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海外中文网上掀起了一股批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热潮，在我看来，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迷信，对在中国大陆受教育长大的人来讲，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一步，这一批判热潮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因此对中国国内人的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促使中国早日出现教育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走向。

不过，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许多不符合人类社会实情之处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同时认识到，苏联式国家邪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专制体制，在于这一体制下的暴力化政治手段和教条僵化的思维方式，认清这一点，可以避免人们在破除过去的迷信时走过头，防止将否定马克思主义扩大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以及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一些其他概念如公有制、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精神等等。在否定过去的不足时变成矫枉过正，是人类社会在学习和纠错道路上很容易误入的一段弯路，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受教育长大的人来讲，更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对大多数人文概念的最初理解来自过去在中国学到的定义，这些定义往往充满着简单化、粗旷化、或者是片面化的缺陷，有些概念甚至早已被红色宣传搅和得面目全非，而我们在现实中对实践这些概念的观察也是局限在特定的畸形环境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畸形的环境造就了畸形的结果，我自己也走过这样的弯路。我第一次写批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大约是五年前，当时起的题目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洋糟粕》，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题目起得有点偏激了些，虽然我仍然坚持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做的大部分论述，但如果我今天来写这篇文章，我会将题目改成：《列宁式马克思主义是糟粕》，因为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被列宁接受并在他创建的体制下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历史发展观和剩余价值论做了否定，还批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但如果讲得更确切些，我所批判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列宁式体制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是我当时没有有意识地进行严格辨别、因此也就不可能讲清楚的一个方面。

其实，公有制在美国也存在，我作为美国公民参加地方选举时，如果投票单上出现建议花税钱买下某块土地以将其公有化的议案，我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对这样的议案投赞成票，也就是说，我积极支持将部分国土公有化的政策。为什么我会支持部分国土的公有化？因为在美国，土地一旦公有化，这块土地就不能用来开发经济，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将成为环境保护对象。你如果在美国旅游，观看山景时，可以根据山上有没有建房来判断这块山头是公有化财产（public property）、还是私有化财产（private property）。没有建房的，一般就是公有化山头，而建有私人住宅的是私有化山头。在美国，公有化土地大多会被设立为各种级别（联邦、州、或郡级）的公园或保护地，公众们可以去那里游乐、锻炼，而被富豪或财团买下的私人山头，一般公众就不得涉足，富豪是否愿意保持山头原来的青山绿水，还是要对其进行采矿或建房等形式的经济开发，其他人也没有多大的决定权（美国私有土地仍然受划区/zoning的限制，私人拥有的土地能否进行某种开发并不完全由土地主人说了算，这是另话，不在此细讲）。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美国城市或乡间的路边看到一些桌椅设施，你作为过路人想要在那里野餐，必须先确定这些设施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如果是公有的，一般便可以随时使用，美国各地公园里的设施、以及高速公路边的休息区（rest area）等，就属于此类公有财产；但如果这些桌椅是私有的，归某户人家或某个餐馆所有，那么，哪怕没有围墙围着，你也不能随便去使用，否则就犯了侵犯私人财产罪。所以，在美国，公有制当中的“公”字，指的是public，是公众，我在投票时倾向于赞同将未开发的地盘公有化，一是为了保护环境，二是公有化了，我才有可能得到观赏和享用这些自然环境的机会。

