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来自于人民
继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其发表的《政府论》中提出“权力来自于人民”之后，1776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在其“前言”中写道：“政府之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1778年，美国建国初期，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三人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写道：“由于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政府各部门据以掌权的宪法来自于人民。” 可见，在二、三百年以前，“权利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曾经成为政治精英们的斗争武器，那个年代的政治竞争，开启了人类社会走向民主化的时代。但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二十世纪，某些政治精英却对这一理念有意采取回避、搅浑或者歪曲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如哈耶克，他在其著作《自由秩序原理》中写道：“一般而言，民主之所以为正当，其赖以为据的乃是下述三种主要论点”，其一，“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其二，“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不过，哈耶克马上又写道：“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民主政制的存在来维续自由，那么自由的存续便无甚机会了”。其三，“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可见，在哈耶克心目中，“权力来自于人民”，不是“民主正当性”的依据。他在谈到美国宪法和洛克学说之时，把“权力的渊源”一笔带过，引导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限制民主权力”。萨托利提出民主的要素在于“有限制的多数统治”，于是，讨论民主的问题就变成“如何限制民主的权力”，他还写道：“真实的情况是，仅仅包含着人民权力观念的民主理论只够用来同独裁权力作斗争，一旦打败了敌人，自然而然移交给人民的不过是名义上的权力”。似乎，在他们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权力的渊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必多加纠缠，现代民主所要关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民主这种多数统治”予以有效的限制。而他们的依据，在于“多数统治”导致“多数暴政”，并导致自由的衰微和丧失。 这是一个关系到现代民主能否继续维持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回顾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以来，“人民”这个词语变成矮化的对象，共产主义者把“人民”当作符号或标签到处张扬，却因其专制腐朽的统治致使很多人厌恶“人民”这个词；自由主义右翼又把“人民”说成是“含混不清的概念”而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民主”的那个“民”，被推倒了、被消隐了，“民主”还能站得住吗？无数学者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咕叨：“自由高于民主”，“宪政高于民主”，“共和高于民主”，“法治高于民主”，“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民主会导致大乱”，于是，“民主”不但被弃置一旁，更是令人惧怕。“民主”有那么坏吗？ 在那些还没有走向民主化的国家，有很多人向往民主并努力争取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学者们嚷嚷“民主站不住”、“民主那么坏”的论调，只能是一种打击，使之气馁、失望、丧失斗志。在专制统治的国度里，谈论民主几乎成了一种禁忌，争取民主的行为被看作制造混乱的罪行。在刚刚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政治精英们打着民主的旗号，干着图谋专断权力的勾当，使民主化进程举步难继。在民主化程度已经比较成熟的国家，精英阶层中总有一些人出于其贪婪的本性，不断攫取财富而持续拉大贫富差距；或者出于私利而不顾良性竞争的原则，激化社会分裂的趋势；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不加防止，民主政治恐怕难以为继；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由“人民的权力”裁决的、自由的、平等的良性竞争，贫富之间差距的悬殊化以及党派集团之间对立冲突的尖锐化，将侵蚀民主。 我们看到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但还应该看到这潮流正遭遇艰难险阻。阻碍来自于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来自于专制政权的扩张，来自于民主阵营内部的失察。要克服障碍主要依仗民主阵营的巩固和强大，坚守民主政治的根基就显得十分重要，坚守根基就必须坚守这一理念——“权力来自于人民”。 “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理念有着丰富的、深刻的涵义。 其一，确认社会是由平等、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对于“权力来自于人民”而言，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独立，意味着每个人拥有与他人不同的独特的身体、心理和思想，有着独立人格的尊严以及捍卫这种尊严的意志，对于来自外界的粗暴干涉或强制，抱有天然的抗拒心理，被迫听从他人意志被视作莫大的耻辱，任何人丧失独立人格之时也就变成一个符号或他人的工具、奴隶。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定的自由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每个人都应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任何人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之时，将在内心集聚愤恨且难以消除。