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鼓吹中左与中右合作壮大，求同存异，力争占据主流，将极左和极右边缘化，但是人微言轻，说得再多，也是螳臂挡车、泥鳅翻浪；呼吁不啻空谷足音，甚至痴人说梦；目睹极左与极右视若寇仇，轮番你死我活，最终同归于尽。更令我心惊！

　　老高按：在“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读到一篇回答问卷的文章《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标题一下吸引了我。
　　二十多年来，我在许多文章、包括在博客的众多按语里，一直声嘶力竭地鼓吹社会生活空间、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左与中右这两派，能合作互补，求同存异，占据主流，抵制极端。但我人微言轻，说得再多，也是螳臂挡车、泥鳅翻浪；更因为美国、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现实政治日益极化，加之新的信息科技发展投射到社会思想领域的莫大副作用，致使我书呆子冒傻气，呼吁中左与中右的合作壮大，不啻空谷足音，甚至痴人说梦；目睹极左与极右的视若寇仇，轮番你死我活，最终同归于尽！这倒也罢了，更令我心惊的是，眼见得身边许多挚友诤友，也在或大或小的事件和争论当中，被或左或右的极端潮流裹挟而去，剩下我“茕茕独立，形影相吊”！
　　在这样的时刻，读到这样一个标题，让我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之感。
　　该文甚长——三万多字，回答了问卷所提的全部37个问题，实在无法全文转载，就节录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吧。这一部分竟也有五千字，好在相对完整，也切合其文章标题。
　　作者David Wong，不知何许人也。从其思路明晰、行文流畅来看，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学者、作者。此名太常见，用搜寻引擎查找，出来一大批同名同姓者，让我无从分辨。咱们的博友和读者中不少见多识广、人脉深厚者，敬请指教！


　　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
　　——答《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问卷

　　David Wong，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


　　37.您是否还有其它意见或建议？

　　本问卷涉及到了中国政治转型几乎所有的方面，本答卷一一做了认真的回应，所依据的，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关于宪政民主的阐释和分析框架，那就是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而不是国内流行的左右两极对立的“二分法”。
　　本来，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引进四分法了，保守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在极右的位置，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在中右的位置，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左的位置，共产主义在极左的位置（它的阶段性、策略性、变通性、统战性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在民国时期，中右和中左（第三种力量、第三条道路）都不成气候，而极右（国民党）和极左（共产党）的力量都很强大，国共对决，碾碎了中间力量，也碾碎了和平民主宪政的所有希望，最后，极左战胜极右，建立了共产中国。
　　这段历史给中国留下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两极对立的左右二分法，以至中共建政以后，继续以左自居，不断革命，依次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政治上不站队的中间派、不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旧知识分子、保守的小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做右派和革命的对象，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尊称为领导阶级和老大哥的工人阶级，其实也没有择业、迁徙、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基本自由，也没有真正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政治权利，他们也是在经济上被长期剥削的对象，只不过比更惨的农民好一点儿，还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挣扎在温饱线上，最终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被扫地出门了。共产党不自知的是，极左一旦掌权并对全社会进行极权统治，它就变成最保守和反动的极右了，而它继续标榜的马列毛主义的极左意识形态，不过是极右的面具和马甲而已。必须明确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和改开年代形成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都是极右，骨子里信仰的都是帝王专制所依据的君权神授论、血统论、暴力决定论、强权真理论、精英至上论，只不过变换了一些说辞而已。
　　然而，改开年代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自由民主派却跟共产党一样搞不清状况，完全沿用了左右两分法和左右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只不过颠倒了对左右的评价：共产党认为左就是好的和对的，而右就是坏的和错的；大多数自由民主派认为左就是坏的和错的，右就是好的和对的。他们为自己的右派立场和身份而感到自豪（有人甚至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就是“骨灰级极右”），而左派非蠢即坏，是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渊薮。
　　这种简单粗陋的分析范式根本就无法解释改开年代已经出现的多元思想，也不能在一个连续的光谱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
　　首先，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在国际四分法中，是极右，而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它是左，这是严重的误判。它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就没给底层民众什么平等和福利，反倒搞出来骇人听闻的等级制和负福利；它甚至没有什么极左平等主义、平均主义、民粹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因此不仅与中左毫无关系，连极左都不是。
　　第二，自由主义，在国际四分法中，相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确是中右派，但相对于极右派，它又与中左派共享更多的价值，但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包揽了右边，它如何与比自己更右的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呢？难道把它们都打成左派吗？
　　第三，按左右两分法，西方意义上的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温和一点的右派会把它拉进右派阵营做同路人，激进右派如大陆川粉，则毫不犹豫地把它视之为与毛左、极左只有一步之遥的左派。但其实，社会民主主义既不同于右派，也绝不同于极左派，在原理和历史两个层面，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死敌。
　　第四，在改开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新毛左、新极左、新共产党，按二分法，就完全没有办法把它们与正在掌权的、已经变成极右政党（尽管表面上还在标榜一些极左意识形态）的老共产党区分开来了，应该看到，固然新极左将来很可能也会建立新的极权专制，但目前它对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其激烈程度与自由民主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过来，当权的共产党收拾这些“新共产党”也不会手软。

