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把今天中国的“归毛”倒退，归咎于习近平个人，事实上，改革开放终结和回归极权，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必然：如果没有习近平，也会有别的人——如薄熙来，把持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回归毛式极权。

  我多次说过，“邓改开”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而是列疯子“新经济政策”的2.0版；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极权为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如果不能导向宪政民主，就一定退回高度政经一体的共产党极权计划经济。

  在布尔什维克生命力旺盛的形势下，列疯子的“新经济政策”当然无法导向宪政民主，但它产生了与布尔什维克离心离德的“耐普曼”阶层（新资产阶级）和新富农，导致的空前腐败和粮食囤积危害到红色政权的利益，迫使斯大林于1928年废除了“新经济政策”。

  “邓改开”其实就是步列疯子“新经济政策”的后尘。“邓改开”前十年对“毛文革”的否定，启蒙了民主的思潮，引爆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但邓小平的“六四”屠杀，终结了中国版“新经济政策”的宪政民主导向，由此“邓改开”回归“毛极权”不可避免：

  宪政出口堵死的情况下，共产党为了维稳，唯有重新扩张极权。 然而共产党极权领导市场经济，腐败是不治之症，一旦空前的腐败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安全的时候，统治者必然会做全面“返祖”以保政权的大手笔反向改革。

  这就是习近平正在做的事。

  从统治者个人的角度，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六四”后三十年来之倒退和“返祖”是必然：

  1989年5月，“邓改开”到了是否宪政民主的转折点，但邓小平为了保一己之特权，作了封死民主出口的选择，从此，防“六四”翻案成为邓小平的纲，其他都是目：为防“六四”翻案，邓小平故意容许僵贼民这样一个并无改开诚意的机会主义小人取代赵紫阳；而且邓小平还不放心，还要故意隔代指定胡锦涛这样一个手持冲锋枪亲自上阵屠杀喇嘛的毛共辅导员，做僵贼民的接班人；

  “萧规曹随”，踏着“六四”鲜血上台的僵贼民，为防“六四”翻案，更为了防镇压法轮功的翻案，故意隔代指定一个更左更顽固的红二代+红卫兵联动分子，做胡面瘫的接班人；为了防止中共的戈尔巴乔夫，僵贼民、李月月鸟都竭力排斥比较开明的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尽管他们年龄更合适、履历更丰富、能力更强...

  也就是说，毛共辅导员胡锦涛、红卫兵联动分子习近平的上台，并非偶然，而是“六四”屠杀后中共在接班人选择上“宁左勿右”的逆向淘汰结果——一个必然的结果。

  邓小平隔代指定有血债的党棍胡锦涛，而不选温家宝；僵贼民、李月月鸟选择联动分子习近平，而排斥李克强、李源潮、汪洋，绝非“看走了眼”（为什么一再看走了眼？），而是精心的选择。

  因此，“六四”后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地倒退，以至于在习近平手上倒退回毛式极权2.0版，是“六四”屠杀后的必然。

  当然，邓小平也不是神，他当年只为防止“六四”翻案，也没有高瞻远瞩到在胡锦涛之后，会冒出一个红卫兵联动分子，把他的“任期制”、“拨乱反正”（审判四人帮）和否定“文革”等成果都否定掉。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走到“归毛”这一步，其个人独裁的利益，也与中共高层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一则重归计划经济政策与“洋务派”高官的既得利益相悖；

  二则终身制粉碎了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人的接班之梦。

  如果中共高层无人敢于且能够制止习近平，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等待着中国社会的，就是毛式极权下的贫穷和恐怖（即张春桥预言的“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中共能否去习，也在于美国的施压程度；如果因为此次疫情，美国仍然对习共施压不够，那么中共将延寿三十年，并一定令美国付出比新冠瘟疫还要大得多的代价（如核战争）。

曾节明 2020.5.20暖阳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