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到贵州遵义，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先后由博古、周恩来主持，主要有两个议题：

       第一，讨论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第二根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及突围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参加会议人员及会议纪要情况如下：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央"三人团"成员

      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时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   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陈   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三、参加会议军团领导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四、 李德列席会议，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 

 五、 会议记录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要（第1天）

刘伯承：

      根据最新掌握的敌情，我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堵，但敌人的中央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四十多万人，正向黔北合围。黔北啊，成了四面应战之地，遵义的南面、东面有乌江阻隔，北面呢，是赤水河和长江，这个回旋余地很小啊。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要建立中央苏区，很不合适啊。

聂荣臻：

      对， 我同意伯承同志的意见，首先大家看，贵州人口稀少，资源又匮乏，特别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反倒是四川人口稠密，资源又富饶，最重要的是，还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可以策应，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会合。

朱德：

      他（聂荣臻）说的有道理，有些情况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这个川军啊，特别地排外，它不会轻易地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尤其是外省的军队想进入四川是更难的。我想如果咱们进入四川，遇到的肯定多数都是川军。

洛甫 （张闻天）：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另外，同志们，还有一点，我想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早在1930年，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就向我们建议过，让我们去四川发展。

博古（秦邦宪）：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好，那么第一议题就这样通过，放弃黔北，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好，下面进行第二个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由我来作主报告，恩来同志作副报告，请大家审议。

博古（秦邦宪）：

同志们，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和教训，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开诚布公的同各位好好地讨论，认真地总结一下。这要从我到苏区开始讲起。1933年的1月，由于险峻的局势，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于是我经过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到了瑞金，当时正处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阶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通过黄陂和草台岗两仗，就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打破了他们的围剿。那时的苏区一片蓬勃发展的趋势，也让我充满了朝气，我抱着极大和热情和期盼，来指挥工作，希望建立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生机勃勃的苏维埃中国。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蒋介石便故技重施，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丧失，使蒋介石能用大量的兵力对准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为了保住苏区，我们只能带着红军战士发起反围剿。可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怕牺牲自己的性命，蒋介石还是突破了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我们不得不撤离。去年九月，我收到了共产国际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指令后，我们出发了。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我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我从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回国，24岁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想要用自己学到的主义，帮助和增长中国的革命形势。军事上我们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每一步都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路线实行的。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看到红军的损失和失败，我作为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感到了十分的心痛。恩来同志在统计湘江战役牺牲人数时，我听到了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红军队伍，交到我的手里，我感到了身上的责任重大，更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所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和教训时，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这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路上的惨败，斯大林同志站在国际斗争的高度上来指导中国革命，我们要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我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在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发动了一百万军队，其中五十万军队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飞机大炮轮流轰炸，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二，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党对白区的工作领导没有显著进步，因此，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第三，红军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后，发生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正是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破坏了整个大转移的战略计划，才造成湘江战役的重大伤亡。我的报告讲完了。

 彭德怀：

      等等，讲完了。

博古（秦邦宪）：

      讲完了。

 彭德怀：

      讲完了，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你的失败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

博古（秦邦宪）：

      彭德怀同志，我知道你关心军事，但是也请你不要质疑“三人团”的工作方式，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是因为有恩来同志作副报告。下请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

      博古同志刚才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一些客观原因，确实啊，咱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是有严重失误的，这个”三人团“里面，我周恩来作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对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是红军总政委，我要负主要责任。

博古（秦邦宪）：

      大家对这两个报告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讲一讲。

毛泽东：

      我毛泽东有话呀，我老毛啊可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啊。

王稼祥：

      不同意。

朱德：

      不同意。

洛甫（张闻天）：

      同志们，针对刚才博古同志做的报告，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不正确，他过分的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而回避了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其次，博古同志，尤其是李德同志领导方式极端恶劣，现在一切工作，都被李德同志一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完全不听，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惩办的方法，使得下层指挥员的机动灵活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博古同志对于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非但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反而呢，是积极的拥护和助长，我认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你们所犯的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中所提到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第四，这些错误表现为用堡垒对堡垒的方式来指挥战斗，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舍已之长的打法，让军队损失巨大，最终还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在这儿，我还想再说一点，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原本我们是有机会同国民党十九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的，可最后呢，我们错过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最后，在战略转移和突围上，又犯了逃路主义的错误。在部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同志们，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例子，我想是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彭德怀：

