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有关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在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争论在网上已经有些年了。诚实地说，我对此种争论不怎么关心；因为争论最终的目的是证明中共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在我看来意义不大。不过，既然现在提到了，不妨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先是看查阅了网上正反两方面的有关文章（抱歉，我并没有认真阅读），从而得出一点简单的结论：就是在争论谁是“好人”（往往是蒋介石“好”，还是毛泽东“好”）。就我浏览一些文章而言，第一个看法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在财政上是各自为政的，彼此因地域上的关系（中共根据地四周不是日伪占领区，就是国统区）一般都是自给自足求生存。也就是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只解决自己边区内的财政问题。而此边区地广人稀，经济非常落后，人口仅150万左右，中共通过收税得到的财源非常有限。而其他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人口都大大超过陕甘宁边区。我推测，中共敌后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外，其他地区解决财政问题都相对比之容易一些。

  陕甘宁边区中共军队和边区行政人员等有多少？我猜测至少四、五万。要养活这些人口，1941年竟然征粮20万担（每担100斤），这真是让这块极其贫瘠土地上的老百姓受不了。然而就这些粮食也仅仅够边区军政人员饿不死。除了吃喝外，边区的军政人员还需要别的生活资料；而边区内则无法保障。怎么办？到边区以外的地区去买呗。那边区的钱呢？看图表有贩盐；另外，最大宗的就是“特货”，也就是鸦片。看来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确实是倒腾鸦片买卖，甚至是动用军队种鸦片的。

  他们竟敢种鸦片？！可您怎么不问问，国民党和日占区当局在1941年一月，在围歼了中共新四军军部后，便严酷封锁陕甘宁边区，并拒发军饷了呢（4.6万人的）？极端仇共者定会说“中共是一群恶魔，假抗日，趁国民党军之危发展自己的军力，必须灭之而后快”。如果确实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这等于说国民党政府是决心困死中共陕甘宁边区；但中共是不会束手待毙的。我这里还没反问呢：国民党各路军阀就不买卖鸦片吗？

  从历史资料中我得知，在当年，中国西北地区种鸦片是很普遍的现象；以至“烟土”在那里成为“硬通货”。既然如此，当时中共在陕甘宁地区是不会当春秋时期的“宋襄公”的；“仁义”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诸位，从我的口气上，好像就没有“好人”“坏人”之分似的？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当今之世界是“春秋无义战”，至少“好人”“坏人”也是相对而言。我有条件地同意这种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亲兄弟。当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不都是要独裁的嘛？他们表面上都嚷嚷要民主，骨子里可是另一套。不同的是，蒋介石先生基本掌握着国家政权，而毛的中共是“造反者”。抗日战争中民族危亡，在各种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实际上消灭对方的心思一直是心照不宣。嘿嘿，两个都要玩儿独裁的怎么能真正合作？最终只能有一个胜利者。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很快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战。短短几年，表面强大的蒋介石先生的几百万大军烟飞灰灭。“土包子”毛泽东的农民大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不是杜鲁门总统因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下令封锁台湾海峡，台湾很可能就落入共军之手。当时美国政府认为蒋的政府腐败透顶，基本上放弃之。

  蒋先生的“党国”为何如此速败？我看到很多仇共者在替当年惨败的国军文过饰非。什么八年抗战，国军已筋疲力尽；什么中共得到日军投降后留下的武器，甚至从前苏联得到大量武器（有人还说大量苏军和东欧军队也卷入中国内战帮中共打仗）；什么中共间谍无孔不入；什么中共的欺骗宣传奏效；什么共军草菅人命搞人海战术，甚至驱使老百姓在阵前冲锋送死；等等不一而足。呵呵，八年抗战胜利是国民党军，特别是蒋先生嫡系部队最盛时期。共军是得到投降日军武器，那有美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装备国军的多吗？中共间谍确实钻入国军要害部门，请问国军的间谍怎么如此笨蛋？再说，间谍的情报是决定性的吗？中共确实在宣传上成效很大，但为什么民众宁愿相信中共，却唾弃国民党的宣传？至于中共的人海战术，如果那些有关文史资料写的完全是真实的，我就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共军战士会前赴后继地冲向敌阵，而这些战士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原国军士兵？

  国民党败了就是败了，别找各种是似而非的原因掩饰了吧。蒋介石先生的国民党人失败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内部；一是自身的腐败，二是蒋先生还没有那么大的统治力，各个派系他无法根本控制。反观中共，革命造反正逢其时，社会矛盾因长期的战争和各种得不到救助的自然灾害，变得极其尖锐，整个中华大地遍布不断揭竿而起的赤贫民众；中共不乏生力军的聚集。嘿嘿，看看这种对比，国民党不败都难。

  让我们假设一下蒋介石先生最终打败了中共会怎么样吧；让我们假设一下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在终于“平叛”之后清廉起来了吧；实施专制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到时候仍然会渐渐腐败！这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着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你说绝对不会，因为蒋公会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还政于民，大力建立民主制度。嗯，好极了！我们最终承认民主制度要取代专制。这样看来，民主制度最重要！“好人”是靠不住的；是吧？

  台湾在蒋经国之后开放党禁，实施民主制度，并经历了逐步的平稳过渡。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交替执政也有很多年了。我想问一下读者，台湾的政客们是不是特别高尚？非也，明显的例子就是陈水扁先生犯罪入狱。那台湾的政体为什么还相对稳定？因为制度本身。

  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请再别跟我说什么“好人”“坏人”；请别寄希望当权者“高尚”起来，老百姓也成为“高尚”的奴隶。

附录：毛泽东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它生产事业，并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