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纷争，中共反对越共提出的武力解决方案，这一立场，使得越共方面在其内部档案中，将中共描述成出卖越南利益的外国集团，尤其以黎笋为代表的越共南方派更是耿耿于怀，这也成为日后越南反华的导火索之一


　　老高按：昨天转介的李丹慧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几次提到越南领袖胡志明，口气不甚恭敬，称之为“胡老头”——1957年7月18日的青岛会议上，邓小平发言，毛插话就说过：“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而当时中共对国民的宣传，在老百姓心目中塑造的胡志明的形象，是既伟大又亲切——中国人就称之为“胡伯伯”，不知道几年前风行一时的“习大大”是否受到了四十年前的启发。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对几个国家有了固定的标签，谈到日本，就是“一衣带水”，谈到朝鲜，就是“唇齿相依”，谈到越南，就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这就是胡志明所写的汉诗。
　　胡志明1969年9月2日病逝，终年79岁。
　　用水晶棺保存进行了防腐处理的领导人遗体，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国家特别热衷的一件事。近一个世纪以来，躺进水晶棺的，除了毛泽东之外，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领导人）、胡志明、喬巴山（蒙古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还有若干第三世界国家如安哥拉、圭亚那的革命领导人。这些遗体，很短时间就因为政治更迭或技术失败而无法保存的居多，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后来“入土为安”或火化了；列宁的遗体保存时间最长，但防腐技术抵不过自然规律，据称现在遗体只剩下10％，其余都是人工制品；不过胡志明的遗体保存，据说是最成功的，到今年整整半个世纪了。这算得上是越南人创造的一个奇迹，因为他的遗体保存过程，经受了最多的磨难——
　　在他生病的1967年，北越领导层就背着他秘密派人去苏联学习遗体防腐技术，代号75A工程。胡去世后，苏联专家携带设备到了越南。此时美国与越南打得不亦乐乎，河内天天挨炸。为安全起见，越南人在距河内30公里的热带丛林中修建了一座临时陵墓，把胡志明水晶棺藏在那裡。不料不久美军在距陵墓2公里的地方投下伞兵，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越南人只好赶快将水晶棺转移到一个山洞里——为此专门修了一条山路，修一段，载有遗体的装甲车就走一段；然后把走过的路毁掉，以免被天上的美机发现。水晶棺在山洞里秘密保存了五年多，直到将美军赶走。1975年8月29日，胡志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正式移入陵墓。
　　我对越南的知识和感受，在1975年之前，就是“胡伯伯”所说的“同志加兄弟”：一本《南方来信》、一位烈士阮文追的事迹，让我和周围多少同学热泪奔涌！而在1975年到1978年，“战友”逐渐蜕变，到1979年之后的十来年，越南彻底变成了“敌人”。非友即敌，都是相当简单化的。直到最近十来年，越南的体制转型，才让中国人变得五味杂陈。我相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与我有类似的心理体验。前几天读到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一篇演讲录音的整理文字稿，对中越关系错综复杂的程度才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间的历史情结

　　秦晖，友朋会

　　本文系秦晖教授加勒比游学录音整理

　　越南和朝鲜一样，属于汉字文化圈，同样受到了儒家文明的影响。并且在中日战争前，朝鲜和越南一直是清政府的藩属国，可这两个国家却各有不同。如果这两个国家都去过，便会发现，朝鲜南北方差异不大，过去朝鲜的李氏王朝，首都是汉城，不仅是中国的藩属国，而且其执政者有意保持臣属关系：一、朝鲜有国王，但不称帝，使用中国皇帝年号，最有意思的是，在明朝灭亡后，朝鲜依然沿用崇祯年号至清朝乾隆年间。二、朝鲜国王不仅在国内从不自称皇帝，在与中国来往的信函中，甚至自称国主。我们都知道国主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特定含义的，等于承认了对方拥有你的最高主权，你是其下一级。关于这个概念，历史上有例证，当年南唐政权快被北宋灭亡时，南唐李后主向北宋皇帝上表称臣，并自称国主；另外西夏李元昊同样称自己为国主，向北宋称臣。
　　可是，越南完全不一样，越南的丁朝、陈朝大概是我们的宋、元时期。在那时，他们便开始独立了，并且在独立后，越南统治者作为藩属，中国历代都册封其为国王，但其在国内从“丁先皇”起就自立称帝，设置年号，并不认为是藩属。越南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我们如今称之为“越南”的这个名词，是清朝之际才形成的。我们常说，越南是汉语文化圈中的一员，并且官方也曾使用汉字，盛行儒家文化，在教育上实行科举制，宗教上继承汉传佛教，但这里要注意，这一切描述的是北越。在南北越统一之前（郑阮时期），仅北越是越人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南越却不是，南越的一部分地区在当时叫占城，或者占国（Champa，137-1697年），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而湄公河下游这片区域，在历史中叫做下高棉，居民是高棉人。

