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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日本海军“名将”秋山真之谈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
送交者:  2016年09月20日20:06:2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百年前日本海军“名将”秋山真之谈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A- A+

作者:铃兰台                        时间:2016-09-20                                                所在专题                         来源:察网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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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2年前,日本海军名将秋山真之做了一篇分析中日两国国民性的讲演,他使用“一盘散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现时主 义”等词汇来形容中国人。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分析,道出了日本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落魄的原因,也道出了日本打死也要维护天皇制的原 因。】

杨天石教授「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1] 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读后很生气,作为教授,怎么可以乱编数字来忽悠读者呢?编得还很离谱。

杨文替蒋介石战前的不抵抗政策和战争爆发后的节节失败进行辩护,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无非是是想通过编造和虚构,让读者对老蒋感到同情、甚至钦佩;无 非想证明老蒋的判断没错,和帮老蒋洗刷罪愆,而这些判断早就被历史重重地打脸,例如,什么“中国枪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若 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 

在手法上,杨文拼命地扩大日方数字,拼命地缩小中方数字。就像捏弹簧,想吹捧“黄金十年”就把弹簧拉开,想说中日差距悬殊就把弹簧摁下;歌颂蒋的 “功绩”时就说“统一了全中国”,诉说抗战艰难时就强调“日本统一而中国四分五裂”。中国的优势,统统回避,日本的劣势,一概不提。这都哪门子的学风?

他那些数字,不客气地说个个有问题。我们只看几个关键数字。

第一组关键数字是GNP和工业生产总值

杨文说:“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 亿美元,而中国仅为13.6 亿美元”,意思是开打前小日本的国力就比中国强了三倍不止,又说“国力是军力的基础”,那么中国还能不“战则必败”吗?

我实在查不出杨教授的这些数据从哪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统计体系根本不存在,全国性(包括东三省在内)的相关调查根本没搞过,所有的都 是毛估估。一些广为学者引用的数字,如1936年中国GNP为40亿两白银或260亿元法币,两者之间着实差了好几倍。网文「抗战前日本GDP应为中国三 倍 人均20倍」 [2] 根据此二数字给出了一个范围:19.569亿美元。如后面的结果所展示的,这两个数字是严重低估的,低到了中国人没饭吃,低到了数量级不符。

我们的办法是估算粮食的总产值,因为“1936年粮食总产量1.5亿吨”这个数字是基本公认的,有出入也不会太大。从《上海价格志》查到了上海当时粮价的情况 [3]。

“米价每石……民国25年一度低于10元,民国26年恢复到11~12元。”

“民国26年小麦价格回升到每担6.07元。”

“到抗战前夕,大豆批发价达到每担6.5元。”

中国的种植结构之中大米是主科,按1949年的种植结构加权平均后,每石10.1元,即每斤6分3。这里的“石”即“担”是旧制重量单位,1930 年实施《中华民国度量衡法》,规定升斗石作为容积单位,1石=10斗=100升的大米或小麦,约相当于今天的160斤。这里的“元”是法币元。1935年 起,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制度,废除了银元,规定“法币1元与14.5便士或0.2975美元等值”。根据上面的数字,不难估算出,1.5亿吨粮在当时约值 56亿美元。就是说,光1936年全国产粮这一项就已经值了56亿美元。当时全国总人口5.1亿,种粮一项相当于每人一年创造了11个美元或37元法币的 GNP,这当然是极低的,从每斤6分3看出,是因为“谷贱”。 

接下来就是这56亿美元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多大比例的问题,真实的比例只有天晓得了。我们这里参照1951~53年的情形,这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到了 1936年的水平(1952年GNP总量679亿元或305亿美元,粮食1.64亿吨),这三年粮食总产值占GNP的比例是25.6%。拿这个做参照,得 出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的GNP规模是,56亿美元 ÷ 25.6%  21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杨文“60亿美元”的3.6倍。

至于工业总产值,经济史书上一般都说占1∕3,因为1949年就占1∕3。然而,由于迭遭战争、老蒋逃台大拆迁和苏军拆迁等的破坏,到49年时中国的工业肯定不行了,而战前工业的比例肯定要比49年来得高。我们只按1∕3算,得出193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为7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杨文“13.6亿美元”的5.4

不是说我的数字就一定准确,但导出得有理有据,而杨教授言之凿凿的13.6亿美元来自何处?还精确到了小数后一位,弄得跟真的似的。弄巧成拙了吧杨教授,您不是万分景仰蒋委员长吗,怎么随口编个数字,就把他的工业业绩缩小了五分之四还多!

