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滦州兵变
1925年11月，张学良的副手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三角同盟”，郭与冯还另外缔结秘约。11月22日夜，郭松龄连发三篇通电，要意有以下几点：
一、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代父主持军政，“改革”东三省；
二、要求惩办“罪状累累”的主战“祸首”、奉军总参议杨宇霆；
三、主张今后罢兵停止内战（哈哈，实在是高！发动内战来制止内战？由我来打最后一场？严肃点，其要制止的内战，指张作霖有进攻冯玉祥的计划）。
通电当天（一说23日），魏益三（炮兵第二旅旅长）已率两个团一个工兵营秘密潜往山海关。魏益三偷袭山海关失手后，25日，郭松龄亲自率主力北上进攻奉军。此即“滦州兵变”（“郭松龄反奉”）。
“滦州兵变”是张、郭二人共同筹划、发动的，一个舍得一身剐，出面站在前台明处，一个不便公然叛父，隐于幕后暗处。
随郭松龄兵变的奉军精锐-京榆驻军，由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0月）时的镇威军（奉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合编而成。战后，姜登选被张作霖推举为安徽军务督办（即督军），姜离开第一军，率少量部下南下就任（孙传芳在南方反奉后，姜撤回北方，路过滦州时被郭松龄拘押杀害）；与此同时，张作霖把镇威军最重的一项兵权，一、三联军即京榆驻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儿子张学良，作为张学良的副手，郭松龄被任命为这支精锐的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为什么说“滦州兵变”是张学良、郭松龄共同筹划、发动的？因为京榆驻军官兵，都是吃“老张家饭的”，他们要么忠于老帅张作霖，要么忠于少帅张学良；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几乎全是张学良本人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唯张学良马首是瞻。“半外来户”郭松龄的权力完全来自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他在奉军中没有其它根基、人脉，甚至没有其它朋友；他的超常升迁也完全得益于张学良，他的所谓“赫赫”战功，拿去和张宗昌比，根本不值一提。没有张学良暗中撑腰，有几个人买郭松龄的帐？没有张学良暗中授权、布置，郭松龄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奉系精锐，根本无力拘押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起事的多达30多名军官（包括四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
郭松龄没有能力撇开张学良独自发动“滦州兵变”。但真相往往不是人们心中想要的东西。虎毒不食子。父子彻底反目决裂，甚至仇杀，这样的结果，对崇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张作霖的来说太残酷了。奉系高层，也都不忍、无法面对首领父子相残的局面，也许息事宁人，期待张学良改变、改观是最好的选择。在杨宇霆的安排下，郭松龄夫妇被迅速处死，承担了兵变的所有罪责，掩埋了张作霖们不想听到，杨宇霆们不忍听到的兵变真相（有说建议或下令处死郭松龄夫妇的是吴俊升）。当年的杨宇霆没有弄清楚的是，张学良叛父，源自政治立场的势不两立，张作霖是因“顽固”反苏反赤而被儿子背叛，他杨宇霆也是因为相同的政治立场，而成为郭松龄通电中的讨伐对象，杨宇霆的的结局已经注定，即使他对郭松龄的死没有责任。尽管他有智慧、有谋略、知进退，尽管他有分寸、不嚣张、不跋扈，尽管他懂得明哲保身，主动交出了所有兵权。。。但在胜利者、凶手编造的文字中，他将变成相反的一个人。
“滦州兵变”是张学良、郭松龄、苏联驻中国全权大使加拉罕、共产国际中国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共同策划的，“兵变”旨在推翻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对苏联输出革命，赤化中国，摆布中国政局，挑动中国内乱深恶痛绝、反抗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民国领导人张作霖，使张学良代父主政。
苏联是“滦州兵变”的总策划乃至1925年中国反奉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兵变前一个月的10月底、11月初，苏联向孙传芳（时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秘密提供了100万发德国造子弹，以援助其在南方进行反奉作战，驱逐南下的奉系势力（交换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苏联虽未公开或直接帮助郭松龄，但郭起兵后，苏联拒绝奉军使用中东铁路从吉、黑两省运送援军和军需物资南下（一说，苏联下令停止对奉系军队和军用品的免费运输，奉方需要军事运输须先付现金，并停止了哈尔滨至长春的客货运输）；同时，苏联-共产国际还在幕后指示、授意合作中的国共两党，对郭松龄兵变进行积极的舆论声援，多方位的配合和策应。
11月25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声援郭军反奉行动，高呼打倒张作霖、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等口号，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注：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重新出山，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在直皖战争（1920年7月）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前，曾与日本结盟，坚决反苏反赤化，是当时苏联、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国共同的头号敌人。