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在遵守法律规定之外能够任己之愿而行事，享有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法律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显而易见，确认独立平等自由这一观念，即意味着不能歧视他人，不得用暴力或谎言侵害他人；否认这一观念，即意味着允许歧视他人，允许使用暴力或谎言侵害他人。遗憾的是，在无法避免竞争的社会环境里，总有少数人偏好于歧视、暴力和谎言，由此滋生出一切罪恶。如何防止、制止这种种侵害现象，成为人类社会全部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可是何其难啊！这恐怕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二、三百年以前，人类社会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其一个方面是，确认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不自由的，注定是权利不平等的，人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社会现实，似乎都在证实这种观念；其另一方面，确认在人类社会里强权即真理，弱肉强食是常规，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切苦难皆有来由，除非“认了”，别无他法。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一批受其精神洗礼的哲学家如英国的洛克，开始向人们呼喊：每个人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这些观念，激发了新兴阶级向贵族、领主、君王争夺权力的斗志，从此以后，独立平等自由的观念开始在人类社会里有了立足之地。再经过一、二百年，在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强国的民主化进程高歌猛进，独立平等自由的理念终于暂时站稳了脚跟。全世界的民众都纷纷向往并奔赴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因为生活在那样的国度里，他们才可能成为独立、平等、自由的个体。可是，歧视、暴力和谎言不可能在人的世界里消失，一旦人们放弃对独立平等自由观念的坚守，黑暗将再次笼罩人间。 其二，权力是集体的力量，这一论点揭示了权力的本质所在。为了保护独立平等自由的权利，为了防止、制止侵害行为（特别是来自外部的侵犯），各自为营生而奔忙的个体或家庭，能依靠什么力量呢？不可能只靠自身单独的力量，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哪怕智力不高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体的力量。那么分散的个体力量如何凝聚成集体力量？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树立权威，即制定共同遵循的规则，规定何种行为必须受到惩罚，何种行为得到允许，使每个人的行为都趋向同一个方向，从而形成集体的力量。税赋以财富聚成集体的力量，服役以身体聚成集体力量，忠于规则从精神上聚成集体力量，依靠这种集体力量，捍卫共同的规则，维护安定有序的集体生活，抵御各种侵犯。但是，不可能让大家都来掌管和使用集体力量，只能推举可信任的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掌管和行使集体力量，于是又树立一个权威——掌权者，掌权者掌管、行使的权力也就是集体的力量，亦即“公权力”。树立权威，包括共同规则和掌权者，其目的都是为了聚成并使用集体力量以保护每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权利。权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是由集体的所有成员所贡献的力量汇聚而成的。 其三，权力由个人行使但不属于个人所有。权力的属性就是使人服从，一般而言，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威，是因为怀有一种共同的观念，即如果没有权威，将导致恶性竞争和混乱，就不可能维持安全有序的社会生活，而树立权威就必须倚仗众人的服从，主要是依仗观念上、精神上的服从。使人服从还必须具有强制的能力，对不服从者施加强制力使之服从，这种强制力是物理性的力量（规则不具有物理性力量），是由具体的人所施加的力量。权力必须由具体的人掌管和行使，显然，同样的职务、同样的权力不可能有若干人一起掌管和行使，因为，这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指令，也无法落实责任的追究，所以权力的掌管、行使和责任必须落实到个人。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社会里，需要数量较多的掌权的个人，而且他们以一层一层互相从属的关系组成庞大的权力体系。这个体系的始终如一的职责就是维护共同遵循的规则，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社会秩序。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人理应牢记，他们的权力不属于他个人，是完全可以转移给其他人的，只有当他被赋予职责和权力时，他才允许对违反公共规则者施加强制力，一旦离开或被剥夺职务，他就失去了这种强制力。但是，“权力必须由个人行使”的事实，很自然会导致权力本身发生异化，出于人类的本性，人们很容易倾向于把权力看作属于个人所有，不但属于他个人，甚至还属于他的家庭所有。这恐怕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因为任何人都处在竞争的环境中，而权力具有强制力的性质，于是很容易被个人利用作为参与竞争的工具。所以可以理解的是，权力一旦被树立起来，就出现了一种危险，即被个人利用成为争夺个人利益的强大工具，反而助长了由歧视、暴力和谎言所导致的种种罪恶，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必须防止权力为个人所有、为家庭所有、为少数人所有，否则，权力就成为他们在竞争中取胜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以，如何解决“权力不是个人所有”但却“必须由个人行使”所引发的种种弊端，使权力忠于原本被赋予的重任，成为人类政治智慧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这也就是历代政治精英所关注的问题——如何限制权力？ 