杨文所谓的“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亿美元”也是编造的。

1936年日本的GNP是50亿美元(172亿日元),只及本文估算的同年中国的GNP总量218亿美元的31%,换句话说,在抗战爆发前一年,基于GNP的中国国力是日本的3.2!日本1937年的GNP是61亿美元(212亿日元),仍大大落后于中国。以上括弧内的原始数字见荒川 [4],汇率100日元兑28.8美元见 [5]。

日本当时虽然已经是工业国家,但它是后发的,全体国民不可能靠吃钢铁、喝石油、啃矿石过日子,它需要第一和第三产业;即使最牛的美国,当时的工业比 例也只占到了GDP的50%左右。从资料 [6] 的“図1 工業化と経済成長”看到,战前日本的工业生产占GNP的比例,1935年达到最高,为 37%、1936年是36%,GNP是50亿美元,所以该年日本工业产出的规模大致为18亿美元(具体数字待查),不及杨文吹嘘的“已经高达60亿美元” 的三分之一。

归纳上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资源,拥有三倍于日本的GNP国力和四倍于日本的工业产出,却被打得一败涂地,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更使我们警醒,单靠GDP是不行的。GNP和工业生产总值固然是显示国力的重要数字,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数字可能是军费规模及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兵力装备状况等,这个有空再写。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GNP至少是日本的六倍;而抗战前中国的GNP三倍于、工业产出四倍于日本,此外,中国还占有人口、国土面积和地利等等,各种的优势,就像是一头大象,而日本像一只蛇。蛇为什么敢吞象?日本为何敢于欺负中国?既然从国力找不到原因,那就需要从精神层面去找,从民族性(日本叫做国民性)的差异方面去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他后来号召“组织起来”和一贯地批评“无组织无纪律”来看,“无组织状态”指的就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的状态,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游离状态。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确实找到了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民族性原因。

不过,在日本方面也早就有人在找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差异。有个日本侵略者名叫秋山真之,知道他的中国人不少,特别年轻人,百度上不仅有他的生平介绍, 还有“秋山真之吧”。【百度百科如此介绍此人:秋山真之(あきやま さねゆき,庆应4年3月20日,即1868年4月12日 - 大正7年,即1918年2月4日)爱媛县人,日本海军名将,天才参谋,日俄战争时提出沉船闭塞旅顺港、敌前大转向、七段击等方案,成为联合舰队胜利的第一 号功臣。明治23年(1890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授予少尉候补军衔在海防舰比叡上服役,其间救助了触礁搁浅的土耳其军舰。作为炮舰筑紫号的航海 士(大副、二副或者三副的统称,下同)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夕,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任命东乡平八郎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同时,也把秋山真之找去当联合 舰队的第一参谋,秋山真之秋山真之 负责具体的战术制定和实施。东乡对他的评价是智如泉涌。】

102年前,秋山做了一篇分析中日两国国民性的讲演,这可能是由日本人最早做的从民族心理方面进行分析对比的作品。

秋山把两国的差异概括为“粘着性”“执着心”两点,使用缺乏粘着性的“扫帚扬起的灰尘”、“一盘散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现时主义”等犀利词汇来形容中国人。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如史密斯、福泽谕吉、安冈秀夫),道出了日本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一盘散豆的状态”;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落魄的原因,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入纷乱,无法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的稳固;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历史被虚无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个人本位和现时主义”;道出了日本打死也要维护天皇制的原因,在于“万世一系的君主成为凝聚人心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心,上下同心一体走到了今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心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大和魂的根源所在”;道出了日本至今不肯道歉的原因,在于一旦道歉了“真正的挙国一致和一家团圆”将不复存在。

秋山道出了日本人至今还敢欺负中国人的原因:“毫无疑问,支国人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人主义’,作为民族性来说,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他提出假设:“处当今之世,支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着心,那么即便个人变得多么的富有,而整个国家要想永续存立,是靠不住的。”

秋山的一些观点,在他死(1918年)后被历史的演进所证实。

我赞成luominshen网友的说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捏成了一支空前团结的铁拳。有人用市场化把中国人民又搞成各顾各;又成了散砂。”