在苏联式体制中，公有制当中的“公”字已经完全变质，记得在中国时，一说到公家，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指政府、或官家，是我们老百姓不能享用的，也就是说，在苏联式体制下，公家代表的是官家，与公众基本上处于对立。造成这种政府不代表公众、公有变成官有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式政府的专制性本质，在于政权靠枪杆子上位。所以，列宁式体制邪恶的关键在于专制性，在于以暴力夺权、并以暴力维权，而不在于其公有制，甚至不在于其信奉马克思主义。以瑞典为例，瑞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有着长期执政的历史，他们早期甚至搞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但由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的是自由主义态度，并不教条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这就造成他们能够取其所长、摒其所短，能够根据现实结果进行纠错，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在政治手段上，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张通过民主选举执政，走宪政议会的政治道路，这种思想上的自由化和政治手段上的文明化，使得瑞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列宁式马克思主义政党相比，虽然两者似乎最初的信仰相似，都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为起点，但他们执政给人民所带来的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据笔名为老贫农的作者介绍，“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在迄今的100多年里，该党虽然几次在野，但多数时间在台上执政（曾连续执政44年），对瑞典的社会变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幸福指数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居功至伟”。与此相对照的是，以思想上保守僵化和政治手段上暴力无耻为主要特征的列宁党给他们执政下的人民带来的是落后、腐败、和灾难。所以，宣称自己信仰什么并不一定是需分善恶的最关键因素，人类发明的绝大多数信仰包括西方的基督教都同时集利弊于一身，既可以被用来做善事，也可能成为被邪恶势力利用的工具，其信仰者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善还是恶的结果取决于他们所依靠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手段。

思维方式和政治手段不仅是区分列宁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之间差别的主要特征，也是区分苏联式国家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上世纪出现过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从本质上讲是思维方式和政治手段的对抗，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下所允许的思维方式，一方是专制统治体制以及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思想保守僵化，另一方是民主宪政体制以及该体制所保证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问题是，专制是一个难听的词，哪怕专制者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专制，不仅如此，专制者往往还要宣称自己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是比西方民主还要科学的民主，斯大林曾于1936年为苏联立过一个宪法，当时，苏联宣传机器将其标榜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而极端独裁的北朝鲜给自己取的正式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见，民主是一个动听的词，专制者也爱抢着用。在给苏联式国家定性时，苏联宣传部为了遮掩其专制本质，刻意将苏联的主要特征定义为社会主义，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别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这种宣传不仅成功地欺骗了共产党国家内部的人民，也成功地欺骗了外人，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包括一些西方政治思想家如哈耶克等人，都上了苏联宣传的当，真的以为苏联式体制的本质是社会主义，进而还误将苏联式体制邪恶的根源错怪到社会主义的头上。

在中文界，我记得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指出，苏联式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差别，两者的对抗是专制与民主的对抗，可是，到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把苏联式国家的邪恶怪罪到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头上，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抬到过于神圣的崇高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私有制存在了几千年，而现代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崛起最多不过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私有制与民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自由才是产生民主自由的根源。事实上，人类早期历史中的私有制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特征，一直到十九世纪，美国的私有制里还包括拥有奴隶，所以，私有制最多只能算中性词，绝不像有些人所吹捧的那样代表文明、或代表人权，我们只能说，在某些情况下，私有制是应该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合理权益，在另一些情况下，私有制必须受到法律限制、甚至禁止。资本主义也同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模式，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这一模式非常有效，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必过于将其神圣化。当人类社会的物质还很匮乏，大多数人还在为吃不饱穿不暖发愁时，资本主义确实非常有用，它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经济发展并不是保证生活幸福的唯一因素，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生产效率极高、物质过于丰盛的时代，继续盲目地在数量上增长经济不会给人类幸福带来多大益处，相反，资本主义发展所鼓励的过度物质消费对今天的人类幸福生活来讲更多的是一种威胁，将导致地球自然生态坏境的加速恶化。所以，中美之间争抢GDP老大的竞赛不仅是一个荒唐的竞赛，而且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在衡量国家之间的实力时，当人均GDP超过一定数量后，人们就不应该再以纯粹的GDP值高低来衡量国家水平，而应该转向其他指标，比如平衡发展指标、社会健康指标、和环境保护指标等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虽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进入到全面社会主义阶段的定论，我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经济的最有效模式，但我也相信，资本主义越是发达，限制和引导资本主义就变得越重要、越紧迫，否则，我们有一天就将失去青山绿水、失去清新的空气、失去美丽的冰川、失去陪伴我们人类的野生动物。为了社会的健康、更为了地球的健康，我们需要有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并存、需要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在，从而使我们既能够享受到物质上的满足，又不变成单纯追求物质而破坏其他与人类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讲，应该放弃过去那种过度崇拜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态度，重审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美国的未来发展走上更健康的道路，对中国人来讲，要破除对GDP的迷信，也要学会合理地限制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制约政治权力的出路，这样，才能防止社会主义被变质成为一个给权贵们提供特权服务的工具。

