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

文学即使不说是偏门，也是冷门。对于文学来说，似乎一直是处于边缘状态的。我说似乎，是指文学在某个朝代的某个阶段曾经红极一时，曾经短暂的成为显学。出了《最可爱的人》《金光大道》这类作品，其作家也红极一时，就像吃桃花的蒋大为，吃母乳的殷秀梅一样，一生吃饱一首歌。

能在生前以一部作品吃香喝辣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不管是体制内，还是民间村儒，大多数还是默默无闻的。能配享冷猪头肉的，也就鲁郭茅巴老曹，与之相衬的，杨健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中说过几位无名作家的生存状态。无名作家，为文学地火添柴加薪。这样的一群人，却只有北岛芒克食指等少数人被人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会被将来的专业研究者提及。

看一本《全唐诗》，在作家简介里，不是这个官，就是那个官，极少有纯粹的民间作家。就一个陆龟蒙，在最后结语里还用了四个字，“不知所踪”，这四个字让我内心无限感慨。绝大多数作家在当时、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不被看重的。他们只能卑微地活着，并且小心翼翼地写作。有一种文学，叫“御用文学”。中国的文学，总是和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弄文学，有人吃香喝辣，有人食不果腹，境遇截然不同。而食不果腹到底不行，穷困潦倒的曹雪芹只因生计乏力只能写出大半部《红楼》。幸亏前面有一个寄居西门庆家刚够温饱、开馆教塾的温秀才，耳闻目睹写了部《金瓶梅》。为中国小说开了先河。我们现在看香港太平书局的《金瓶梅》，一笔一划的小篆令人肃然起敬。写一本书，倾注了先辈无数的心血，不解决温饱，是无法完成的。作家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文学的高度和样式。

文学的冷，其实就是作家的冷。冷就是对文学的坚守。中国历来是专制社会，社会资源向统治阶级倾斜，所以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家绝大多数来自官僚阶层，民间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边缘作家不是教私塾、做中医，就只能寄居在寺庙里，作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生活境遇，制约一个作家的成就。而且，作家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敏感、纤细、脆弱，像顾城，就是典型的穷死的例子。心理素质本来就不稳定，封闭在自我的状态中，要应对复杂的生存环境，表现出力所不能及的惨状，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

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其中提到二战之前他去巴黎，谈到了当时巴黎作家群的生存状态。他说，由于法国人对文化艺术的尊重，所以也善待作家，“给那些从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而作家们也甘于过这种清贫的生活 ，“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立性”。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有罗曼·罗兰，茨威格说，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 ，“他们所有的人只为少数人所知，却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

甘于淡泊，是作家必须坚守的品质。但作家的养成和成长，除了自身天赋因素以外，外部环境也同样重要。唐诗为什么能盛极一个朝代，当然跟有唐一代宽松的文化氛围有关，才会涌现出密集的诗人群体。巴黎人对文学艺术的尊重，对文化的挚爱，以后出现塞纳河左岸这样的文化地理标志，也就不奇怪了。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凭空出现的。

2020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