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未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1）

作者：一息尚存    

曾经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必将用已经把毛泽东一步一步迎入了自己心中神的殿堂的无限崇敬和虔诚，而再去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二 ○一二年的九月，在为了保卫钓鱼岛而在全国八十多个大中城市所爆发的持续了将近十天的“九月抗日大示威”中，不甘今天的中华民族竟然还要遭受如此民族屈辱 的我国社会底层人民群众，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齐声高唱起了雄壮的《东方红》。历史的经验告诉了今天的所有中国人，当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 只有在毛泽东的这面旗帜下，中华民族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能依靠全民族的力量而完成自我拯救;当侵略者再次打上门来的时候，只有毛泽东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毛泽东主义这一最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才能鼓舞并指导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出中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矮 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的逆流达到最为高潮的时候，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的这声由衷的呐喊，道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 的共同心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傲然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长久以来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还更是全人类唯一的一个自文明产生以来从未中断过的历史又非常悠久的民族。长期以来，尽管中 华民族的先民们为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创造出了让我们每每想起，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每每提起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四大发明，然而那却不仅毕竟都是在遥 远的古代所创造的，而且还更是在东西方文明、尤其是以我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能够在各自的地域内独立发展的条件下完成的。因此当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 并在全世界到处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以来，由于我们中华民族也成为了人家的一个掠夺对象，所以中华民族曾经所拥有的这些骄傲，也就难以为继了。

　　1，只能是在诞生了毛泽东并产生了毛泽东主义之后，勇敢和智慧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

　　自欧美国家所推动殖民化、尤其是全球化到来之后，一个民族只有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而也只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和民族自豪。

　 　除了那些洋奴买办和汉奸卖国贼之外，相信任何的一个中国人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的民族。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优与劣，主要就是看它的强与弱。而 这个强与弱，既表现在外在的物质上，也更体现在内在的心理上。因此一个民族如果彻底丧失了自尊与自信，那么又如何能够证明自己的优秀呢?

　　凡中国人，都无不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智慧、勤劳并爱好和平的民族。勤劳与爱好和平，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一贯的传统，也是历久弥新的美德。然而勇敢和智慧，却只能是在诞生了毛泽东并产生了毛泽东主义之后，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

　 　由于满清王朝政权到了末年的时候，已经实在是无力维护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无力维护民族的尊严，因而自然也就失去了其继续统治中国的历史合法性，特别是更 失去了其继续统治中国的历史合理性。所以从一八九四年开始，孙中山先生便开始了以推翻满清政权为目的，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并终于在 一九一二年造成了满清政权的垮台。可是尽管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垮台了，然而是代之而起的不管是前期北洋军阀统治的老台湾省，还是后期国民党蒋介石所建立的 新台湾省，却更加的腐朽不堪，却更加没有能力、特别是更加没有勇气去维护民族的利益与尊严。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政府接受足以灭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的武 力威胁，竟然大部分接受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二十五完成了两国间的正式签字，从而开启了我国现代历史上不战而被人屈己之兵的先河。一九三一 年九月十八日，不足两万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欲图全部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我国工业化的程度要远远的低于日 本，但是中国人毕竟是比日本人多了八倍还多。可是面对国家被肢解这样的奇耻大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竟然未敢进行任何抵抗。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和一九三 五年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继与日本签订了停战的《塘沽协定》之后，又与伪满洲国实现了通车、通航、通邮和贸易，因而也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 国的存在。当时在蒋介石政权统治下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北方各省，民不聊生。为生活所迫，大批的中国人不得不涌入了伪满洲国，从而使伪满洲国的人口从一九 三六年一月的三千万零九十万，锐增至年底的三千七百万。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则更是达到了四千二百多万。此举不仅为实际上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大连、鞍 山、抚顺、本溪和阜新等原料工业基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直到今天还更是为汉奸们侮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留下了这样的话柄：“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 的公路是中国的三倍，发电量是中国的九倍，工业产值是中国的十三倍，它最大的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 务，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一起解放南京，它的名字是满洲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兵力仅五千七百余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又在中华民族的腹地北京卢沟桥发动了图谋进一步蚕食我国华北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 爆发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通过新华社的广播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通电中，毛泽东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 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又联名给正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打了同样内容的一封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 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一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 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就向宛平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可是直到七月十二日，蒋介石才电令负责华北地区军事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采取“不屈 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和竭力推动，如果不是深具爱国传统和中华民族血性的原属西北军的二十九军 广大官兵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召而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而自发地选择了奋起抵抗，如果不是畏惧被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竭力推动下所掀起的 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所吞没，那么“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也极有可能仍然还是会选择不抵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来前一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慑于苏联的威胁，蒋介石政权又与苏联签订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的卖国条约。通过该《条约》，蒋介石不仅将我国东北的大量权益出卖给了苏联，而且还更 是眼睁睁地看着外蒙古公开脱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此扬长而去。

