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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常凯申是谁吗?
送交者:  2018年04月25日09:40:4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王奇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采用韦氏拼音的原文为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让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笑掉大牙,又摇头叹息。

  韦氏拼音,又称威氏拼音法,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王奇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后继续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次被人披露错误,清华教育之虚浮,学术科研之薄弱可见一斑,滑天下之大稽。

  某网站上,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误译”?蒋介石中国历史如此重要人物会不知道?荒唐)。

常凯申 .jpg


  有关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的事情是这样的;1998年,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文版出版,书中有这样么一段话:“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Mencius’其实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孟子的英文名称。孟子也没说过“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这句话原本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是孔子所言。看到这段文字,我是哭笑不得。

  就此,有人感叹,“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 现在人们挖苦“无错不成报(书)”,说纵观书籍、报刊、网络等凡是有文字的地方,哪个没有错字、错句呢?究其原因是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责任心不强。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出版社、报社、网络等单位的声誉。仅仅是声誉吗?现在人文科学在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学术的味道?

  中国学术界浮躁之气日盛,常凯申、门修斯、桑卒(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2006年3月第一版)在译本的第105页上,出现了对于孙子译出“桑卒(SunTzu)《战争艺术》”的字样)等可见一斑。曾听前辈讲过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史明清方向的某教师(博士后),在本科生的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讲到明清小说大谈关云长(zhang)、夏侯淳。诸如如此类教师如何能负担国家高等教育之重任?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误译一览:

 

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

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

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韦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

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

费尔班德(J. K. 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

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

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

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

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

林T. C. (T. C. Lin)→林同济;

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

赫萨(T. A. Hsia)→夏济安

 

此书作者简介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

王奇.jpg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6年7月-1991年3月 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

1991年3月-1995年1月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

1995年1月-今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8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王奇在1986年7月获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95年1月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青年学者,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获得者。

  主要研究领域:俄国史、中俄(苏)关系史。著有《中苏同盟启示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主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参与著述的作品主要包括:Раздвигая горизонты науки: к 9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С. Л. Тихвинского,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8.(《开阔的学术视野:纪念齐赫文斯基院士90华诞》,俄文,莫斯科:历史思维的丰碑出版社,2008。),《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当代俄罗斯有关中国问题之研究现状》,俄文,莫斯科:俄罗斯全景出版社,2007。),《永远的“八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等。

  主要开设课程:《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专题——中俄关系史》、《地区与国别史——俄国史》、《二战后中俄(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19-20世纪中外关系史》等。

 

事件披露后读者评语:

 

  “好书、好作者、好学校、好体制、好国家”(如何是“好”)。

 

  作为常凯申的出典和清华之耻,此书存在很大的升值空间。出书可以这么随便,不学无术被骗1760万也很正常。

 

  主要是胆子大,如今很多学棍连中文都理不清,中文著作读不懂,但虚荣心膨胀之下还要弄点外文装点门面,于是劣译横行,笑料百出。笑过也倒罢了,关键是这种无知无畏的心态正好迎合了某些“年轻学者”的口味,于是亵渎学术的恶行代代相传,屡禁不止。社会学教授没有读过韦伯的书;一天人类学没学过的自封人类学内行;历史系的博导说:你讲“反右”要有激情啊!最后外语“专家”告诉你:salt就是胡椒嘛。

 

  学术是少数人的事业,能用外文资料做研究的学者无论哪个学科都是凤毛麟角。奉劝广大的南郭先生,不要再误人子弟,不要让自己在今世就沦为牲口。

 

  今天回顾这段评论,不免很是感慨:在这个虚妄的社会,大学矮化早成潮流,既有恒心又hold得住的学者也确乎少矣……

 

…………………………………………………………

  这是10年前的“段子”了;现在又在这儿“炒冷饭”,请读者海涵。我决心“讨厌”到底,总得提提“常凯申”这牙碜事儿,让这种“学者”不断曝光。诸位,如果你想了解点中国的现代史,千万别看国内作者出版的史料了。那些玩意儿写得“出色”也就是相声。另外,国外某些中国人写的一些史料也常常很难客观,甭管是什么样的观点的。

  大家还记的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是如何让冯友兰先生诬赖到胡适先生头上的?我知道冯友兰当时是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事不得不然,但做人还是要有点骨气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共建国后,国内官方的出版的很多史料就差不多是“屎料”了。

  “常凯申”说明了什么?我体会,很多人成为“学者”自有终南捷径。怎么个“捷径”,无非就是“关系”。有了可靠的“关系”,白痴也可以成为“著名学者”的。这仅仅是学术界;其实国内各行各业还不都是如此?习近平智商不高的一个人,过去是“工农兵学员”,什么程度可想而知(“文革”开始时小学六年级)。他的“上位”史我们大家早就心知肚明,太子党推到前台的木偶。你看看他现在被包装成什么样?“博士”呢。成天就知道装模作样摆pose,接见外国使者就赶紧找机会把自己看过的“书单”列出了。御用报纸上都是他的“语录”。天,他居然是14亿人的统治者。这位,正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第二,马屁精们也忙得不亦乐乎。呵呵,早说了,“包子”迟早露馅。不过您还真别气闷,中国老百姓对之也很“受用”的样子。啧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真正的悲剧。

  “常凯申”的故事披露出来后,此书作者和编辑还故作镇静的解释呢。恬不知耻。或者,这类人就没有羞耻的概念。网上有一堆当事人的“解释”,不登出来吧,怪恶心的。国内也是“适者生存”哪,这块大陆如此的“文化沙漠”,你想能长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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