      就是嘛，洛甫同志总结的错误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这么认识。

洛甫（张闻天）：

      这只是我报告的一个提纲，下面我想请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作一个具体的补充说明。

毛泽东：

      好，那我就接着说。同志们（刚准备说，休会了）。

博古（秦邦宪）：

      两点了（凌晨），时候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工作，这个会明天再接着开。

       会议休会。

遵义会议纪要（第2天）

周恩来：

      人到齐了，那我们继续开会吧。

毛泽东：

      好啊，那我接着昨天的话题谈一谈，昨天啊时间太紧，一肚子话还没来得说呢，今天好好谈个透。

      我认为，昨天博古同志提出的报告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痛心疾首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领悟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其中的失败，又作了深刻的总结，唉，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又觉得有些不舒服，不赞同？甚至昨天我也发现很多的同志一直在摇头，甚至依然很愤怒。

博古（秦邦宪）：

      我说的也是事实嘛，敌我兵力对比是10比1，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局面嘛。

毛泽东：

      唉，博古同志你这个问题说得好啊，一下子就说核心点上了。这个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现在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博古同志认为自己没有错，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错的，那么就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博古同志说啊，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于强大，那好啊，我们就来算笔账，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万，我们是4万，比例是2.5：1；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20万，我们是4万，比例5：1；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30万，我们是3万，比例是10：1；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30万，我们只有3万，比例是10：1；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40万，我们是5万，比例是8：1；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0万，我们是10万，当然了不包括地方武装，比例还是10：1；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敌人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那里去，那为什么我们会败得这么惨？甚至连中央苏区都保不住。好，这里啊，我记得博古同志在1933年对分析我们一定会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报告里讲过，我们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也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因为国内战争的规律是并不是你军队人数多就一定能打胜仗，以少胜多才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唉，这话说得好，可是怎么到了现在你就这些拿来总结失败当一些借口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分析。

      第 二个，博古同志说我们的失败各根据互相配合不密切、后期补给工作没做好，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了解我们的苏区，不了解我们的人民。经过了四次成功的反围剿之后，我们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工作，做得都非常的好，根据地群众积极地参军，已经成为我们前线最有力的保证，我们红军所需的财政、粮食等等一切的供给，都补充的非常好，你能说后勤工作没有做好吗？以上种种，都说明他没错，是干部问题。博古同志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既然是知道了他是犯错误了，那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昨天，洛甫同志在报告里已强调了认为他（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点我是赞同的，那我就顺着洛甫同志的话往下讲，我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

     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在这一点，我曾经受到党内严重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同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讲，可不是我毛泽东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中央就不会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子损失三千多人，欧阳健、张赤男，博古、李德你们都认识吧，他们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之中。

      第二，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硬逼着我们红军与十倍于已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打堡垒战、阵地战、持久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怎么能不输呢？

彭德怀：

      就是嘛，你们高喊着什么御敌于大门之外，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硬逼着我们与敌人硬碰硬，拚消耗，结果呢，仅仅一个广昌战役，我们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过湘江的时候，又损失一万多人，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团，现在就剩下几千人啦，你们这不不难受吗？这叫什么？这叫崽卖爷田心不疼！给他翻译。

毛泽东：

      好，先不要冲动，先坐下，一会再说。好，我接着说，我分析第三个错误，就是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的结婚证证根都带上了，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的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喽。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我们大家现在都可以笑，但在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过湘江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在滴血。

刘伯承：

      就为运台油印机啊，小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累得直吐鲜血啊！

毛泽东：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我们的同志用鲜血，让党内的同志们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武器在敌人的手里，我们只有挨打的份，所以，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像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我们被水浪打倒过，我们被海草绊倒过，终于，我们有一块井冈山小小的栖身之地，我们终于有一块自己的、可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但这个，是我们中央苦苦经营七年的计划，可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前功尽弃呢？为什么会有赣州之败、广昌之败，一个根据地都没有了，为什么在湘江之战时，我们损失了这么多的战士？