　 　满清王朝到了晚期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经常卖国的腐朽政权。但是满清王朝的每一次卖国，毕竟还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到了台湾省的时候， 中华民族却变成了一个遭受侵略而竟然都不敢抵抗因此才经常被人不战而屈己之兵的民族。一个只在别人的武力威胁之下便能大量地出卖民族的利益，便能大块地出 卖国土的民族，如何能在强者如林且又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横行的世界上存续下去?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最古老的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在民族的尊严遭到了侮辱，尤其是在国土遭到了侵略的时候都不敢反抗，则明显地反映出了是缺少血性，是缺少自信。一个缺少自信的民族，何来民族的自尊?一个缺少自尊的民族，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优秀?然 而所有的这一切，一旦到了毛泽东的时代，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遵义会议”之后，尽管经过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的 糟蹋，使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此时还只剩下了一万多人。但是毛泽东却仍无惧色，毫不犹豫地率领着劫后余生的只有一万多人的英勇红军，冲破了几十万国民 党匪军的围追堵截并排除了来自党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径直向着被凶残的日寇所占据的北部边疆高歌猛进。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 下，正是在毛泽东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个教导的鼓舞下，中华民族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从此，勇敢和智慧、坚韧， 这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特征之一。

　 　在民族危机的面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放弃了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用自己的真诚和博大胸怀，竭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从 而不仅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尊严，而且还更是挽救了中华民族。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更是将 所有的外国势力统统赶出了百年挨打、人见人欺的中国大陆，从而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建国仅仅三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出访了苏联。在访苏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斗智斗勇，成功地通过谈判废除了蒋介石的 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收回了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出卖的旅顺和大连的主权以及东北的铁路。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借朝鲜爆发内战之机，不仅派出海军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并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而且还更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公然侵入朝鲜并轰炸了我 国境内。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却仅凭一国之力，不仅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前去，而且还更是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南朝鲜伪军在内 的十七国联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我们中华民族一雪了前耻，而且还更是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美英苏三个世界大国所确定的严重损害了我们中华 民族的利益和尊严的世界东方的战略格局，更是坚决地维护了人类世界的和平，更是坚定地捍卫了人类世界的正义，更是标志着以毛泽东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 人性文化，第一次战胜了西方欧美世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从此，一个彻底改变了以往面貌的勇敢、勤劳、智慧并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才傲然地自立于了 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是胜利，不仅令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为之而感到自豪，甚至都能令每一个海外的华人为之而感到骄傲。据由于非常仇 视共产主义因而也非常仇视新中国，尤其是特别仇视毛泽东的那位尽管出生在海外，但却保留了纯正的华人血统且又曾经长期在英国留学的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回忆 说：“朝鲜战争前我在欧洲旅行，那里的人们常常对华人保持着歧视态度。可当新中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各国的海关人员一见到华人就都肃然起敬。从 此，我开始了认真学习汉语”。

　 　古代的中国虽然十分的不幸，但也非常的侥幸。在黄河长江这个全世界最大而又最适宜农耕的“两河流域”的外部，北面的永久性冻土地带、南部狭长且又多山的 中南半岛、东方波涛汹涌的大海、西向绵延不断的高山和荒漠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古代中国的周边不仅产生不了其他强势的文明，而且还更是隔绝了更远处的 其他文明对古代中国的侵扰。所以尽管自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自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之后的古代中国就不仅开始了不断地挨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打，而且 还曾经几度被打得山河破碎、江山易主。但是由于在游牧渔猎的状态下产生不了比中原农耕文明更为高级的文明，尤其是形成不了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所以尽管游 牧渔猎民族凭借其野蛮和武力能够不断入侵古代的中国，甚至还曾经在政治上两度征服了古代的中国，但却不能不反过来接受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尽 管古代的中国曾经在政治上被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所征服，然而凭借着先进的文化，古代的中国却又总是能在文化上征服政治上的征服者，而且这种征服还是最为彻 底的心理上的征服。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古代中国的文化不仅能够一直传承下来，而且还更令尽管经常挨打的中国人始终能够保留着对自己文化的心理自信和 心理优势。然而当挟强劲的基督教文化和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欧美殖民者打上门来了之后，中国人在被多次打败之后，这种文化上的心理自信和心 理优势也就难再。于是这才会出现像胡适和辜鸿铭等虽然小脚的妻妾依然喜在心，但却洋话满口喷和洋装穿在身这样古怪搞笑的北大教授。直到毛泽东主义诞生之 后，直到以毛泽东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开始形成，才使得长期挨打的中国恢复了活力并一雪了前耻，才使得人见人欺的中国人恢复了文化上的自信并 争得了民族的尊严。