　　高棉人和其北边的占族人，均未接受过汉文化，却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吴哥窟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另外，占城在南宋与中国也是有来往的，这一时期，占城的水稻传入中国，虽然考古发现，中国河姆渡时期便有了水稻；但在南宋时期，由于引进了占城稻，使得南宋的水稻品种产生革命性的改良。以南宋为分水岭，南宋前后的中国水稻，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水稻传入了中国，但占城并不接受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这个国家和吴哥柬埔寨一样，原先信仰的是印度教，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伊斯兰文明传入东南亚，最早把印度文化改为穆斯林文化的是马来人，接着便是印度尼西亚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家知道有个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的佛教遗址——婆罗浮屠，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遗存，在整个国家伊斯兰化后，仅有巴厘岛一隅尚未改变，至今保留着印度教的传统。
　　我们再次回到占城，随着十三世纪马来西亚伊斯兰化后，占城也跟着信仰了伊斯兰教。所以十四世纪的占城王国，是个穆斯林国家。占城王国与越南一直不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至明朝末年，越南才灭掉了占城国，国家覆灭后，占城王室逃亡至中国海南岛，由于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在来到中国后，被中国人认为是回民。如今三亚地区的回民，便是占城人的后裔。所谓回民，就是讲汉语的穆斯林，一般的回民是没有具体语言的，但是海南岛的这些回民却是个例外，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回民仍然有人是说占语的。
　　越南征服了其南部包括占城在内的几个政权，并且攻占了下高棉，这也是越南与柬埔寨是世仇的一大重要原因。现在的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一直坚信湄公河下游到西贡，都应是上高棉，属于柬埔寨的领土。当越南取得了占城和下高棉之后，便开始逐渐往南移民，但由于越族人口稀少，最初去开拓南部区域的，却是一群华人。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占城灭亡时，中国国内正好处于明清易代，广西广东出现了拥护朱由榔称帝的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清军逐渐攻克这些南明的领地，南明粤西钦、廉、高、雷几个总兵只好带着部众流亡广南，这批人里，有几个名人，其中之一是陈上川，字胜才，1673年，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陈上川带着三千余人乘船前往岘港，越南的阮氏王朝虽然接纳了他们，但不允许这批华人军民居住在越南北边，要求他们前往南越，为阮氏王朝镇守边疆，对付高棉人。陈上川带人来到南越后，经多年屯垦发展，百姓富足，政权稳定，日后被阮氏王朝封为胜才侯，至今在越南南方仍有许多纪念他的胜才侯庙，是越南明乡族的祖先。所以在越南南部，早期是占人和华人为主，到了后期局势稳定后，越人才逐渐迁入。
　　这个阮氏王朝和后来的越共一样，对于民族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考虑，越南同中国相似，全国共分八十多个民族，原来的华人，被分成了三个民族，其中之一称为华族，主要居住在越南北方，以广东话为主；而客家人被称为艾族；当时帮助越南在南部打天下的这批华人，由于他们思乡心切，所以，被称为明乡族，这便是越南的三个华人民族。我国境内的广西壮族，其实在越南是仅次于越人的第二大民族，但越南人为了好管理，把越南境内的壮族划分为五个民族：岱族、侬族、拉基族、布标族、山斋族。
　　在历史上，越南可以说处处提防中国，从汉朝开始，中越战争此起彼伏，这一点上，朝鲜也是一样的，朝鲜在历史上，对明朝有很大的好感，当时的抗倭援朝，中朝双方都出现了类似邓子龙、李舜臣的英雄人物，并且在明清交替过程中，朝鲜长期以来支持明朝抵抗清朝。当时的明朝军队，对后金军有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朝鲜的一个岛屿：皮岛，租给了明朝政府，作为反清基地，由明军将领毛文龙长期驻守，这个皮岛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位于现在的鸭绿江口一带。如此一来，但凡满洲军队进关作战，皮岛明军便会趁机袭击满洲后方。我们都知道明末抗清的将领中，袁崇焕是含冤而死，虽然通敌之罪实属诬陷，但袁崇焕在接管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杀了毛文龙，结果导致皮岛的毛文龙部下投降清军，使得清军扫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袁崇焕的一个重要错误。

　　有一点我要指出，越南、柬埔寨、老挝、古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都属于“地下党”，而且不只是在敌占区，哪怕是在根据地，共产党人都以其他身份进行活动。在波尔布特打下金边之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只知道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越南同样如此，1954年之前，越共控制的势力一直叫越盟，也就是越南独立同盟，创建者是潘佩珠（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子），而且这位潘佩珠是越南国民党创始人。这里补充一点，中国和越南同样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国同党派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有国共合作，越南也同样也有国共合作期。越南最早的国共合作也就是我们说的越盟。当时的越共一直活动于越盟的内部，越共中有名的领袖胡志明，包括印度支那这批共产党领导人，都曾在法国留学，他们起初加入的是法国共产党，并非本国共产党。
