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的研究和传播，都必须以事实即史料为依据;史料的真实性是历史科学性的保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以史实为依据，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主要手法，就是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往往是取其一点，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因此，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尊重史实的客观性，还是任意为我所用，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虚无主义相区别的一个分水岭。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是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先设定一个“原则”，再寻找和“制造”所谓的事实依据。这个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也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历史要求，超出了学术研究的底线，变成了直接的政治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还往往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作出结论，推翻过去的判断，并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这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具有迷惑作用。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这样用颠倒事实的方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了吗?

　　这里还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也并不是一概虚无，而是有明确的取舍标准的。他们对历史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的进步人物，而对反动的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以至侵略者、卖国者，则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值得人类永远铭记和纪念的日子。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以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战后有些历史著作，不顾历史事实，一味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突出意义，而忽视甚至抹杀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的西方学者公然篡改历史，竟然说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改变”。持这种偏见的学者往往用“欧洲中心论”傲视一切，用传统的正规战、阵地战的老眼光看待中国战场，而无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对付东方强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作战方法，对于这种情况，有加以辨析的必要。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在110 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所占时间就长达20余年。日益衰弱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列强入侵的态度，往往是先打后降，每次都是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发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基本国情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却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而是有了新的进步的因素，这主要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的觉醒和抗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并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这就是说，充分发挥了大国人多、得道多助的正义战争的优势，通过持久抗战开辟了一条弱国战胜强国的新道路。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这些战争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但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同时，由于中国战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使它无法实现“北进”即进攻苏联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妄图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也由于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军民的顽强抗击而化为泡影。西方一些学者看不到这些时代特点，无视这种极具特色的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因而得出否定中国战场伟大作用的错误结论。日本著名的战略理论研究者山崎重三郎曾撰文指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国内(包括台湾方面)也有人受西方那些不公正的言论的影响，否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散布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所谓中共利用抗战“坐大论”的奇谈怪论。实际上稍微有点历史知识就应该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在敌人的后方抗击日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如果不战斗，不苦斗，在强敌包围之中，是一天也“游”不下去，也“坐”不住的。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实际。因此，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真正的历史清醒。

　　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要保持对历史的清醒，还要重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历史研究是材料和方法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这个方法，就是一定的历史观的运用和表现;这种历史观，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两种，它们之间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别。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的一大历史贡献。唯物史观的一个精髓，是指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把过去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使历史成为科学，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锐利思想武器。

　　按照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历史虚无主义正是这样，他们把历史碎片化、孤立化、简单化，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轻易地作出颠覆性的结论。

　　历史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它有现象与本质之分，而历史现象又有真相、表象和假象之别，这只有通过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坚持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辨别;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发表评论。这篇长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遂通过发行国库券强迫资本家认购，甚至采取逮捕、没收财产、绑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刘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进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大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仅在：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这个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深刻的。然而，当年国外的这种错误观点，却被今天国内的某些学者接受，并走得更远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证。特别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怎么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就认定 “蒋介石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基本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不去考察蒋介石时期推行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就要推翻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结论，抹杀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研究的要害，就是刘大年所指出的：“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也是我们保持真正的历史清醒的重要武器。

　　要清醒地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国家，有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指出： “我们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实得来”。有的学者称史学“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兴衰之学”。这都体现了史学历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意识形态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号召干部学习党史、国史时说，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要从这一认识高度，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明辨是非，敢于抵制和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渗透性。历史虚无主义对消解社会主旋律的负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蔑视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有的论者说： “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一切，他们都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加以推销。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 是我们在旧史学中能够常常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公正地说，历史虚无主义还不如旧史学，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一定的政治诉求而玩弄历史，典型地表现了他们反历史、反科学的性质。应当说，他们的这些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无限放大负面影响; 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 。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就会失去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行为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在这里阐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政治命题：“为史”与“明道”的内在关系。在今天，这个大道，就是凝聚着爱国、强国深刻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乱史”，就是为了“改道”，就是要改变历史选择的、把我们国家引向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我们要牢记这样的历史结论和历史经验。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