　　2，只有毛泽东，才让中国人懂得了什么才是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只有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才会去争取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只有拥有了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才能在强者如林且又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横行的世界上永远地存续下去。

　　民族骄傲和自豪的产生，离不开民族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又离不开对民族尊严的维护。而维护民族的尊严，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民族的尊严。

　 　在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九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由著名的影视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国内到处热播。影片上映后，在影片中饰 演男一号“老东家”这一重要角色的著名影视演员张国立在谈及拍摄这部影片的感受时曾经这样说到：“人的尊严是从肚子开始的”。确实，对于某些个人来说，尊 严可能的确是从肚子开始的。然而个人的尊严却绝不能等于民族的尊严，在当今仍然还是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盛行的这个世界上，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存续下去的 民族来说，“裤子”都要远远地重于肚子。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于一九八七年拍摄了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该片的片名叫《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战争之所以要让女人走开，就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者来说，女人不过就是战利品。

　 　若想征服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打掉这个民族的自信。而打掉一个民族的自信，首先就要侮辱这个民族的尊严。而侮辱一个民族的尊严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扒下这 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等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各民族无不把集体强奸另 外民族的妇女，当做是打击对方自信心的有力手段。而对于通过扒下一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来打掉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的这种做法。我们中华民族的宿敌日本人不仅 更清楚，而且也更是“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至今仍是最为痛恨，而且也将是永远无法原谅之处，就是当年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 我们中华民族女性的侮辱。而今，日本人找到的另一个侮辱我们中华民族的绝佳办法，就是鼓励日本人到我们中国来嫖娼。有些日本的工商业公司甚至把组织日本人 集体到我们中国来嫖娼，当做是对员工的奖励。二00三年九月十六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七十二周年临近之际，就曾经发生过有二百八十五名日本人到我国珠海集体嫖娼这样令我们中华民族旧辱未去而又添新耻这样的事。

　　公元七五五年，大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叛，衰朽的大唐王朝只能向回鹘借兵。为了能够从回鹘借到兵来平叛，衰朽不堪的大唐王朝却竟然答应了回鹘王开出的收复东西两京之后，女人、小孩和金银财宝可任由回鹘兵掠取的这样屈辱条件。

　 　公元一一二五年，金兵攻陷了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金兵不仅掠去了徽钦二帝，而且更是掠走了北宋王朝的皇后、公主、嫔妃、宫女和良家少女三千多人以及十余 万男女百姓。金朝皇帝把其中年轻貌美的公主嫔妃赏赐给有功之臣当做泄欲的工具，而其余的公主嫔妃及少女则全都送到浣衣院去充当金兵的“慰安妇”。因此我国 历史上把北宋王朝的这次灭亡，称之为是“靖康之耻”。

　 　自两千多年前腐朽的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那时起，我们中国就开始了不断地挨打。长期的挨打，使许多中国人由于不懂得什么是尊严而不知不觉地在精神上跪 了下去。因此在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才赢得了中华民族真正独立的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毛泽东尽管可能与千千万万的中 国人一样也心潮起伏，但却没有发表长篇大论，而只是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样简短的一 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尽管非常简短，但它代表的却是中华民族从此争得了民族的尊严。从那以后，为了能够永远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毛泽 东又率领中国人民勒紧了裤带，艰苦奋斗。不仅用仅仅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便制造出了足以保住所有中华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的“两弹一星”，而且还更是探 索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这一确保中华民族能够走向未来的正确方向。从此，中华民族不仅拥有了更加稳固的安全，而且还更是赢得了更 多的民族尊严。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来说，强大的工业，强大的科技和强大的国防，就是这个民族的“裤子”。而一个民族的男性手中如果没有了枪杆子，也就保护不住这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而一个连本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都保护不住的民族，是不可能存续下去的。

　 　当年，在中华民族的男性几乎就是要靠赤手空拳来保中华民族女性的裤子的这样的基础上，由于为了制造“两弹一星”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安全，即使真的是 让那时的中国人饿了几天肚子，这样的功德，凡中国人也就应该永远铭记。因此今天矮化、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那些人，要么就不是中国人，要么就是他想把他家 女性身上的裤子全解开，欢迎色狼和色鬼都进来。