其四，从“权力的渊源”来限制权力。洛克认为，在掌权者或政府的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那就是人民的权力；掌权者（政府）的权力，是被赋予的、短暂的、须移交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则永远保留着；掌权者（政府）的权力只能是个人行使的权力，而人民的权力却是全体公民共同行使的权力；掌权者（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行使权力而赋予，被赋予者滥用权力罔顾法律侵犯人权之时，或任职期限已满之时，人民将收回赋予的权力，推选新人再赋予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制止了“权力为个人所有”的可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制止了“权力必须由个人行使”所引来的种种弊端。这就是洛克为“如何限制权力”提出的政治理论，洛克的论证基于一个重要的论点——权力来自于人民，同时基于如下逻辑——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独立、平等、自由的权利，通过树立权威（规则和权力）的办法聚集成集体力量以对付侵犯行为，行使权力就是行使集体力量，所以，所有成员维护权利的共同“需要”是权力产生的唯一渊源，集体力量是权力的力量之本，这二者决定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也决定了任何个人的权力必须服从人民的权力。 由此可见，洛克的理论是从权力的渊源来论证如何才能限制权力，“渊源”与“限制权力”密切相关，有人把这二者分开，并且用“限制权力”来贬低、回避“权力的渊源”，实在是违背了洛克的思想。洛克也谈到必须“分权”，即行政权与立法权必须分别赋予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因为如果行政权和立法权属于同一个机构和个人，那么他们在执行法律时（行政权）有权改变法律（立法权），他们执行的是由他们控制的法律、由他们解释的法律，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执行“法律”——即符合他们意志的法律，这哪里是什么“执法”？简直就是“枉法”。提出分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权力必须由个人行使”所导致的弊端，也是“限制权力”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历史上也有过分权的尝试和经验。 《联邦党人文集》第50篇在谈到分权时这样写道：“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当然也有点道理，不过，野心是属于个人的，野心对抗野心，就难免趋于“个人对抗个人”，还有可能出现“个人野心与个人野心相勾结”的现象，若要从根本上防止、制止“权力须由个人行使”带来的弊端，还得依靠“不由个人行使”的、高于“个人行使”的权力，那就是由全体公民共同行使的权力即“人民的权力”。正如《联邦党人文集》谈到分权时这样写道：“毫无疑问，依靠人民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也不得不承认主要依靠“人民的控制”。 权力来自于何方？这是政治竞争的首要问题，这关系到权力的“合法性”，参与政治竞争的精英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不回答，自有人回答并因此占有先机。关于权力来自何方的说法很多，天降大任，替天行道，君权神授，上帝选派，对此，现代人心知肚明，什么天啊、神啊、上帝啊，不过是假借的名义，是人人都可以假借的名义，最后还是由武力裁决，于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万骨成堆。 有种学说认为，人民是愚昧无知、盲目冲动的群氓，必须由神明一般的圣人、贤明的哲学家、大智大德大勇之非凡人物来治理天下，由他们创造法律并执行法律，由他们教育和带领民众，社会才得以安全有序，由此便产生了权力。这种学说，从孔子、孟子、荀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流传至今已有两千数百年，按照这类学说，民众只能是被治、被管、被制的命，做个温顺的羔羊才是其本分，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该杀该关，哪里听说还有什么人权？不过，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三、四百年来，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觉醒了，历史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是社会中人与人竞争的一员，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竞争，任何人都在为自己的保存和发展争得尽量多的资源，哪里有什么圣人？哪里有大公无私的“牧者”？哪里有什么人类的救星？几千年人类社会的乱象不正是这些所谓的圣人、牧者、救星们亲身参与其中的吗？这类学说其实是为个人或少数人专权提供骗人的论据，如今已愈来愈不得人心。 “权力来自于人民”的理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其在理论上具有令人信服的强大吸引力，其“合法性”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其在实践上能够防止、制止“权力为个人所有”，能够防止、制止“权力必须由个人行使”所引来的种种弊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确立“人民的权力”，任何由少数人、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所掌握的权力都不是“人民的权力”，只有当所有公民平等自由地参与政治竞争、共同行使的权力才是“人民的权力”。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只有现代的民主政体才真正实践了这一理念。 综上所述，“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理念，是民主理论区别于其它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歧点，也是民主政体的根基，谁要质疑、歪曲、贬低民主理论，都会从这一观点着手、开刀；而向往民主的人们，则必须坚持、维护这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