11月28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独秀次子）在北京组织发动了“首都革命”：纠集群众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全城大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包围段祺瑞执政府（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预演），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和国会；为抓捕段祺瑞公审，派敢死队冲击有军队保护的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达数小时；29日，在天安门再次纠集五万人的“国民大会”，发布《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决议案，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宣称“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指冯玉祥、岳维峻、孙岳的国民一、二、三军，岳维峻是胡景翼的继任）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的）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
为了在军事上配合、策应“滦州兵变”，李大钊还派任国桢、朱霁青、陈晦生、彭守朴等人在哈尔滨、奉天等地组织“东三省国民自治军”等武装，计划在郭松龄军队到达奉天时，举行暴动进行接应，里应外合夺取东北政权；任国祯还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帮助下，为郭松龄兵变军筹集武器、弹药和军费。
“滦州兵变”不仅是张学良与郭松龄共同筹划、发动的，而且是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一次深度合作。
二 李大钊-李渤海；共产党人的救星和一家人
1927年4月底，捕自苏联使馆兵营的李大钊等人被处死（一说李大钊被捕地是苏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张作霖不知道，他再一次杀害了儿子张学良的一批革命同志，其中某个人的死可能让儿子痛彻心扉。李大钊，或者李大钊与其重要助手罗章龙，很有可能就是张学良秘密入党或加入共产国际的介绍人，当时中国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将张学良发展入党的人，就是李大钊。张学良与李大钊的人际网有太多的交集，李大钊的助手罗章龙、吴雨铭、李希逸，李大钊的学生李渤海，李大钊发展的另一位秘密党员邵飘萍。。。都有张学良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张学良和李大钊应该在共同策划“滦州兵变”前就已熟识；经常在东北活动，并接触过军政界上层的罗章龙，也很可能早就和张学良认识，而长期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同时又与罗章龙保持密切联系和隐秘往来的黎天才，为了隐藏张学良的身份秘密，有意在其回忆录中，将张学良与罗章龙的相识时间推迟到1935年前后。
张学良无法让李大钊免死，但在同年秋，他通过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设法营救了李的学生、重要助手和承继人李渤海。李大钊死后，李渤海续任中共北方区委（亦称中共北京地委或中共北京区委）书记，但李渤海对李大钊工作和事业的承继内涵绝不止于此职务。李渤海出狱后，以自己的笔名黎天才为新的名字，为掩饰与张学良的真实关系，他没有立即追随在张学良左右，而是在陈兴亚属下工作。28年夏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黎天才被陈兴亚“推荐”给张学良，迅速地实际上成为张学良最倚重、信赖的智囊、亲信和东北军情报机构的首脑。即便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黎与张的工作关系仍不公开（有时他作为张的私人秘书而存在），黎为张学良秘密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依旧是陈兴亚部下。这期间，黎为张工作的内容鲜见记载，可查得的寥寥几项之一是，1929年，黎天才曾拟写“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一文，帮助张学良巧妙而有效地防止了国民党势力在东北易帜后借党务工作对东北予以渗透。直到“九一八事变”时，黎天才的公开职务仍是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兼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1931~1933年间，黎天才设法营救、释放了大批被捕的共产党人，从这一情况判断，1931年9-10月陈兴亚辞任后，黎天才应该仍任职于北平宪兵司令部和北平市公安局。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当天，黎天才赶赴上海码头迎接。张学良1934年3月1日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立即将黎天才召至武昌，令其组建剿总情报机构-机要处，并任命其为机要处少将处长。这可能是黎天才的第一个为张学良工作的公开职务。