　　在中华民族有了“裤子”的基础上，想着如何填饱中国人的肚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填饱中国人肚子的同时，也不应该忘了要扎紧中华民族的“裤子”，特别是更不应该卖了“裤子”去填饱肚子。肚子和“裤子”，哪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尽 管在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我们中国曾经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的这种意识，但是我们中国也更是一个产生了强烈的贞操和节烈观念的国度。因此女性遭到性侵 害历来就被我们中国人视为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耻辱。可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不久，在我国已经消失二十多年的卖淫这种现象不仅就死灰复燃了，而 且还愈演愈烈。从在二00三年珠海发生的有近五百名中国妇女集体向日本人卖淫的事件和在我国经济最 为发达的苏州竟然都能出现“十元妓”这样的情况上看，在也就是两代人时间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从事过卖淫的中国妇女，绝不会少于上千万。而目前卖淫 妇女的年保有量，也绝不会少于上百万。所以至今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转型接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实质上不过就是卖了“裤子”才撑破 了肚子，并且还是卖了全体中国人的“裤子”而却只撑破了少数人的肚子。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但仍然吃不饱肚子，而且还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裤 子”。

　 　至今仍未停息的究竟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究才让中国人吃饱饭，才使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之间的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穿着裤子的瘦子和一个光着屁股的胖子在关 于谁才有人的尊严的争论，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人与狗之间两种不同物种之间的尊严标准的争论。人与狗的不同，其实就在于一条裤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民族的 尊严和安全，其实就是“裤子”的问题。当年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就连中国的妇女为了能够扎紧身上的裤子而“不爱红装爱武装”地都拿起了枪杆子。而到了改革开 放的时代，在那些改革开放后才蹦出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在某人的诱惑、教唆下，有的中国人却为了撑破肚子，而竟然脱下了裤子。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懂得什么才是民族尊严，才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在弱肉强食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上，面对任何敌对势力，只有拥有和敢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展现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那种英雄气概，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与自豪。只有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与自豪，中华民族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毛泽东主义不仅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和最为强大、最为科学的方法论，而且还更是属于中华民族、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核 心内容。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留给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最为珍贵、最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个人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最为突出的历史性卓越贡 献，毛泽东主义绝不是什么全党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创立的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现彻底胜利的一种革命理论。尤其是毛泽东在其 晚年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一步一步 从胜利走向了胜利。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遭受到灭绝性挫折的时候，更是凭借着毛泽东主义的指引和毛泽东的力挽狂澜，才从灭绝性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不管其政治倾向怎样，但直到目前却仍然还普遍认同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说法。马列 主义的普遍真理，原原本本地记述在马克思和列宁等人那浩如烟海的著述之中。然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不只是由于我们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 地国家，因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而反动的力量又过于强大这样简单。中国革命的主要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由于在儒 家文化两千多年的毒害和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熏陶下而普遍养成的自私、懦弱、麻木、极难理喻而却又极易利诱的那种浅薄的性格和强烈的投机心理。中国革命若想取 得胜利，那就必须要广泛动员更多的中国人来参与。若想动员更多的中国人来参与中国革命，那就只有首先改变中国人的性格。而改变中国人的性格，那就只有从改 造传统文化开始。因而从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那时起，毛泽东就用打倒“陈毅主义”这样的实际行动，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 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这样的文章，通过用实际行动的影响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开始了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 而进行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而毛泽东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而进行的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则是当年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 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今我国非常著名的党史和军史专家金一南将军经过多年的考证和研究之后，在其所著的《走向辉煌》这部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极其关键 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在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前夕的一九三四年夏季，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不参加长征而是要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不仅对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充满了希望，而且还更是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占据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 分子博古态度晦暗。毛泽东的“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句话，不仅充满了对他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自信，而且也更是一把就彻底扯下了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脸上蒙着的那块遮羞布。对于毛泽东的自信，心地善良而党性极强且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又有着深刻了解周总理知道，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是绝 不可能给毛泽留下用自己“欢迎中央再回来”的再度胜利，来证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无能加无耻的机会的。而对心底阴暗、手段毒辣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将会采取 什么样的手段而不给毛泽东留下任何的机会，周总理也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红军开始长征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把年老的何叔衡与体弱的瞿秋白等人留在苏 区，尤其是从秘密杀害了季振同等人的做法上看，周总理的猜测绝不是多于的。于是为了挽救毛泽东，周总理便自告奋勇地前去劝说毛泽东。在同毛泽东进行了一夜 的长谈之后，周总理回来向博古汇报说：“他同意随队转移了”。根据这样一段历史，于是金一南将军的台词里便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周总理在其革命生涯中 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历史自觉和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才将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能量凝聚在了一起。周总理在长征之前那个夜晚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了中 国革命的命运。金一南将军所做的这个结论应该还有另一段潜台词，那就是说实际上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的生命在先，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才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才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后。于是照此逻辑，应该是周总理才真正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周总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在长达近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练，周总理与全党其他同志一道，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还更是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在毛泽 东主义的指引下才取得的。因此，如果说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通过挽救毛泽东进而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则 未免太过夸大其词了。

