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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精神排行榜,中国排第几?z
送交者:  2014年07月02日12:57:0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关键在素质,还是关键在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未改”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太差”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高伐林


   
我说过多次: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我的情感十分复杂。

   
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主政的苏联害惨了中国,遗祸至今:派人来创建苏式革命党,复制苏式专制国,策动蒙古独立、签订苏日协议承认满洲国、扶植盛世才企图让新疆独立,二战后在东北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再加上地缘政治、能源争夺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对之由衷地憎恶;

   
但是对从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节,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只是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罗斯作家学者的文字,以及各种历史记载中,追慕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那些从容就刑的12月党人及他们义无反顾的妻子,还有那位竟然敢当面对沙皇坦然自承与他们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树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20年前,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落到紊乱、虚弱和沮丧的谷底之际,我的一个同窗去了一趟俄国回来之后,对我说,俄罗斯人的人文底蕴不得了,一旦翻过身来,这个民族会很快重新赶上去;几年前,另一个朋友与几位俄苏文学专家结伴访问俄罗斯,也对我盛赞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依然在传续,令人敬畏;还记得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最衷心服膺的也是俄罗斯文学大师……

   
他们所说的,不正是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那个“软实力”么。

   
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述心里对苏俄这种又憎恶又钦佩的矛盾情感,读到加藤嘉一的文章,说日本人“讨厌中国,却佩服中国人”,启发了我仿照一句:憎恶俄罗斯,却佩服俄罗斯人。


   
当今各种排行榜铺天盖地:国民收入最高国家排行榜、最强企业排行榜、影视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响力的人排行榜、消费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足;我想,若能将精神量化,将当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精神财富和能量,就其在权力、传统、市场等多重高压与诱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勇气、恒心,以及精神的独立、自由、丰富、深刻,还有创造性、覆盖面、影响力等等指数,综合列出一个排行榜,我相信,俄罗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国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脸红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话。

   
俄罗斯知识分子留给全人类的,是一笔何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制度保障就无须勇气

   
美国、英国、法国,也有许多作家学者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由独立精神,其原创力更是出类拔萃,但是论综合水平,我不将他们放在前列——因为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使得他们“降”了“级”。这个制度是容忍、鼓励他们的自由独立精神的,他们即使有挑战强权、舍身取义的勇气,与苏俄和中国知识分子身处严酷的社会环境比起来,哪里有多少表现的机会呢!

   
2001年,耶鲁大学300年校庆,同时举行第300届毕业生典礼(何以建校300年就有了300届毕业生?这里面的缘故我一直很糊涂),校方为锦上添花,邀请了1968届耶鲁毕业生、当任总统小布什前来,给他颁发一个荣誉法学博士。我作为毕业生家长,也躬逢其盛。

   
给刚刚上任、政绩和威望都乏善可陈的小布什奉送一顶耶鲁的博士帽,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起轩然大波,两百多位教授联名向校方表示抗议——这是我听说的;而我目睹的,是小布什总统上台戴上博士帽之际,台下毕业生坐席区刷地掀起一大片明黄色波浪——足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举起了抗议他的各种政策的标语牌,那气势,简直让人闹不清是毕业庆典还是声讨大会了!

   
颁发学位完毕,主持人宣布请小布什总统讲话时,明黄色的抗议浪潮再一次拍打会场,最汹涌的浪头也仍然是从毕业生区域中掀起。

   
后来,一位朋友对我说,非常佩服耶鲁这些有傲骨、有勇气的教授和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匡正了校方的“失节”,他们身上体现了可贵的耶鲁精神。

   
我则不以为然。我说,耶鲁教授反对校方授予布什荣誉学位,耶鲁学生当面对布什请愿抗议,与勇气沾不上边。这些教授与学生对总统说“不”,对校方说“不”,对权力和权威说“不”,只是自己这么想了就这么说,哪怕胆小鬼懦夫都能够自自然然地说出口,就像对侍者说一声“咖啡里别放糖”一般,教授根本用不着担心丢了自己的饭碗,学生根本用不着担心上了别人的名单,注意一下行为的遵纪守法、用词的文明礼貌就行。为什么?因为,美国先贤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power)、保障民众权利(right)的体制。这是他们沿袭了几百年的权利,哪里需要壮起胆来?