　　所以说，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其实就是法国共产党的支部。后来胡志明被列宁看中，吸收进入共产国际，当时的胡志明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胡志明不仅建立了越南的共产党组织，甚至包括整个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马来亚共产党组织也是胡志明建立的。1930年共产国际派胡志明为代表，傅大庆为翻译兼副手，来到马来亚建立党组织，这个傅大庆是中国老资格共产党人，当时他既是中共南洋工委的人，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特工，他就是著名作家戴晴的父亲。
　　胡志明等人到马来亚后，最初的党组织是在马来亚的海南人群体里建立的，虽说傅大庆被安排做胡志明的翻译，但胡志明的汉语非常好，尤其擅长广东话，并且对潮州话、海南话也听说无障碍。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还要派傅大庆去做翻译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共产国际对胡志明的能力很放心，但在某些层面上，也是存在戒心的。所以傅大庆的一部分任务，便成了监视胡志明。马来亚共产党建立后，傅大庆也是早期领导人，他和黎光远、李启新等马共早期负责人一样，都是中共南洋工委和共产国际两条线的人。
　　在1945年以前，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共主要人物，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主要活动区域在苏联和中国，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持反殖民的意识形态支持越南抗法。我曾经在台湾看到过国民党在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其中便有对越盟的调查，档案显示在抗战时期，胡志明曾到过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过会谈。胡志明并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而始终坚称是越盟领袖。表明越盟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越南独立，且越盟的行动同样在越南境内受到越南国民党的支持。中国的国民党对此事做过详细调查，查明胡志明（阮爱国）就是共产国际的人。但蒋介石觉得，现在正处于抗日阶段，无需计较其党派，哪怕是抗战后，越南对抗法国人争取独立的行为，我们也是要支持的。但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越盟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越共的一个外围组织，而原先越盟中以潘佩珠为代表的越南国民党慢慢被排挤出局，所以到了最后，越盟实际成为了越共的幌子。有意思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都是如此，抗日统一战线造就独特的现象，就像西哈努克亲王成为红色高棉的表皮，而实际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苏发努冯亲王成为老挝人民党的象征领袖，而大家都知道，老挝实际的领导人是凯山·丰威汉。
　　无论是越共也好，越盟也罢，在越南北方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南方则相对积蓄了部分实力。中共与越共的关系一直很好，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很大，早在胡志明建立马来共产党之前，中共便有了南洋工委，并且在马来华人中时有活动。
　　1945年以前的越南，有中国支持的反法、反日武装越盟，其表面上是统一战线的抵抗组织，但实际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当时的越盟力量很薄弱，《波茨坦协议》签订后，对盟国部队接受法西斯军队投降的受降区域，作出明确规定。中缅印战区，中国军队的受降范围包括除台湾、东北外的中国全境，以及越南北方。我认为，这恰恰成为越共能够在北方站稳脚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日军投降后，越盟迅速控制了日军占据的城市，同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广场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此时，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根据《波茨坦协定》及有关理解，轴心国占领的原盟国列强的殖民地，在二战后必须先回归宗主国以示战胜，然后可以与宗主国谈判寻求独立，那时非殖民化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说实话，非殖民化是美国人倡导的，再加上美国在盟国中的首脑地位和苏联同样倡导的非殖民化，英法等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接受。可根据上述协定：日占区的殖民地，需要先恢复和原宗主国的关系，再由宗主国使其独立。也就是说，越南想要独立，必须先恢复法国殖民地的身份，再争取独立。受降之时，中国代表卢汉等人曾请示蒋介石，如何对待越南自行成立的民主共和国，得到的回答是：基于国际关系，我们不能承认，但是我们支持越南的反殖民斗争。保证在中国军队受降期间，法军不得踏入一步。