　　如果引进国际通行的四分法，以上的逻辑矛盾就都可以解开了：
　　……（此处删略几百字左右各种五花八门“主义”充斥的文字，以免让读者看得头昏眼花。——老高注）

　　应该说，不是所有的自由民主派都继承和坚持左右二分法，早在2000年左右，陈子明、秦晖、谢韬、许纪霖、王江松等人就已经引进国际上的四分法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状况了，陈子明还精准地把极右称作专政右派，把中右称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为宪政左派，把极左称为专政左派。网上有一个叫胡常根的民工，经独立观察和思考，也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状况做了四分：右愤（右粪）、民右（民主右派）、民左（民主左派）、左愤（粪）。他的用语有些粗鲁，但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往往比大部分公知来得更贴切和准确。
　　如果进一步概括上述思想成果的话，可以把四分法表述如下：极右（极权专制右派）、中右（宪政民主右派）、中左（宪政民主左派）、极左（极权专制左派）。一目了然的是：
　　（1）中右和中左共享宪政民主。
　　（2）极右和极左都是极权专制。
　　（3）中右与中左是盟友，中右既与极左相对立，也与极右相对立，而中左既与极右相对立，也与极左相对立。
　　（4）极右与中右靠得最近，处于同生态位竞争（争夺的主要对象都是社会中上层），因此，中右对于克服极右更有效也负有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左与极左靠得最近，处于同生态位竞争（争夺的主要对象都是社会下层），因此，中左对于克服极左更有效也负有更大的责任。
　　根据当代中国权强资弱、资强劳弱的基本社会格局，极右当权派当然在控制整个社会，其他民间的极右派表面上是批判极右当权派的，但其实共享一些同样的价值和逻辑，形成一种不一定自我意识到的互补关系。自由主义中右派或宪政民主右派，本来在民间思想文化界占有优势，但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囚于左右二分法，拒斥中左派或宪政民主左派，结果是，当他们把追求平等和福利同时兼顾自由的宪政民主左派打成极左派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极右化了，从而壮大了民间极右阵营的实力，这一次围绕美国大选的激烈争论，大部分自由主义公知选边站队，成为川粉，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极右化的逻辑和价值观，这对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对他们自己，绝不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以在野的极右精英对抗掌权的极右精英，别说搞不赢，即算搞赢了，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不过是以一种新专制取代老专制而已，与普通民众何关？与宪政民主何关？
　　社会民主主义中左派或宪政民主左派，是比较后起的思想政治流派，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但它面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和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潜力，考虑到它在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成了主流思想政治力量之一，如果中国不停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脚步的话，它在中国就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前途，但它目前处境艰困，一则受当权极右派的政治打击和在野极右派的思想攻击，二则受到处于同生态位的新极左派的高度防范和攻击，只得到了人数不多的中右派即宪政民主右派的理解和同情。至于新极左派，它不仅同时受到民间极右派、宪政民主右派、宪政民主左派理论上的批判，也受到当局的政治打压（佳士得事件就是明证），但预计它会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中国日益极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做大绝不会是一件好事，万一掌了权，共产主义又要在中国再来一遍。