　　金一南将军的这个推论，实质上仍然是沿着“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思路，在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之论而张目。中国革命，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这些都的确不假。然而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纯属就是胡说八道了。

　 　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而且还更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强大的方法论。毛泽东主义不仅充满了毛泽东个人的高度智慧，而且还更能启迪其 他人的智慧。因此，毛泽东主义是指导当年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制胜法宝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

　 　毛泽东主义绝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的制胜法宝，它经过了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召开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全体代表起立唱过国歌之后，向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由此可见，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首先就应该说是除毛泽东之外的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 邓小平和陈云这几位以及在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之前曾经担任过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博古、王明和向忠发等人，都为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贡献了他们的 个人聪明智慧。然而如果要衡量和检验党的各个时期的其他领导人都为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哪些个人的聪明智慧，那么只看中国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 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哪怕仅仅是阶段性的成就，也就足够了。

　 　当周总理于一九三一年年底衔已经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子把持的党中央之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在毛泽东和朱 老总及陈毅等人的率领下，经过几年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别是在取得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 毛泽东麾下的主力红军不仅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且三次发围剿胜利后的大量缴获，更是中央红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大力的改善。武器装备的改善和通过几年时间的 艰苦作战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更有形成于此间的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指导，因此红军的战斗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赣南和闽西两 块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二百五十多万的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拥有了比毛泽东当初仅率一 千多秋收起义后的泥腿子上井冈山时不知有利多少的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当周总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并担任了苏区的最高领导之后，完全在有条件率领中央苏区党政 军民的全体力量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同时，也可以顺便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然而在周总理到达苏区并将毛泽东排除在了对红军的领导之后而指挥 红军攻打赣州的首次作战，便以红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而告结束。后来如果不是请毛泽东出山而挽回了败局，那么中央红军的长征，可能就要提前进行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外国租界里再也混迹不下去了，于是组成了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博古、张闻天、杨尚昆 以及陈云等，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并且马上就掌握了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力。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在以临时中央的名义掌握了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 权之后，这些人又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中央苏区之前，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在党史上称之为是“宁都会议”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就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以及苏区党组 织的领导权，而只安排毛泽东去做在苏区中央局严密控制下的政府的工作。因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苏区之后，绝不存在任何的“干扰”而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从 而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尤其是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正需要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的时候，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匪军用重兵进攻黎川之战，拉开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而中央红军也悉数迅疾地投入到了反围剿的作战之中。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时，中央红军可以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仅主力部队的红军指战员就将近有八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以及经过六年的根据地建设而 形成的深厚广泛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红军的武器装备更是有了大力极大地的改善。仅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 迫击炮五十五门。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缴获了步枪一万余支，各式火炮四十门，机枪三百余挺。武器装备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这样的 条件，不用说毛泽东在开始从事武装革命之初，就是毛泽东在指挥红军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时，也从来都未曾具备的。在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如果 红军的战略战术正确，那么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是极大的。然而不管是前期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博古和张闻天、项英以及周总理、朱老总，还是后 期掌握了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权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总理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不仅不具备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反围剿作战方针的能力，甚至连能够认识到毛 泽东所提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是一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的能力都不具备。因而这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才有了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这才有了中央红军的被迫长 征。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党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些组成了党中央的人的领导下，才不仅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反而还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毛泽东所亲手开辟的 中央苏区，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下，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反而还被彻底葬送了;毛泽东所亲自缔造的中央红军，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上，差点就糟蹋光了。就是这样一帮只具有这种认识能力的蠢货，能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的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集体智慧”?历史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吧?人世间更不会存在着这样的混蛋逻辑吧?

