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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古,欧美人尚新
送交者:  2018年10月22日12:29:3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馋师

备注:此文,已经先期发表在公众号留洋派。请各位关注该公号,可在第一时间读到我的文章。多谢啦。


在中国,要提高一种商品的价值,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声称这是一件老东西。老的,就是好的,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比如谭木匠,说自家店有四百年历史了。于是,身价倍增,买者纷纭。

 

牛栏山二锅头,说有八百年历史了。不过,清代袁枚所著《随园食单》中,列了一系列的名酒,却没有二锅头的影子。但是,牛栏山的广告还在吆喝呢,都传了八百年了。要是传了八百年,且在京畿重地,以袁枚之博闻广记,能把赫赫有名的牛栏山遗漏了吗?

 

祖传秘方、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都是好的,古人的智慧和技艺,都是今人达不到的。要是这样,还搞什么改革啊?社会还如何进步啊。

 

不过,这也难不倒中国人——不想变时,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想变革时,就说变革也是古人的一贯传统。

 

比如,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坚强后盾,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虚构为古往今来第一位的改革家。康有为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本不可考。孔子为了改革,遂假托尧舜等古代先贤之言论而作六经,目的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要维新,要假孔子的名号。19世纪的中国人,还活在两千五百年前古人阴影里。更可笑的是,孔子改制,也要托古。要是尧舜没有改过,孔子也不好下手了。尧舜没有做过的事儿,孔子做了,就失去了依据;孔子没做过的,康有为以及维新人士去做,也觉得没根基。

 

其实,孔子从来不是改革派,而是好古派;托古改制之说,是康有为编的,为的是倚老卖老,以孔圣人的牌位来吓唬反对派、忽悠跟随者,仅此而已。

 

孔子的梦想,就是复古。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当然,孔子绝不是随便好古,而是在孔子看来古代好于当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派清明景象。

 

周公之外,还有尧舜。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段文字,今译之为:

 

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可以与天比。他的恩德多么广博啊,老百姓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灿烂。

 

有关尧舜,《论语》中还有多处。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使自己没做什么却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君王的位子上就够了。

 

在孔子心中,夏商周三代是一个极乐的时代,尧舜禹和周公是最贤明的君主,古代之礼仪、典章、宫殿、车马、服饰、饮食以及音乐,都是至善至美、无可挑剔的。

 

为此,也就不难理解孔夫子的行为模式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夫子“万世师表”,是圣人;圣人之为,后人从之,理所当然。好古在中国遂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传之久远。而且,越是后世,对古代越是充满了追忆和崇拜,就像借了高利贷,时间越长,本利越高,乃至无穷。于是,整个民族都沉浸在“我们祖上阔多了”的迷梦中,自得其乐。要是有人说古人、古代的不是,那就是挖了祖坟一样的罪过,人人必欲诛之而后快。

 

大约90年前,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吆!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实际上,郭嵩焘依然是赞美“三代之治”的,只不过赞美英国的政治,和三代异曲同工,就犯了众怒。

 

郭嵩焘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这段话的意思是:三代有圣人,西方没有,这是西方不及我们的;即以本朝康熙皇帝为例,在西方1878年的历史中,能有几个?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郭嵩焘继续写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与三代比肩,甚至有超过“三代”之处,这就像手里捧着稀世珍品的藏家,突然听说别人手里有和他一样的宝贝,而且是现货。本来是绝品,无价之宝,现在,却因为发现了更多、更好的藏品,手里的珍宝岂不是要跳水?这还不气急败坏啊。特别地,自己的宝贝,其实并不真实,只是传说,而别人的宝贝,就在手里,是人人可见的。士大夫们由绝望所引发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一般。

因此,士大夫对郭嵩焘进行猛烈反击,其中,尤以当时的文坛领袖、国家级”学者王闿运之说最为尖锐: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嵩焘)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直接判定西方人根本不是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哪儿有什么文明可言?还与我华夏等量齐观,与三代并称,岂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奇观?

中国人之好古,早在17世纪,最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已深有体会。1687年—1795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在《中国近世报道》中写道:

不论新机器看上去多么奇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依然不能决定优先使用新机器而放弃旧机器。古董即使损坏了,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至善至美的新东西所不能稍减的魅力,而欧洲人在这方面则大不一样,他们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比如在欧洲,似乎一种理论,当它具有一种新事物的特征时,即使是错的,都有权更容易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中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有理由抛弃基督教的理论,因为,与他们的帝国相比,这一理论是不够老的,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无知由于时效而得以反对真理;或由于几世纪的流行,迷信也不再是一种错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教士的话,大抵是可信的。简言之,中国人好古,西方人尚新;中国和西方在同一时间轴上,然而,中国人的时针指向古代,西方人的箭头指向未来。古代,是中国人的梦想之源,如清宫戏连绵不绝;未来,是西方人的希望所在,如星空浩渺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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