀松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窗。一师的校长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领袖、新派校长,广纳贤才,先后聘用了不少进步教师。经亨颐的女婿比他更有名,他叫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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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也曾是革命先驱们的摇篮。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和俞秀松,还有其他几个人李汉俊、陈望道、戴季陶一起成为研究会会员——戴季陶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吧,后来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但我一查,也是个“90后”!他是1891年出生的。比施存统大七八岁。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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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坚决反共的戴季陶,曾经为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立下汗马功劳。

  戴季陶还有一个重要身份:蒋介石的结拜弟兄,1913年他逃亡日本时,与蒋介石同租一室。要形容怎样成为两肋插刀的铁哥们,不是有这几句话嘛: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留过洋,一起嫖过娼……戴季陶与蒋介石就有共同的女友,跟戴季陶生了个儿子,后来就过继给蒋介石了,就是蒋纬国。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煽动建党,在他们的指导和督促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步伐。6月,施存统和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筹备会议。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共10条。会后,围绕着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叫“共产党”,陈独秀就一锤定音了。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施存统是中国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资格比毛泽东、周恩来要老多了!
  1920年夏天,施存统与俞秀松等人一起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中共要开一大,上海共产党成员李达、李汉俊来信,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当时旅日共产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个人,施存统是负责人,按说应该他出席一大,但他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便放弃了这次机会,失去了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机会,而让后来被视作汉奸的周佛海参加创党,给中共一大抹了黑。
  说也奇怪,这些共产主义者竟然都不太重视一大!传言“相约建党”的“北李南陈”李大钊陈独秀,就都没参加。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给他们都发了信,要求每一个地方的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陈独秀那时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什么陈独秀不回上海开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多么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不仅如此,他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主角———书记谭平山也拖住,要他留在广州协助他筹款。于是就只派了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陈公博后来在历史上的标签,也是一位“汉奸”。
  李大钊为什么没参加一大呢?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回忆说: “守常先生(李大钊)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也就是维权、讨薪水), 我正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刘仁静回忆:“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一大)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 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
  刘仁静还回忆:“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 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分不开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陈独秀和李大钊对各自的本职工作是真敬业!绝对置于革命之上,一个要给大学筹款,一个要给教师讨薪,宁可不去参与“建党伟业”!中共的大片《建党伟业》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吗?
  再说回1921年12月。施存统与一些日共党员被日本当局逮捕。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审讯时,施存统很干脆地说:“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统被驱逐回国,四个月后他在团的一大上当选为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他只干了一年。1923年8月,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选出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但他的神经衰弱已十分严重,于是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分工时,他极力推辞一切职务,最终辞职被接受,开完大会后施存统就离开团中央,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等课程。1924年10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被当局通缉,离开学校,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
  1927年中国政局大动荡,国民党与共产党反目成仇,相继发生“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八一南昌暴动、9月秋收暴动。施存统认为共产党已前途无望,他决定脱离共产党。1927年8月30日,他撰写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当时公开宣布脱党退党的人很多,但是施存统不同于一般党员,他是创党者、建团者、党团领袖之一,中共当时许多领导人对施存统公开退党,既张口结舌又咬牙切齿,认为许多党员团员对中共“拜拜”,是受到施存统的带动。
  施存统组织上退党很利索,思想上退党很纠结。1928年初,施存统与许德珩、李达等12人组成一个“本社”,是“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之意。其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走第三条道路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既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本社”还创办了《革命评论》、《现代中国》等一堆刊物,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施存统是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杂志的班底之一,与陈公博相约:不能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他没想到不久陈公博就骂了共产党,弄得他很尴尬。
  想走中间道路的人,总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他教书,搞出版,做演讲,因为批评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列入对五大进步教授的通缉令。幸亏有学生报信,他逃脱了,一度流亡日本。但在丢了饭碗、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他也不肯投靠国民党当参议员。
  我在阅读中国现代史时,除了建党建团那一段之外,很少见到“施存统”这个名字;倒是有个“施复亮”时常出现。原来他就是施存统,因为爱上了一位叫钟复光的姑娘,改了名:你叫复光,我就叫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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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存统和妻子钟复光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45年8月,毛泽东带着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接见了重庆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施复亮。施复亮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担任常务理事兼言论出版组主任。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作为民建代表参加大会。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施复亮、李公朴等许多民主人士被打伤,在当时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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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给施复亮(施存统)的任命通知书。

  但是共产党对施复亮这样的脱党者,虽然看在还有些微利用价值的份上,给予一定的礼遇,终究不会信任,只是放在统战对象名单上,给些闲职而已。中共建政后给他安排了劳动部副部长,但1954年他就因病辞职了——这时他才五十五六岁。文革中,险乎受到冲击,被周恩来保了下来。
  他的儿子值得一提:施光南是中国相当有名气的作曲家,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的称号。与国际音乐界同行比较,英年早逝的施光南产量并不高,但有几首歌传唱一时,像《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尤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让一位山东姑娘一夜成名。她在1981年的青歌赛上演唱这首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再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红了,歌手红了。两年多之后,她嫁给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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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丽媛(前中)成为最年轻的全国青联委员,与王兆国(彭身后戴眼镜者)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者施光南(王身后戴眼镜者)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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