　 　对于毛泽东主义到底是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魁首邓小平在妖魔化毛泽东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说 过一段很中肯的话。“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而此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议闭幕 式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更是曾经这样明确地讲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主义 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主义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主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毛主席逝世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越来越降低的这一问题，许多人纷纷质疑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陈云曾经是这样解 释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就是因为中国有个毛主席。刘、周、朱、陈、林、邓加起来比毛主席都差很远，我们和 毛主席不是一类人，我们刘、周、朱、陈、林、邓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已经不在了，我们也就不要再指望那个时代了。

　　抛开“遵义会议”前党的几任错误的领导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朱老总和林彪、陈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稍晚。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却差不多是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二一年，刘少奇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而 邓小平则更是早在一九二○年就与周总理、蔡和森等人一道，到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诞生地法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因此，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 走上革命生涯的时间来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等都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同一代人。所以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句话，当然也应该 包括刘少奇和周总理在内。因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和周总理，他们的革命理念，产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但是他们的革命智慧，可以说主要都是来自于 毛泽东主义。因此，这些人又怎么能为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呢?如果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真的为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么按照邓小平所讲的事实和“理论”，这岂不就成了是自己培育了自己。

　 　自转型接轨以来，否定毛泽东主义，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就始终就没有停息过。否定毛泽东，首先就要贬低毛泽东。而为了贬低毛泽东，搞阴谋的这些人先是抬出 了周总理，用拔高周总理的革命业绩的办法，以分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通过把周总理捧上圣坛，从而将毛泽东“拉下神坛”。 尤其是近年来，为了通过将毛泽东送上魔坛的办法而彻底搞垮中国共产党，彻底搞垮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肢解我们中华民族。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阴暗小人又抬出了 朱老总来深入妖魔化毛泽东。于是什么《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 匪》和《红军之父，朱德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纯属不要脸的歪理邪说，这才纷纷出笼。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毛泽东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都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建立起了巨大的个人历史功勋，因此无论怎样 赞颂他俩，都不属过分。但是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那样，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巨大个人历史功勋，同样也都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正 确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建立的。离开了毛泽东主义的指引，离开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朱老总，都必定是一事无成。因此对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赞 颂，决不能超出历史的架构。尤其是这些阴谋小人的最终目的，也并不真的是为了赞颂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不过就是想通过把周总理和朱老总捧上圣坛而把毛泽东 送上魔坛的做法，以达到他们彻底颠覆中国革命的历史，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罪恶目的。

　 　三十多年来，对各种各样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无耻做法，中国人民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三十多年再吃的二遍苦，重遭的二茬罪，更是让中国人民看清了那 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阴谋小人的罪恶目的和无耻嘴脸。因此这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而拔高周总理和朱老总的无耻阴谋小人，早已被正义的中国人 用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揭批得体无完肤而销声匿迹了。然而尽管无耻小人销声匿迹了，可是近年来在国内名气极大的金一南将军，却在其由于被拍成了长达十二集 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而成为了信史的名著《苦难辉煌》中，也因袭了“朱德最早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这种无稽之谈。名气如此之大的党史军史专家，在 这一点上却竟然也能去拾人牙慧。此举不仅实在是无耻，而且也更是太欺负我们中国人没有文化，也太欺负我们中国人不懂逻辑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一千余人到达了井冈山。很快，毛泽东不仅就率部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便充分运 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在宁冈县的新城打了一场歼灭战，抓了三百多名俘虏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此战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而且还更是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使红军扩大为了两个团以及在宁冈、遂川和茶陵这三个县，都建立起了革命政权。

　 　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便开始采用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样的游击战原则，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从而巩固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这一原则，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后来长期的军事斗争 实践中，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初期便所采用过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一游击战原则，也演化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 追”这样的“十六字诀”。

　 　朱老总与毛泽东这两部红军会师的时间，已经是到了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下旬了。朱老总与毛泽东两人初次见面的地点，是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的龙江书院。朱毛两 部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在当时的那种历史环境下，直白地说，就是朱老总率领着自己的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和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一部分农军，到毛 泽东的“家”里“蹭饭吃”、求庇护。

　　毛泽东的“家”是怎么来的?是毛泽东运用游击战战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上建立起来的。“家”里不仅能休息，而且还有饭吃。朱老总为什么要到毛泽东的“家”里“蹭饭吃”?因为朱老总没有能力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无处休息，才无处吃饭。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河坝完成了阻敌追击任务的朱老总，先是率领残部八百余人隐藏在了他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所部之中，后来朱老 总又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举行的“湘南暴动”。“湘南暴动”之后，不仅朱老总所部无处可去，而且就连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大量农军， 也更是无家可归。于是这才不得不一同上了井冈山，去投奔毛泽东。