　　与此同时，英军在越南南部的受降是与法军一同进行的，这在越南南北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军队在北方控制的非常严格，甚至在受降仪式上，仅允许法国代表只身前往，不允许一兵一卒进入北方。这样一来，法国人没法踏入越南北部，便导致越盟大量接收日军物资和武器。法国人非常气愤，结果几个月后，法国军舰开到海防港，要求登陆，可遭到卢汉坚决拒绝，随后中国军队开炮击伤两艘法舰。我在书中也介绍过这段历史，可以说卢汉的这次受降，是中国军队海外出兵，并且实现了战略目标的历史第一次。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的撤出，法军卷土重来，虽然占领了包括河内在内的一些大小城市，但此时的越盟，羽翼已丰，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越南南方，由于英国军队支持戴高乐，虽然南方的越盟力量本来不弱，但始终无所作为，这场越南抗法战争一直打到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双方后来经过协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双方暂时偃旗息鼓，越共将南方的力量撤回北方。
　　人虽然撤走了，但越共是不甘心的，毕竟在南方的力量原本就强于北方，以黎笋为代表的这批人，都是南方人，那么为什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在北方，而不是原本力量充实的南方呢？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中共，大家都知道1949年后，中共夺取了大陆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越共来说意义非凡，从战略角度看，整个共产党中国等同于成为北越的大后方，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战争支持，包括后来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更是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指挥作战。
　　可换个角度，我觉得越共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蒋介石，如果没有当初的1945年受降，法国势力便可以卷土重来，越南北部更是不可能有越共存在。所以蒋介石在越共的生存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正是因为蒋介石拒不让法国军队踏入北越，以至中国国民党从此与法国结下了梁子。1949年12月，解放军解放了广西，国民党军桂系白崇禧一部2.7万人从两广地区撤入法占越南，原本蒋介石计划从台湾派军舰将这批近两万人的部队转运至海南岛，可法国人记仇，同样用当年卢汉对待法国军舰的方式，炮轰靠近的国民党军舰，并且将这批中国士兵转运至越南最南边的富国岛，在岛上的营地里一关就是几年，最终全部缴械后，送回台湾。毕竟当时的西方世界还是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国也不好做得太过分。另外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是西方国家里第一个同中共建交的国家，也可以说是报蒋介石当年的一箭之仇吧。
　　当然，蒋介石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历史上很难评说，但至少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坚定的，至少，中国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成功的将法国势力挤出越南北方，远离中国边境。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其实早在1920年代的华盛顿会议上，已经提出逐渐归还列强在华租借地和租界的问题。后来英国归还威海卫、日本归还青岛，但法国则是对归还租借地和租界最不情愿的国家，已经答应将广州湾归还中国，但一直到二战爆发都拖延交割，所以，蒋介石始终对法国很反感，认为其殖民主义最顽固。
　　1954年，法国的实力下降，再加上奠边府战役的失利，法越双方开始谋求和平解决，在日内瓦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基准，南北分治，另一方面，中国为了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缓和与法国的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使得胡志明非常生气，胡认为奠边府战役如果一直打下去，他甚至可以收复南越。客观上看，胡志明的想法是有些理想化的，如果单纯以武力解决，在没有制海权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同时期的朝鲜战场，朝鲜人民军的失利，便是很好的例证。所以中共方面在会谈期间反对越共提出的武力解决方案，中共的这一立场，使得越共方面在其内部档案中，将中共描述成出卖越南利益的外国集团，尤其以黎笋为代表的越共南方派更是耿耿于怀，这也成为日后越南反华的导火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