李德（军事顾问）：

      毛泽东同志，我来回答为什么。我和博古同志都是按照苏联的战斗规律来指挥战斗，可为什么苏联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却失败了？这难道不是执行者的问题吗？

王稼祥：

      李德同志，你不要乱讲话，按照你们苏联的规律，指挥的战斗，往往都是失败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一线指挥员领导的战斗，才取得过胜利啊！你们现在却要把责任推到执行者的身上，你们这是什么，这就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毛泽东：

      李德同志，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才刚开始讲，你急着把例子给我摆上来。刚才啊，我第一点在谈到底错了没有，第二点，再谈到底错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错呀。刚才，李德同志说得很好呀，为什么同样的规律，苏联红军就会取得胜利，而我们就会失败。我想这个问题，不光是我呀，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同志，在午夜梦回、辗转反侧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清楚，要想取得一件事的成功，就要知道这件事的发展规律和性质，以及它所涉及的所有事情。那战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战争的规律，怎么能打胜仗呢？

李德（军事顾问）：

      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充分研究过苏联战争，按照这样的胜利经验，难道不对吗？

毛泽东：

      李德同志，苏联战争，苏联战争，你也知道，战争之前加了苏联两个字。我们古代有一句古话，有一个例子，叫做橘，生为淮南则为橘，橘生为淮北则为枳，这是什么意思，橘树如果移动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了，橘树啊，结的果实又大又甜，而枳树呢，结的果实又小又涩。这就说明啊，气候、环境、土壤等等的不同，物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苏联跟中国，两个完全国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打仗呢？李德同志，我知道，你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很多的国际战争，并且还是伏龙芝军事院校毕业的，你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你不要忘了，你那个是苏联的经验，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你把苏联的经验，一模一样的照搬到中国来，并没有根据中国国情加以调整和改变，这是行不通的。纸上谈兵，没有想到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行军是走在山地上、平原上，还是河道里，只是在一张并不准确的地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去打仗，这仗怎么打？

李德（军事顾问）：

      是苏联红军牺牲和流血换来的，难道不能拿来用吗？

毛泽东：

      李德同志，苏联红军流血得来的经验，我们当然要尊重，但是，我们的战士流血换来的经验，难道就不值得尊重吗？同志们，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噢，李德同志，就像你一样，旁边有一个炭盆，如果你没有火柴的话，一定会想到用炭火来点燃你的香烟，但你点烟的同时，一定会离炭火很远，为什么，因为炭火会烧着你。可是你明知道跟敌人硬碰硬，会失败、会伤亡，为什么还固执地执行呢？当然了，李德同志也不是故意想破坏中国的革命，他只是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革命不够了解。还有啊，你一直在提苏联的革命。好啊，今天，我也来谈一谈。我记得列宁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分析，你天天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却恰巧忘记了这一点呐。给大家举个例子，部队在行军，在山地上行军，结果恰巧遇到了要练习正步的时候，这个指挥员就盲目地下达命令，全体正步走，会怎么样？所有战士们一定会摔下悬崖，活活地摔死，这不就是教条主义害死人吗？这不就是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后果吗？当然，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简单道理，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都会明白，在山上踢正步一定会威胁自己的生命，可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能这样固执地实行这种草率的决定的吗？（鼓掌）这个会，已经开了两天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之后如何能成的问题。有的人说我老毛是个土包子，我可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词，形容得非常恰当。我呢，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去苏联学习过正规的政治训练，只会天天在山沟子里面搞调查，搞研究，甚至第一支武装部队也是从山沟子里面来的，这是谁规定？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呀。我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光要懂得知道，还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就像我呀，主观思想里想着，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像苏联十月革命一样，一声炮响攻入冬宫，想法是好的，可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自己是弱小的，很少有人要我们自己的同志直视弱小这个问题。但我老毛要说一句，弱小并不可怕，就像水一样，这个水啊，可能是天下最软弱的、最柔弱的物质，它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它能灭火，威力够强大，第二个，水还可以穿石。所以，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开始，在我们中国红色政权确定在农民之中的时候，从我们红色政权根据地确定在农村之中的时候，就注定了我们是弱势的，我们的队伍也是弱势的。这算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军队，一样还是弱小的，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带着红军打胜仗，更不可能带领我们的红军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怎么才能胜利呢？就是要充分站在一个弱小的角度去想问题，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情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制强，在制的过程之中，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鼓掌）还有啊，李德同志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是不容忽视的，他同我们一起吃苦，一起转移，他有一些情绪，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红军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你也确实是有责任的，我们大家对你有些意见，你也要理解。