   
相形之下,苏联(俄国)的知识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这里”和“那时”

   
俄国女作家利季娅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个概念,足以让中国作家脸红。

   
利季娅1940年前后写出了反映“大清洗”的长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时苏联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国外虽然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国内问世。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苏共开过22大以后,苏联作家出版社才答应出版,预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克里姆林宫风向又变了,出版社毁约。利季娅打官司赢回了100%的稿酬,但此书还是出不了。利季娅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利季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书的价值:那就是,要阻抗这种有预谋的遗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两年之后作协所倚靠的强大政权,在千百万“男儿”的勇敢抗议声中垮台,她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才出版了,震撼了读者和批评家。震撼的原因,与其说是其艺术造诣,毋宁说是其直面血腥现实的勇气。利季娅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不知还有哪本写1937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上述故事,我是从署名狄马的文章《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中读到的。

   
“这里和那时”——空间上的“这里”(恐怖政治的现场),时间上的“那时”(恐怖政治的当下)。分开来不起眼,结合在一起却意味著了万千风险。要问“这里和那时”多么不易吗?不妨反瞧一下中国:中国不是也有类似苏联“肃反”那样的惨祸吗?——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中国也诞生了若干揭示这些惨祸的杰作,像《墓碑》(杨继绳)、《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但,它们要么,写于“那里”(恐怖政治现场之外);要么,写于“这时”(恐怖政治时代过后),却偏偏没有一部,是写于“这里和那时”!

   
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出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家艺术家,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上有五位俄国作家的名字;在“这里和那时”写出了《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与《我们》等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真该“以俄为师”

   
当然,说专制暴政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也不尽然。毕竟还有顾准、林昭、遇罗克,毕竟还有北岛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更有“六四”中许多大无畏的学生、学者和市民。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如何?

   
狄马在文章中说:苏联文学中的不朽经典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作者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著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有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当然我是指其中的精华)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的写作态度:不是向谁交心、卖笑、献身,不是谋生的饭碗,也不是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感受到身后有无数人,在急切等待他记录他们无力自己讲述的命运,在争著委托他发出他们自己不可能发出的声音。

   
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诲:“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但是这个传统的现实例证在哪里?有几人?有何书?


精神落差的原因何在?

   
何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在逆境、厄运中创造出巨大的精神成果?有人以为,是因为苏联政府、制度还多少有点缝隙,让他们能有点空子可钻,尚可容身;或者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有国际人脉,让当局投鼠忌器;而中国的专制统治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也更无所顾忌,真正是“风雨如磐”,将任何一点独立思想扼杀于萌芽。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执政者无疑吸取了苏联的专制经验教训,变本加厉。但是考察苏联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压制,其实也足以让人怵目惊心。除了公开和暗地杀害,同样也是劳教、劳改、门口派岗,电话监听,封杀作品,禁止出镜(和出境),限制行动,偷偷翻抄,警告、威胁和株连所有亲友……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竟派一位“女医生”住在他家一个月,家人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当局还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著“犹大滚出苏联!”标语牌到帕氏住地游行……

   
那么,是否有人会归结于两国不同的社会土壤、民众基础,认为有什么样的大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这种说法显然也没有说服力,揆诸历史,大众与精英二者并非永远一致,出现巨大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先例比比皆是,有时是民众对了,有时是精英对了。这且不说,即便真是如此,真是苏联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接了地气,才心红胆壮骨头硬,我们也还要追问:为什么苏俄有优秀的民众,而中国却多顺民、刁民和暴民呢?苏俄的普通女性在父亲、丈夫或兄弟“犯法”之后,也无怨无悔、甚至拖儿带女地跟着到西伯利亚;中国的女性呢,当党小组长一谈话“你丈夫是右派”,多宣布与丈夫离婚——至少是划清界线;苏俄的异议人士被判刑、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欢迎,而中国的敏感人士一旦被当局盯上,邻居和同事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处处躲着他……


哪些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国民性?

   
或许宗教信仰是原因之一?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近千年传播史,形成了其作家和民众举头三尺有神明、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习俗,近年来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皈依基督教,应该也有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支柱这一因素;

   
或许自由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已有300年历史,俄罗斯又毗邻西方国家,即便当年在铁幕之后,接触自由民主社会的信息的机会也太多;而中国没有这种天时地利,自由民主的理念别说在普通公民中,在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


    还能列举更多的原因:
   
中国执政者更全面、更彻底地垄断了一切社会生存资源,让每一个人一旦被体制抛弃就走投无路;

   
还有,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使得知识分子即使个人有心与体制决裂,也难以忍心家人被制度吞噬——人们读到、听到过多少这样恶意的恫吓和善意的规劝:“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想想你的老父老母、爱妻爱夫、幼儿幼女吧”……


素质与制度互为借口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回答: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没有在1917年阻止独裁者上台篡夺政权?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没有能发动有效的抗争,尽早结束这种统治?社会精英的素质与国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尖锐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这样素质的精英,都不能保证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那么这样的高素质,对国家、对民族而言,益处何在、意义何在呢?

   
这些大话题,限于篇幅,不可能细谈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眼下,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有迫切的需要,来“以俄为师”,学习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和勇气。

   
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讨论,一直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说,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人的素质达不到,不可能建立先进合理的体制——多少别国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国来就变形走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而另一种说,不,关键在于体制!体制不改,怎么可能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让素质脱胎换骨?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大把: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还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

    ……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未改”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

   
——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太差”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

   
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无疑,中国这问题那问题,其根源、其症结,确实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万万不能的”。然而,中华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舍身取义的精神。

    (《新史记》第18期,明镜新闻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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