这些都解释了,百年来为何在中国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了救亡图存和旨在“天下为公”的大革命,为何在中国会产生出公有制、集体主义、国企,还有,为何又回到了小农经济。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防止某些国家对我们进行分化瓦解、重新让我们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这里将秋山真之百年前的文章译出,以为警醒。原文的文体半文半白,译文为了保持味道,也有些半文半白,见谅;另外“支那”全部译作了“支国”。

[1] 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强国论坛。

[2] 陶慕剑:「抗战前日本GDP应为中国三倍 人均20」,凤凰网。

[3] 《上海价格志 第一章 农副产品价格 第一节 粮食价格》。

[4] 荒川憲一:「戦争と経済-1930年代における日本の生産力拡充問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5] 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CSV, (56kb)

[6] 岡崎哲二,「戦間期日本における産業構造変化と産業組織」(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

 

附文:秋山真之:对比支国 论日本国民性的自觉

(原名:《支那と対比して 日本国民性の自覚》)

1913年2月 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同处东亚、同文同种之民族,过去千余年间,我们日本人和邻邦的支国人不间断地进行互相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各自的国体和受到历史的感化不同以及山海风土的影响,造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国民性格。(支国的)那种性格叫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也许更贴切点,叫做“天性”。

我前后数次去支国的南北旅行,遇事触物,常能感受到这种国民性格上的差异。不搞清此种差异,不仅不能对支国的事物作出观察和判断,即对于我们日本国 民的特质之大和魂究为何物,也是不能自觉的。许多人相信,自己洁白则他人亦必洁白,自己所喜之事物则他人亦必喜欢,实则大谬;性格不同,喜怒哀乐也将是悉 数不同的。

我们神国自古以来存在一种异样的气风,世代相续。这种气风,即便多年相互接触的邻邦支国人,描述起来也是大相径庭,而况欧美人等,在他们之中这种气风更是难觅。支国的伦理道德正像“率性之谓道”所概括的,来自于其国民性,倘欲以西洋的伦理原则之类去解释我国的道义,必定也会是南辕北辙。

接下来,我之觉察到支国国民性格的显著差异,并非来自深入的研究或详尽的考证,而是来自于在至为浅近的方面的一些观察。

最初是船停靠到了支国的某个海港,准备登岸之际,无数的舢舨(小船)纷至沓来抢载旅客,他们争先恐后、喧嚷相骂、互相排斥。那样子,让人直觉得一场 大吵架就要开始。后来乘火车旅行,在支国的某个车站停下,准备换乘人力车之际,也是有无数的车夫在顾客面前来突突着车把,那样子和水上的舢舨是同一现象。 这时我们日本人的内心瞬间就悚了:若是上了这只船或是那辆车,真的就会面临一场大吵架,被拉上来拽下去,感到非常的恐怖。

然而和我感到的这种不思议正好相反,结局却是,当我就近乘上了一辆人力车还是一只小船的时候,回头一看,完全出乎意料,刚才那种吵骂的场面顿时变得 安静如常,各回各的地盘,一副气静心澄的模样,只当是一阵风吹过。这等事如果在日本内地,大抵事先就会考虑到为了避免竞争,会给乘客定好顺序。倘若这时有 人出来抢客,立马就会有铁拳飞来,把车把折断,把客人围得脱不了身。

分析后发现,支国人的同业的业主彼此之间缺乏结合心,完全是各顾各的本位主义,在这同时,又极其放得下,对刚发生的事不会执着纠缠;一旦有了着落,不会对抢到了客人的业主记仇而在心理留下疙瘩。

我首先弄懂了上面所说的这个特点,再着眼往人情风俗的细事方面去观察。例如,日本的报纸在第三页上几乎每天都会登出情死的事件,而这种事在支国不论 今昔都是几乎没有的。过去有《想夫怜》的词 [2],却很难遇到真人真事。话说“情死”这种东西在心理上,乃是不得不分手的男女之间的粘着性,与过去的情 义和对未来的绝望缠绕到了一起而成立的东西。不会为情去殉死,说明支国人即令青春浪漫的男女,彼此之间还是少了日本人那种“一身同体”的粘着性,还是个体本位,现在则发展成为主义,对过去对未来更加地不执着了。

同样也是因情义而发生的复仇事件,在支国的古往今来同样是件稀罕物(晋之豫让 [3] 那样的是例外中的例外)。支国人嘴上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内心却不想如何切实地实行;日本人把君父之恩溶入在血液中,朝思暮想,哪怕备尝艰难困苦、豁出命来也会去为君父复仇。