　　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坚 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了然于胸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井冈山上分三路集结到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准备接 应朱老总和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暴动的起义军。在部队驻扎期间，从十九日开始，毛泽东采取上午给这个营讲课，下午给那个营讲课，分别留半天时间进行讨论的方 式，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课堂就设在八担坵的稻田边。战士们席地而坐，听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 他向广大指战员指出：“由主客观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革命现在还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斗争，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 来。”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井冈山的政权，正是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夺取革命的胜利。”为了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 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为了充分证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确为朱老总所首创，曾经特意这样强调并且还专门援引了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 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说过的一段话。在原书中，金一南将军是这样讲的：“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十六字 诀’是怎样产生的?朱德的关键性贡献长期不为人所知。一九二五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就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成为了后来‘十六字诀’产生的基础。”

　　“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除了像《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那样的憨人，可能任何人都懂并且也都会去这样做。然而由于郭靖憨，因此郭靖的那个惜字如金的四师傅送给即将独自去闯荡江湖的郭靖的临别赠言才显得特别重要“打不过，逃!” 而至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水浒传》里更是比比皆是。不用说像王伦这样的“白衣秀士”和鲁智深与武松等这样的江湖豪杰，就连小霸王周通这样的江湖土 鳖，也都懂得占山为王的道理。然而不管是“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还是占山为王，都与蕴含了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 之处。

　 　当年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次“秋收起义”。中国的名山大川，更不仅仅是只有井冈山这一处。朱老总和陈毅等人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 参加“湘南暴动”最初地点的湖南省宜章县境内，不仅就分布着五岭之一的骑田岭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峰一百五十多座，而且还 更是座座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无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去处。当“湘南暴动”之后到了敌人重兵围来的“必要时”，朱老总的确是想到了拖队伍上山。只不过朱 老总没有就近上宜章县境内的任何一座高山，而是长途行军几百里，上了井冈山。

　 　为了使人能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地感受到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胜过毛泽东，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竟然借用一些最初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的“老井冈”之口，这样“描述”了朱毛两部会师之时一些“老井冈”的兴高采烈：“来了一个会打仗的”，“听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尤其是为 了渲染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高过了毛泽东，金一南将军还紧跟着又借用粟裕大将之口来这样赞誉朱老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 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如此地渲染，的确会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只是不知这样的渲染，是 为了反映一个种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总司令的智慧，还是为了体现一个像许世友那样的敢死队长的样子。

　 　朱老总由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考入了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云南的“九•九起义”，从此很早开始了个人的军旅生涯。然而在军阀混战时期，朱老总只是任过滇 军的旅长和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以及云南省的警务处长兼省会的警察厅长等职。因此朱军长的称谓，只能是出现在朱老总参加革命之后。南昌“八一起义”前，为了能 够动员更多的力量参加起义，党组织派朱老总去策动朱老总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当时正率部驻扎在江西九江的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参加起义，但却遭到 了金汉鼎的拒绝。南昌“八一起义”举行之后，作为起义指挥机关的前敌委员会为了壮大声势，同时也是真心地期望朱老总能够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人脉关系，从而 争取一部分滇军参加起义，于是前敌委员会不仅假门假事地编造出了一个第九军的番号，而且还更是煞有介事地任命了朱老总的另一位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此时还 是国民党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的师长且又没有任何起义倾向、甚至连同情革命的倾向都没有的韦杵为起义军序列中的第九军的军长，朱老总为该军的副军长。于是在 历史记述中，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队伍的序列里不仅就有了这样一支番号为第九军的部队，而且朱老总的平生，也就第一次与军长一职发生了联系。由于直到南昌 “八一起义”的部队在离开南昌时，韦杵也没有赶来参加起义，因而也就没有了再继续假门假事下去的必要，于是前敌委员会便干脆就任命了朱老总为第九军的军 长。从假门假事地编造了南昌“八一起义”的队伍中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第九军，到郑重其事地任命朱老总为这个军的军长，这就是朱军长这一称谓的最早产生。三河 坝阻击战之后，朱老总化名为王楷，率领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八百余人隐身于朱老总的又一位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队伍中， 消声觅迹得连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曾知晓。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于参加了“湘南暴动”，朱老总和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才又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在不仅没有电视和互联网，而且就连广播和报纸都非常稀罕，且又由于敌人的封锁而共产党内的消息更是非常难以传递的当时中国，又是谁把朱老总已经被任命为 了军长的消息传递到隐身于山高林密，就连敌人都很难发现的毛泽东麾下的那些早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就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那些“老井冈”耳中的呢?朱老总真的是当时就名震华夏了吗?这是不是当年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不知金一南将军对对此将能够作出怎样的合理解释?