李渤海-黎天才被称为叛徒、叛党者，但所谓”李渤海叛变，交代了藏匿在苏联使馆内的中共党员名单”之说其实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如果李渤海叛变并出卖了藏匿在苏联使馆内的李大钊，导致李大钊被捕被杀，那么岂会发生“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一事？如果李渤海隐匿了自己叛变一事，得以继续在中共组织内任职，那么张学良可能欣赏、信任、重用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贪生怕死，背叛、出卖自己师长，导致众多同志被杀的人吗？李渤海没有叛变，李大钊也不是李渤海出卖的，张学良、陈兴亚为了营救李渤海而制造了其叛变的假相，散布了其“叛变”的假消息。向奉系泄露李大钊隐匿地点的，另有其人。按共产国际和中共资深谍报人员，李大钊曾经战友陈翰笙口述的《地下工作二十五年》一文的说法，“向奉系告密李大钊潜藏在苏联大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一说苏联大使馆兵营）的人是李石曾”。李石曾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李大钊的国民党战友，曾与李大钊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组织冲击段祺瑞执政府。
自张作霖主政时期始，张学良就以某些名义、策略，设法营救、释放、保护被捕共产党人，李渤海即是其中之一；主政东北期间（1928年6月~1931年9月），张学良通过三次大赦等方式，又释放或保护了无数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刘少奇和饶漱石；主持华北军政期间（1930年10月~1933年4月），张学良同样营救、释放、保护了大批共产党人。1931~1933年间，平津和华北被捕的数百中共党员，绝大多数先后获释，黎天才、王卓然等张学良幕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而沦陷，张学良下野赴上海（一个月后出国赴欧洲），离任前，离不开毒品，“每天至少要注射几次吗啡”，“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的张学良，仍未忘记交待黎天才“放共产党人”，使又一批北平监狱内的政治犯获得了自由。
还有众多共产党人在张学良或其团队的帮助下逃脱通缉和追捕，其中包括张学良幕僚、部属中的秘密共产党员。
张学良将其营救的部分假自首、假悔过、假脱党、假叛党、假变节的中共党员吸纳到自己的团队中，如黎天才、潘东周（潘文郁）、吴雨铭等，这些人为革命事业牺牲个人名誉，忍辱负重，至今仍蒙受“污名”。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多如牛毛，以下是一份张学良吸纳、任用、培养过的知名共产党人的不完全名单：黎天才（李渤海）、阎宝航、潘文郁（潘东周）、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车向忱、巩天民、于毅夫、王以哲、王家祯、李杜、吴家象（？）、丛德滋、郭维城、李泽民、吴雨铭、李希逸、孙达生、栗又文、刘澜波、苗勃然、吕正操、解方（解沛然）、贾陶、常恩多、万毅、吴瀚涛（？）。。。在民国大军阀中，对共产党的渗透不仅毫不顾忌，而且主动帮助共产党在自己的部队渗透，为其发展、壮大党组织提供各种便利，真正视共产党为自家人的，唯有张学良一人。
注：上段中的名单包括中共党员和国际党员，及在两种身份间发生过组织转换者；名单中部分人物身份至今仍未正式公开，仍以“爱国将领”或“爱国民主人士”等面目示人；打问号者为高度疑似，但证据尚嫌不够充分者。
三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清晨，张学良与苏联合谋，在皇姑屯三孔桥（今三洞桥）爆炸谋杀了正从北京撤往关外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位首脑，陆海军大元帅，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得到张学良方面隐秘协助、巧妙配合的苏联特工制造了三孔桥的爆炸。这是一次完美的谋杀，从设计到实施都非常精巧完美，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张学良弑父的线索，张学良和他的情报负责人黎天才（李渤海）看起来与谋杀完全无涉。
注：理论上仍存在张学良、黎天才直接派出的特工实施了三孔桥爆炸的可能性。
既定的谋杀目标是两个人，另一人是与张作霖感情最亲近，政治立场最接近的结拜兄弟，同样亲日反苏的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一封电报让吴俊升从奉天远迎张作霖至山海关，坐进了张作霖的死亡车厢。时任东三省边防司令兼保安总司令的吴俊升是张学良代父主政的头号竞争对手。张学良需要吴俊升以死亡的方式腾出其职务。皇姑屯事件一个月后（1928年7月3日），张学良接任吴俊升原任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顺利主政东北。
爆炸前几分钟在皇姑屯车站登上张作霖的返奉列车，向爆炸实施者发出暗杀信号，并标记死亡车厢的张作霖结拜兄弟，张学良的四大爷，时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实业总长张景惠；用秘电协调合作谋杀的苏方、张学良方，给吴俊升发报，将其诱至山海关踏进张作霖死亡车厢的张学良结拜兄弟、玩伴、伴读，时任北京大元帅府电务处长周大文，是确保皇姑屯爆炸谋杀完美成功，一举杀死两个目标，不因意外情况失手或部分失手的关键人物。在列车上配合这次谋杀的张学良党羽中，其中一位是张的重要心腹，时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莫德惠。
（“皇姑屯事件”的大赢家是苏联和张学良，两大输家是日本和中华。）
从皇姑屯事发到二战战后审判，谋杀的合谋双方，及同阵营方，调动了庞大的资源，包括潜伏于日本军政界的苏联-共产国际间谍，通过营造假象、编造谎言、制造伪证，历时十多年，成功地把皇姑屯暗杀嫁祸给了日本（关东军），并使之几成“铁案”。
1928年6月，张作霖被谋杀的当月，张学良以为父治丧的名义宣布特赦政治犯，释放了被其父关押的国共两党党员（6月19日，返回奉天两天后，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19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时，以及1931年的元月，张学良还实施了另外二次大赦。张学良代父主政后的东北，表面上仍大体延续其父的反苏反赤政策，地方上仍在抓捕赤色、赤化分子，日本也不时将其逮捕的共产党移交奉方。不过，我没有看到过共产党人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被处决的任何记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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