日本人多沉湎于至死不忘的执念,而支国人多选择在生活中淡忘。关于这种淡忘,听上海的某日本医师说过一件真事。 苏州附近有一家中流以上的支国富豪,孩子得了急病,叫医生来急诊。到了一看,那家的门前有个刚两岁的嬰児被扔在草蓆上、号哭中。一问,回答说这就是他家得 病的孩子,昨天让支国的医生给瞧了,诊断结果是无救;因有“易箦”之俗,故而移置到了门外(易箦是支国的旧风俗,瀕死的病人要移换床室)。那孩子是脑膜 炎,据说最后没有救活。这种事到底还是超出了日本人的想像,说好听点是真能淡忘,说难听点是亲子之情如此淡薄。如果是日本的母亲,婴儿就是死了,也会抱着 遗体哭泣的。

我很注意观察彼我性格上的差异,首先得到解释的一大疑点是,为何在刑场上,支国人都那么神色自若、从容赴死。一个人,如果只从个人 本位出发,不去牵挂其他,没有对于过往的追思和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么临死之际自然会显得从容。日本人在临死的时候比较难看,他要牵挂谁来继志?死了之后妻 子咋办?存有此类执念,这就是日本人之为日本人的地方。把这种执念放到君臣、父子的层面去考察,或者放到夫妇、兄弟、师徒、朋友的层面去考察,我想日本人的执着于情义,和支国人相比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支国古代的圣贤穷其一生传道布说,是为了加强支国所有人的粘着性。相反,我们日本除了舶来之物,没有人写过经书那类说教的读物,反而粘着性代代相续至今,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想,仁义忠孝一类文字,可能是支国人为了表达日本的国民性而特制的吧

支国人的个人现时主义不单单是针对人类,对于无情无心的草木也同样如此。在日本,虽有“饭团胜过花朵”之说,但当上野和向岛到了开花期,去那里的倒是有很多人对尚未开花的花蕾感到陶醉,吟咏有加。而支国人于野外的花、壁龛的花,能作为嗜好者甚少,且嗜于其中者,仅限盛开的花朵而已。

所以支国的市场上卖的花草,达官贵人的室内作为装饰的盆花,都是刚刚盛开的鲜花。而如日本人这般的喜爱花蕾,欣待盛期的到来,或是把枯枝栽插求活,以作追思凭吊,支国有这等兴趣者少到为零。说到底是现时主义。其它方面,例如重味的支国料理,快节奏的支国音乐,看上去都只是适合支国人的口耳嗜好,由此不难想象,其对神经的刺激作用应该说和我们的正好相反。

这种现时主义,从心理上去探究,会发现支国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不论对人还是对物,不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将来,他们天生具备一种因缺乏执着心而生的游离性。与此相反,日本人对于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咬住不放的粘着性,恨也好爱也罢,都属于彻入骨髄的那类,对此,我们须有自觉的意识。

无疑,这里不是在做极端对极端的比较,不是说支国人就绝对没有粘着性,而日本人就绝对没有游离性。倒也可以这么说,支国人是有粘着性的。有人见到他们“抵制日货”和搞同盟罢工的做派,也 许觉得支国人团结起来,那种牢固不是日本人所能比拟的。这么想,其实是观察事物的方法不对。因为那种团结不如说是随声附和。由随声附和而生的心理作用,实 即发自于个体的游离性。好比扫帚扬起的灰尘,灰尘如果有粘着性,就不会被容易地扬起。故在“抵制日货”之类的背后,必伏有利益的诱惑、或伤害的胁迫。就好 比往利益这个囊中装豆子,再把袋口扎紧,看上去是团结到一块了,然而并不是豆粒与豆粒之间相互粘着所成的固块。利益之嚢一旦破裂,豆子随即就会散出,重新 回到一盘散豆的状态。

最近日本的舆论忽而强调“膺惩的理义”[4]、忽而强调感情、忽而强调利益,忽而二拍忽而三拍,形不成整齐的和声,和这种状态相比,反显出支国民众的步调一致,紧密团结。但是归根到底,这改变不了支国人相互之间各顾各、缺乏结合力的事实。(近 代以来)支国人落魄的原因,我的看法,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入纷乱,无法保障国民的 生命财产的稳固;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历史被虚无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个人本位和现时主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我们日本人真是有幸,拥有了从开天辟地创始的时刻,就和我们永不分离的万世一系的君主,成为凝聚人心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心,上下同心一体走到了今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心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大和魂的根源所在