　　今天的人们如果追溯朱老总何时才最早被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普遍称为是朱军长的，广为人知的史实且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只能是由于朱毛会师而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军成立了之后。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朱德在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并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之后，中共湖南特委的命令朱老总与毛泽东所部工农革命军组成了红四军并由朱老总担任了该军的军长。

　　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朱老总最早提出的?还是毛泽东最早总结出来的?是朱老总教毛泽东打仗?还是毛泽东教朱老总打仗?尽管多年来始终有人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去搅混水，但是要分清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难，因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曲折经过，早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这些后人。

　　在朱老总被张国焘裹挟着而被迫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过程中，当张国焘另立中央而强迫朱老总表态反对毛泽东的时候，朱老总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朱毛，朱毛不可分，哪有朱反对毛的?”

　　“朱毛不可分”的这句话，绝不是任意而说，那可是朱老总在曾经有过由于朱毛分离的经历而遭受过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出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结论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刚刚会师才三个月的朱毛红军，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朱老总与陈毅等人认识上的错误，而开始了第一次分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 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老总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 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领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老总率领 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由南昌“八一起义”余部编成的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 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由“湘南暴动”的农军所组建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 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 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老总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老总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第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大规 模的围攻。为此，毛泽东即兴填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然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朱老总和毛泽东两部红军会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朱老总和毛泽东两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上的分歧，也开始显现出 来。朱老总不仅不赞同毛泽东为红军所确立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唯一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三大工作”，而且还更不认同毛泽东所竭 力坚持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而却主张在部队中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朱毛会师后，朱老总甩开毛泽东而第一次单独率 兵打仗便遭受到了严重失利的这次行动，在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是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然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为朱老总和陈毅 等所吸取。特别是后来当他俩的四川老乡刘安恭的到来以及对朱老总和陈毅的明确支持并强力反对毛泽东④，则更是加剧了朱老总和陈毅等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 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平江起义”后编成了红五军的彭德怀所部也来到了井冈山与朱德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汇合。然而“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 的井冈山地区，却不仅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多的红军吃饭，而且也更限制了红军自身的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实力较弱的红五军留守井 冈山，而实力较强的红四军则向赣南和闽西进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老总、陈毅和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开始了向赣南和闽西的进击。当年五月初，在红四军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城之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也 受中央的指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然而刘安恭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央要求朱德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而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而且还更 是第一次带来了“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刘安恭代表“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 则使红四军中原本就业已存在的朱老总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刘安恭与朱老总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老总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 过统战工作，加上由于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和陈毅等人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 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老总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 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老总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 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 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 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 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 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 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老总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 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 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老总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老总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 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 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泽东 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由于拒不从命的林彪手握重兵，朱老总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 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 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 出击闽中一样，朱老总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 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老总自己计算的结果，也是损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 兵力。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遭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 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辞 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泽东重返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 危机。而就在朱老总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在毛泽东与朱老总携手率领红四军不仅开辟了中央苏区，而且还更是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大围剿以及将红四军发展为了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之后，左倾机 会主义分子不仅前来摘“桃子”了，而且还更是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可是在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之后，“桃子”却也丢掉了。所以，仅是这一阶 段的党史和军史，不仅就足可以轻松地戳破“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都无耻到了至极程度的谎言，而且也能清晰地回答任何人的是毛泽东教朱德打仗，还是朱德 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疑问。

　 　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毛会师之后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掌军权，朱老总的革命生涯可谓是一帆风顺，从红四军的军长到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从红一军团的军 团再到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从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中革军委的主席。可是同期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那可真称得上是屡遭挫折了。然而 尽管在此期间朱老总的革命生涯是一帆风顺，但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却并没有随着朱老总革命生涯的一帆风顺而一路凯歌，反而却随着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屡受排挤而 屡遭挫折。

　 　毛泽东所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只有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才不仅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国人 民的利益，而且还更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第一人，而且还更是找到并开辟了如何维护中华 民族利益的这条具体道路的第一人。其余的不论是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还是王明、博古与张闻天，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这些人不仅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独立 自主的精神，而且还更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能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能力。而这些人之所以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能力，实际上并 不在于他们的个人智慧，而关键却在于他们个人的性格与品质。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袖和领导人，甚至就是一些普通的党员，几乎都是来自于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都出身成长于剥削阶级的家 庭，从小过得即使不是锦衣玉食，但最起码也衣食无虞的生活，因此并没有真正地接触过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群众，并不真正地了解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 不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的那种生活困苦，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哪里，因而也就更不用说能够为中国革命探索 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了。特别是由于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到底蕴藏着哪里，所以这些人才不仅不具备探索出来一条中国革命的具体正确道路这样的能力，甚至都 不具备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能够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