有紧急军情，暂时休会。

遵义会议纪要（第3天）

博古（秦邦宪）：

      今天晚上继续开会，秉承这次会议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原则，大家自由讨论一下。

王稼祥：

      我发言。同志们，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个人是百分之一百的赞同。正如他所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我党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啦！

洛甫（张闻天）：

      同志们，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是有理有据，尤其是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红军将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聂荣臻：

      说的太对了，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昨天会议上发言的第三点，我个人是深有体会。李德同志作为我们的军事顾问，连一个军事岗哨放在哪、一个迫击炮放在哪里，他都要强加干涉，大家说，他这不是乱指挥吗？

刘伯承：

      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了，哪个敢说呀，说了，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啦。

李卓然：

      是啊，我们五军团在湘江整整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战斗连连失利，指战员们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而顾问同志，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建议，完全是独断专行。

李德（军事顾问）：

      林军团长，你还专门写文章，支持过我的短促突击理论。

林彪：

      不不不，我那个短促突击理论，跟你那个是两回事。

李德（军事顾问）：

      同志们，我只是一个顾问，我的建议没有错，是你们中国同志搞错了，却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

刘少奇：

      你（李德）根本就不熟悉中国的实际，根本就不熟悉中国红军的实际。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批判。这一次，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根本。

朱德：

      说到军事检讨问题，我们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洋仗。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没有能力挽回你们两个错误的指挥，造成五万红军将士的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啊，尤其是李德、博古同志，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我明确的告诉你们，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

洛甫（张闻天）：

      同志们，现在必须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军事上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再让他们指挥红军了。

王稼祥：

      我提议，为了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时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同时取消”三人团“。

大多数表示同意。

凯丰（何克全）：

      我反对。李德同志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呢，他昨天自己也说了，自己是个土包子，他从没去过苏联学过正规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山沟子里面，打过几场游击而已，你们让他来指挥军事，那无非就是靠几本书嘛，什么《三国演义》啊、还有《孙子兵法》啊。

毛泽东：

      凯丰同志啊，我问你，有谁是靠书本打仗的，况且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能用。《孙子兵法》你看过吗？它有几章几篇啦，看来是没有看过呀，那你凭什么说我就是按照书本来打仗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孙子兵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好好地学习学习。

王稼祥：

      我提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同时让他参与指挥军事。

大多数代表表示同意。

洛甫（张闻天）：

      用马列主义来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是行家里手，他有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成功经验，必须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

      你说得对，我是军人出身，我需要毛泽东同志的帮助。在战术上我在行，可是在战略上他比我强。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到闽西到赣南，这一路走来，我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才有了朱毛不分家呀！

毛泽东：

      我呀，还是做个参与者，协助者，这真正的指挥者，我看还是恩来同志比较适合。

周恩来：

      我不行吧，我犯了错误，对不起大家。

毛泽东：

      昨天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过了，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呀，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况且我们现在还是不要破坏共产国际的规则，所以我认为，恩来同志是最适合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信你。

周恩来：

      同志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作为主要军事负责人，毫无疑问我要负主要责任，没想到同志们还这么信任我，让我担任今后军事方面的指挥者，那我就负起这个责任，改变我之前的错误领导，找一条属于咱们中国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的红军才有希望；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啊！还有一点，毛泽东同志必须在这个集体中出谋划策，而且必须要有实权。

代表们鼓掌连声说：好、好、好！

毛泽东：

      我是这么认为的，实不实权不重要，但打仗是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下决心最后拍板的人，我认为在军事指挥上，这个下最后决心拍板的人还是恩来同志。我呢，做一个给恩来下决心帮助的人，还是比较合适的。唉，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异议啊？

代表：没有。没有。

周恩来：

      好，大家没有异议的话，我宣布一下决议：

      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二，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的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

      三、政治局常委应该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四、由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纠正了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