　　根据以上力量分析，要比较顺利地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右派与宪政民主左派之间的思想政治同盟：它们有分工，那就是前者主要承担动员组织社会中层和部分上层的任务，后者主要承担动员组织社会下层和部分中层的任务；它们有合作，就是一方面要共同对抗极右和极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相互声援和支持对方所引导的民间社会运动，如前者声援和支持劳工运动等下层民众的维权运动，后者声援和支持以企业家、业主、知识分子等中上层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双方必须明确意识到，目前双方的分歧是次要的，双方的共识才是最重要的，等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那时候才有条件进行争夺执政地位的公平竞争。
　　如果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不能建立强有力的联盟，如果他们各自为战进而相互攻击，可以说，中国的宪政民主是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的。
　　本答卷就是按照上述思路回答每一个问题的，凡是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共享的东西，我都没有加以特别的说明。鉴于宪政民主左派的声音和力量特别小，所以，在涉及它与宪政民主右派的理念和政策区别时，会着力于强调和介绍它这一方面的观念和思路，所以这份答卷可以被看成是宪政民主左派关于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一份系统性研究报告。
　　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宪政民主左派（翼）、劳工运动等底层民众维权抗争运动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实现这一转型？二是在未来宪政民主结构中，如何合理安排上、中上、中下、下等各个阶层的宪法地位？如何让缺少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下层民众，也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们如何通过宪法赋予的可能性、通过有效的政治和法律通道，提升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直白很简单，那就是仅仅依靠人数不多、先天基因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要发动和组织下层民众加入到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潮流之中，才能形成足以推翻这亘古未有地强大的极权专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如果真诚的宪政民主右派也意识到并承认这一事实，那么问题来了，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政治纲领和政策，它有能力唤醒、号召、动员、组织下层民众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那么什么思想政治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欧洲2.0版的宪政民主主要就是由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动所完成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左派、宪政民主左派所领导的劳工运动和底层民众抗议也居功至伟。因此，知识分子要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宪政民主右派阵营里，另一部分要成为宪政民主左派，深入下层民众，推动劳工运动和各界下层民众维权运动，就像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韩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所做的那样。
　　关于第二个问题，假使极权专制倒台了，在取而代之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可以没有对下层民众的权利和权力安排吗？可以把对推倒极权专制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下层民众当做炮灰和工具扫地出门吗？可以像欧美国家1.0版的宪政民主那样，不给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给他们成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抗争的权利，不给他们建立政党、竞选议员、参与立法甚至组织政府的权利，不给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吗？当然不能！所以在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构建过程中，要同时体现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的贡献，要同时容纳中右翼的政党和中左翼的政党，要同时表达和实现社会中上层与社会下层的权利、利益、意志和诉求。简而言之，要建立2.0版的宪政民主制度，而不能简单重复欧美两百多年前的1.0版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分别和共同承担艰巨的历史任务。从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右派这方面说，要引导、说服社会中上层节制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要给予下层民众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以应有的尊重，要防止精英主义、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极右化冲动和需求，要与各种各样的极右思想政治力量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努力把中上层社会成员争取到宪政民主的阵营中来。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也要引导下层民众接受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右派的合理内核，接受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要说服他们克服复仇、平均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极左化冲动和需求，要与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想政治力量进行坚决的切割和斗争，努力把大部分下层民众争取到宪政民主的阵营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