正如先帝陛下 [5] 所宣示的:「我皇祖皇宗肇创此国,树德宏远深厚。我臣民克忠尽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此中“精华” 二字,我们臣民须深深翫味、铭记不忘。“精”与精神的精、物质的精是同一的,乃内部秘藏的神圣纯白之心的根源;“华”是指外部显现的真善美的形态。精华若 去,我们日本人之为日本人的依据就将彻底消灭。所以我们日本人不是支国人那般、被利益之嚢所包裹,而是像古代赤穗四十七士那样,以符合理义的至情来形成一致的团结,非此,真正的挙国一致和一家团圆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大本的至情、只有在弄懂了国体、弄懂我国的无与伦比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之后,才能发生。

如前所述,我国自古以来,别无续写下来的长篇教文和经典、我们祖先的垂示叫做行不言之教、是以践行为主。从我们祖先的古事纪里,可以见到众神的践行性的垂示,那才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嘉教。行不言不录之教,正是我们的国教的最为尊贵之处。在我的信条里有一点是确信的,我相信那些靠言谈书录而行于世的经典,如儒教、如佛教、乃至基督教及其它,完全用语言文字本身串接起来而成之宗教,肯定是有病的。若依那些浅薄的西洋伦理,则必然会在为何要忠君、为何要孝亲的问题上死磕,那么像人何以为人、一何以为一这类(不言自明的)问题,也去死磕,磕也该有个度吧。

我这里只是论述日本人和支国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宗教论暂且停下,我也不敢去比较两国在性格上到底谁优谁劣。国民性是一国的元气所 在,与国势的消长有着至大的关系;无论日本人还是支国人,都必须反省各自的国民性,自觉认识到长处和短处所在,都必须拥有能够应对世界大势的思想准备。毫 无疑问,支国人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人主义”,作为民族性来说,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我觉得,处当今之世,支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 着心,那么即便个人变得多么的富有,而整个国家想要永续存立,是靠不住的。

我绝不是劝支国人去殉情、去复仇,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走到情死和复仇这一步所需的粘着性,想带领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应该说,粘着性也是我国国体的精华之根源。粘着得多且实,则国家蒸蒸日上;粘着得斑驳支离,乃至恶化到结成藩阀、党阀、学阀,相互之间排挤反搏,则国家的发展必定受阻;粘着再减下去,还会看到男女殉死的发生,但若减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支国人那样,细化成为单一的个人主义。日本人的执着心是很强的,如果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则将异化成为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一个固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害人之物了。[6]

因此,我们每个人当然必须留意,切不可走到这一步。又如男女之间时常发生的情死,考虑到死后二人的父母该如何的伤心、两家的命运又会变得怎样,我们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其做新的思考,使国人自觉意识到轻率莽撞的危害。

谈到国家问题就把藩阀和党阀拿出来,谈到町村问题就须考虑一人一家的利益得失,这是因为区别的范围有大有小之故。真正的大和魂是,大事大范围、小事小范围,必须结合范围去进行适当的凝结。吾人最需铭记不忘的,是贵重的大和魂之“大”与“和”这二字

(大正二年二月 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译注:

[1]“率性之谓道”意思是循天命而行事即为道。秋山把“率性”理解成任性而为,是为他后面的展开寻找理论源头。

[2] 唐代乐曲名,亦作《想夫恋》。

[3] “豫让报仇”是春秋时代晋国人豫让为主公报仇未遂而自杀的故事。

[4] 原文“ヤレ理義”找不到出处,当是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众的一种癫狂状态,只要觉得本国被“冒犯”了,就高呼“ヤレ”(台湾人所谓的“干他”)意即膺惩。“理义”是大正年间“报德会”的说教,“尽理尽义以报大德”。

[5] 指明治天皇。

[6] 阅读时要注意分别,不可盲信秋山的话。这一段完全代表了当今日本右翼的思维,是其思想原点之一。秋山所 谓的“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一个固块”,恰好成为了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自况,真够讽刺的。我曾经问过:“单个日本人都很亲切,为啥战争了就那么残酷 呢?”对方有点尴尬地回答:“这个、这个,日本人一旦形成了集团的固块。……”所以,关于日本的民族性这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战后, 日本人有了些个人主义,但整体来说,粘着性从极其强大退到了前述的“粘着得斑驳支离”的那种,但仍然强大。

(2015年8月30日)

【铃兰台,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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