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始受到中央“左”倾错误的打压，他的军事思想一再被“左”倾中央否决。也就是在这个夏天，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对此次“围剿”寄予厚望，他认为这将是对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所以，此次“围剿”他是下了血本的：特意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战前向英、德、法等国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

此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全新的策略：对苏区进行政治上连坐，经济上进行禁运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堡垒政策，以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9月，蒋介石将50万国民党军队调集于江西，而此时，应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红军领导人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和周恩来，而是当时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

博古并不懂得军事，他把红军的指挥权全权委托给从德国来的李德，李德全然不顾实际，坐镇在瑞金一座“独立房子”里，把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生搬硬套拿过来指挥红军。

李德不管敌我力量对比有多悬殊，一味要求红军强攻敌人的坚固堡垒，使得红军的反击一开始就严重受挫，就在红军受挫的时候突然爆发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起义事件。

被夺去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局势和战争形势，他建议红军主力趁此机会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和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寻求作战机会。

后来，等那些国民党高层人士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纷纷对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感到后怕：一旦红军与起义的国民党第19路军合兵，再与湖南、湖北等地红军会合，国民党军队将难以控制局面。

但很遗憾的是，博古和李德压根就不理会毛泽东提的这个建议。他们依旧固执地命令红军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动一轮轮进攻，就这样，导致红军接连不断的惨重伤亡。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以11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李德和博古一条道走到黑，竟然号召打起了“广昌保卫战”，到4月下旬，红军伤亡5000多人，以被迫撤离广昌告终。

1934年7月，国民党军31个师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发起了全面进攻，李德和博古又要求“全线抵御”，已经连续苦战近10个月、伤亡惨重的红军不得不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战。

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敌人计划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10月10日，蒋介石认为大局将定，于是在《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国民党军胜利在即。

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立足，中央红军和党中央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这就是“长征”。长征不到2个月，红军就遭遇了“湘江战役”的再次惨败，红军从86000多人锐减为30000余人。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红军接连遭遇惨重损失，大家亲眼目睹血淋淋的失败，已经让红军上上下下心都寒透了，再让李德和博古这么指挥下去，大家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红军从指战员到普通战士，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越来越不满，哪个的生命不宝贵？谁参加革命愿意稀里糊涂送死？谁不是希望能够跟着正确的领导走向越来越光明的前程？

其实，对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张闻天早在1934年5月就表示了严重不满，他批评博古和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导致红军遭受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当时，张闻天的批评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也被博古排挤了，由此，他得以有机会和坐冷板凳的毛泽东近距离相处，两人在相处中在很多问题方面渐渐达成共识。

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主动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这就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往往，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说它必然会发生，而是要自己去争取。


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都在中央纵队，他们得以一路上就一些问题反复交换意见，三人对于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为什么会接连遭遇惨败的问题，越来越达成共识。

从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开始，毛泽东就和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到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这种错误。

在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时，李德提出要与贺龙的队伍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他提出，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进军，他的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黎平会议上，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红军的方向就此得以根本扭转。

这次会议还决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的争论，到渡过乌江抵达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的地点和内容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在抵达遵义之前，军委纵队在黄平短暂休憩，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话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他们几个人一传，几位重要的红军将领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的谈话，使得不久后的遵义会议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要请毛泽东出来指挥，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红军人事上变动，不满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了。

紧接着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规定，直接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如果没有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和李德指挥的严重失败，红军上上下下就不会有“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的需求，这些客观上的严重失败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崛起创造了迫切需求。

如果自长征开始时毛泽东没有主动争取，那就不会获得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个分量很重的支持者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动争取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机会和支持。

如果没有毛泽东此前若干年在军队积累下来的巨大实力和威望，他就很难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对他的认可和支持，毛泽东的实力和威望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五大常委中排名第三。在分工上，最高军事首长虽然仍是朱德和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从此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就此崛起。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真的很不容易，红军的客观失败、毛泽东的主动争取，以及毛泽东自己的巨大实力和威望，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中国又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目前面临着亡党亡国之灾，大难中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灭顶之祸。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改正错误的能力，目前急需一次扭转历史的遵义会议，只有毛远新可以救中国！中国共产党醒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