回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今天的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许多不符合人类社会实情之处，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工人阶级先进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阶级斗争主导论、剩余价值论，等，都应该被否定、抛弃，但是，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它给人们敲响了约束资本主义的警钟，提醒人们，一个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可怕，如果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能够像瑞典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思想上保持自由化，政治手段上坚守文明化，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有可能成为帮助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缺陷的一股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而马克思本人作为思想家，虽然他创造的思想并非像列宁所吹捧的那样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神圣教条，列宁党打着他思想的旗号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但思想者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以枪杆子来强行推行特定意识形态的力量。另外，据一篇来自BBC的题为《马克思为你做过的五件事》的文章介绍，禁止雇用童工、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保障雇员有法定休息日、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到抗议社会不公和争取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以及预防资本主义与政治权力的腐败结合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部分，人类现代社会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因此，我们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某些观点，但不应该对马克思进行不合理的个人攻击，更不应该将马克思放到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同等的罪人地位上。

如果说列宁式国家邪恶的根源不在于其意识形态，而在于其专制体制，放到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大害处，那么，对像中国这样一时无法改变专制体制的国家，先废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否会带来任何好处呢？我的回答是，会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只有国家政策的决策人不再迷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从单纯追求GDP、单纯追求物质发展中走出来，对普通人民来讲，去马克思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摆脱过于唯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在中国进行思想上的去马克思主义化，甚至可以作为在暂时无法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条件下先走的一步和平转型的步骤。前面提到，列宁式体制邪恶的根源在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和政治手段上的暴力无耻，因此，和平转型应该从这两方面着手，即，思想上的逐渐自由化和政治手段上的逐渐文明化。在思想自由化上，要让中共一步到位地放开言论自由需要太大的勇气，或许太难，但中共至少可以先将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枷锁去掉，为提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迈出第一步，取代的理论可以是更强调人与人之间文明相处的一些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可以干脆不提主义，只研究具体问题，让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这对中共的统治并不一定会带来直接威胁，相反，人民的思维变得更人性化、更理性化，只会有利于维稳，有利于政治手段走向文明化，还可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打造国家形象是大多数中国人非常在乎的一个目标，这本身并非坏事，问题是，在理解如何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时，中国人（包括中国官员）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局限住，他们往往把国家形象的提高完全寄托在物质上，忽视了人的因素，造成中国人普遍迷信GDP和高楼大厦。他们没有意识到，世人在判断某个国家是否值得尊敬时，没有人会在意看不见摸不着的GDP数字，那些让许多中国人自豪的高楼大厦其实也帮不上多少忙，世人判断自己是否喜欢或尊敬某个国家，主要看自己是否喜欢和尊敬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所谓打造国家形象应该从打造这个国家的人着手。光鲜的高楼大厦虽然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当高楼大厦变得泛滥成灾，城市沦落为一片无尽的钢筋水泥森林时，高楼大厦的作用便退化为丑陋的象征，这正是当今中国各个城市给我的主要印象。退一步讲，就算高楼大厦真的很美，可是，如果游走在其间的人素质低下，看上去大多言谈举止粗鄙，眼神迷茫空虚，行为上缺乏文明教养，追求上没有超越于动物需求之外的更高向往，那么，这个国家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就只能是负面的。要改进人的形象、提高人的素质，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因为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来控制的，只有思想水平提高了，人的行为才可能变得文明向上。中国应该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逐渐去马克思主义化，为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会以人类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为做人原则，学会文明理性地理解和对待自己周围的人与事，这样，他们长大了变成暴吏或暴民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带来官家和人民的双赢，中国作为国家也才有可能开始得到世人的真正尊敬，还可以给未来可能的政治转型创造更和平的条件。

参考资料：

思辰：《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意识形态，在专制体制》

老贫农：《“瑞典模式”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系吗？》

BBC：《马克思为你做过的五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