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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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提高一种商品的价值，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声称这是一件老东西。老的，就是好的，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比如谭木匠，说自家店有四百年历史了。于是，身价倍增，买者纷纭。

牛栏山二锅头，说有八百年历史了。不过，清代袁枚所著《随园食单》中，列了一系列的名酒，却没有二锅头的影子。但是，牛栏山的广告还在吆喝呢，都传了八百年了。要是传了八百年，且在京畿重地，以袁枚之博闻广记，能把赫赫有名的牛栏山遗漏了吗？

祖传秘方、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都是好的，古人的智慧和技艺，都是今人达不到的。要是这样，还搞什么改革啊？社会还如何进步啊。

不过，这也难不倒中国人——不想变时，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想变革时，就说变革也是古人的一贯传统。

比如，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坚强后盾，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虚构为古往今来第一位的改革家。康有为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本不可考。孔子为了改革，遂假托尧舜等古代先贤之言论而作六经，目的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要维新，要假孔子的名号。19世纪的中国人，还活在两千五百年前古人阴影里。更可笑的是，孔子改制，也要托古。要是尧舜没有改过，孔子也不好下手了。尧舜没有做过的事儿，孔子做了，就失去了依据；孔子没做过的，康有为以及维新人士去做，也觉得没根基。

其实，孔子从来不是改革派，而是好古派；托古改制之说，是康有为编的，为的是倚老卖老，以孔圣人的牌位来吓唬反对派、忽悠跟随者，仅此而已。

孔子的梦想，就是复古。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当然，孔子绝不是随便好古，而是在孔子看来古代好于当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派清明景象。

周公之外，还有尧舜。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段文字，今译之为：

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可以与天比。他的恩德多么广博啊，老百姓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灿烂。

有关尧舜，《论语》中还有多处。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使自己没做什么却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君王的位子上就够了。

在孔子心中，夏商周三代是一个极乐的时代，尧舜禹和周公是最贤明的君主，古代之礼仪、典章、宫殿、车马、服饰、饮食以及音乐，都是至善至美、无可挑剔的。

为此，也就不难理解孔夫子的行为模式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夫子“万世师表”，是圣人；圣人之为，后人从之，理所当然。好古在中国遂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传之久远。而且，越是后世，对古代越是充满了追忆和崇拜，就像借了高利贷，时间越长，本利越高，乃至无穷。于是，整个民族都沉浸在“我们祖上阔多了”的迷梦中，自得其乐。要是有人说古人、古代的不是，那就是挖了祖坟一样的罪过，人人必欲诛之而后快。

大约90年前，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吆！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实际上，郭嵩焘依然是赞美“三代之治”的，只不过赞美英国的政治，和三代异曲同工，就犯了众怒。

郭嵩焘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这段话的意思是：三代有圣人，西方没有，这是西方不及我们的；即以本朝康熙皇帝为例，在西方1878年的历史中，能有几个？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郭嵩焘继续写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与三代比肩，甚至有超过“三代”之处，这就像手里捧着稀世珍品的藏家，突然听说别人手里有和他一样的宝贝，而且是现货。本来是绝品，无价之宝，现在，却因为发现了更多、更好的藏品，手里的珍宝岂不是要跳水？这还不气急败坏啊。特别地，自己的宝贝，其实并不真实，只是传说，而别人的宝贝，就在手里，是人人可见的。士大夫们由绝望所引发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一般。

因此，士大夫对郭嵩焘进行猛烈反击，其中，尤以当时的文坛领袖、“国家级”学者王闿运之说最为尖锐：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嵩焘）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直接判定西方人根本不是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哪儿有什么文明可言？还与我华夏等量齐观，与三代并称，岂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奇观？

中国人之好古，早在17世纪，最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已深有体会。1687年—1795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在《中国近世报道》中写道：

不论新机器看上去多么奇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依然不能决定优先使用新机器而放弃旧机器。古董即使损坏了，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至善至美的新东西所不能稍减的魅力，而欧洲人在这方面则大不一样，他们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比如在欧洲，似乎一种理论，当它具有一种新事物的特征时，即使是错的，都有权更容易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中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有理由抛弃基督教的理论，因为，与他们的帝国相比，这一理论是不够老的，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无知由于时效而得以反对真理；或由于几世纪的流行，迷信也不再是一种错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教士的话，大抵是可信的。简言之，中国人好古，西方人尚新；中国和西方在同一时间轴上，然而，中国人的时针指向古代，西方人的箭头指向未来。古代，是中国人的梦想之源，如清宫戏连绵不绝；未来，是西方人的希望所在，如星空浩渺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