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司马迁和贾谊都引用过，足见，古人对此深信不疑。只是，古代老百姓一直吃不饱穿不暖，礼节和荣辱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一个既无规矩、也无廉耻的国家。“礼仪之邦”，纯属扯淡。有，也是面子上的冠冕堂皇，背地里的男盗女娼。

现在不一样了。

中国人民终于吃饱了，其中，一部分人还发福了。但，问题是，“礼节和荣辱”却没有好起来，反倒丢人丢到国外了。外国人一见中国人就头疼，很想树个牌子，写上：华人和狗不得进入。但是，无奈中国人的腰包里有钱，不得不耐着性子忍着，可内心的疑惑却一天胜过一天：中国人为什么不守规矩呢？不排队，闯红灯，随地吐痰和大小便，大声嚷嚷，地铁里说话好似议会发言；不遵守时间，过了发车时间，才像大牌一样姗姗来迟。

其实，这是小节。所有的规则，再重大的规则，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处女膜。处女膜，就是给人破的。破了，说明你有本事；破不了，说明你无能。你是想作一个有本事的人呢？还是被人看作无能之辈呢？显然，要做前者。比如红灯，除去救护车、救火车之外，要是你敢闯红灯，那你必是牛人，必是有特权的，必是公检法、军警武警交警之流的。规规矩矩过马路的，肯定是一无所有的草民。

上行下效。大人物践踏大规矩，小人物就会破坏小规矩。结果是，统统没有规矩。

逻辑如是。不过，还是用事实证明一下。

我常去中央美术学院打篮球，一是离我家近，二是美院很开放，任何人均可自由进出。我也纳闷，为什么很多大院，自立岗哨，自设保安，随意检查，禁止出入呢？公民、国家的主人、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良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难道不是可以通行无阻的吗？这种行为不是搞“一国两制”、另立王国吗？

这种作法在中国满地都是，人们习以为常。中央美院算是例外了，只是，它也不能免俗。偶尔，也会加强戒备，盘查行人。幸运的是，我有教师相，每每成为漏网之鱼，去美院打篮球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障碍。

一次，和我们对打的是几个农村模样的年轻人。运球、投篮、跑跳的姿势，都很怪，一看就是没有任何训练的生手。就是体力好，满场跑，不知疲倦。心态也好，不管球进不进，也不论输赢，就是高兴，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可以断定，是青春期精力过剩，必须消耗消耗，至于用什么方式，倒在其次。不打不成交，几个回合下来，就熟了，成了朋友。

问他们是做什么的，答：美院的保安。

再问：为什么美院以前不管，最近，突然盘查其进出来了呢？答：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他们颇为自豪地保证：以后来，找他们，没问题能进来。

在中国，在北京，进城来做保安的农民兄弟，大约是社会最基层的人物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特权。限制进出，显然是一个“恶”法，是一个与法相悖的坏规矩，但是，既然定了规矩，就要遵守，而且，是人人都应遵守，谁也不可例外。可事实上，掌管此规矩的、最没有权力的、最底层的、朴素的农民子弟，对此视若无物，公开地予以践踏，并以此为荣。

中国的规矩，大抵如此。谁掌管什么规矩，谁就会毫无顾忌地破坏什么规矩；交警，破坏交通法规；随意地搞什么限行和管制，凭什么？税务部门，破坏税法；一个国家的企业居然实行两种不同的所得税，如何实现公平竞争？人大，破坏立法权；堂堂议会居然将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还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最高统治者，糟蹋宪法；言论自由被无情践踏，一句“阳谋”轻轻带过；持不同见解者，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灰飞烟灭了。

问题如此，根源何在呢？窃以为，以下三款，最为关键。

第一，中国人没有信仰；信仰是内置于每个人内心的矫正器，它无处不在，规范着每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外在强制力，即便有效，也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持久。可悲的是，历史上，儒家主导下的中国，“不语乱力鬼神”；49年之后的中国，被唯物主义之风扫荡，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之存在，不畏天地，更不敬神明。

有一个日本童话。一个小和尚跟着师父出门，走得着急，没上厕所。遇见稻田，想解决。师父说：田里有稻神，不可造次；遇见河流，想解决。师父说：有河神；遇见旱地，想解决。师父说，有地藏菩萨。小和尚急得满地转圈，念念有词：神啊，神啊，到处是神！不得已爬到树上，对天撒尿。一阵风吹来，落在老和尚光溜溜的脑门上。老和尚用手一摸，怒向小和尚，正要发威。小和尚说：你脑门上没有神明吧！老和尚觉得有理，一笑而过。

有神明，则有约束；无信仰，则肆无忌惮。

第二，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英雄，也是以成败论是非。只要成功了，一切的卑鄙伎俩都可忽略不计，还可作为成功谋略大肆渲染。以李世民为例。杀兄弟、囚老父，在一个百姓身上，必是死罪无疑，也是对儒家确立的“忠孝”礼仪的最大嘲笑。可是，他成了，这些罪状一笔勾销。史书上大赞特赞的是“贞观之治”和千古一帝。

只要结果，不看取得结果的过程；只看结局，不看造成结局的手段。“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为了结果，不择手段；为了成功，哪管是非曲直，规矩更是一个用过的避孕套，早扔到千里之外万里之遥。如此，刑讯逼供不算什么，只要证明你是罪犯。然后，倒果为因，说既然是罪犯，既然是“敌人”，对待他就要像“冬天一样的冷酷”。惨无人道、践踏法律的逼供，也就平安无事了。

西方人，不是这么干的，也不允许这么干。如果这么干，就是白干。即使成功了，也会被社会唾弃和抛弃。

看过一个片子。两个澳大利亚年轻人，横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峡。他们只靠人力划船，不借助任何外力，包括水、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用品，也只能自带。可想，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探险。预计，半个月可抵达新西兰。不幸的是，遇见了巨大的漩涡。在强大的海流冲击下，皮划艇随波逐流，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绕起了圈圈，二十多天里没有向前一步。卫星导航，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的运行轨迹。

在绝望的边缘，大海又慈悲了，旋涡消失了。他们万分兴奋地摆脱停滞、继续向前，此时，海面上又出现了一艘观光船。船上的游客，看到两位勇士疲惫不堪的样子，由衷感慨和钦佩，纷纷举杯相邀，说：哥们儿，来，请你们喝一杯！为你们的勇气，也为你们未来的航程。

在苍茫的大海上，在与狂风巨浪搏斗二十多天之后，在身心俱疲的时刻，在如此盛情之下，喝一杯啤酒岂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吗？但令我惊诧到底的是，两位勇士婉言谢绝，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啤酒，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带的饮料。游客也不勉强，说：好吧，我们在你们到达的港口，等着你们。

果然，在抵达新西兰港口那一刻，近十万人蜂拥而至，狂热地迎接英雄凯旋。其中，有他们的亲人，有政府官员，还有和他们相约共饮一杯的游船上的游客。场面之感人，经久难忘。

以中国人的观念，喝一杯啤酒，乃白璧微瑕，不影响探险的意义吧。但，西方人的理念是：比起探险来，更为神圣不可破的，是规则。坏了规则，一切的成功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第三，所有规矩，都有例外；所有法规，都有法外之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这种思维的最集中体现。如巴尔扎克嘲笑法国之封建法律体系，他说：法律，是一张蜘蛛网，强有力的像石子一样穿过去了，网住的，不过是一些无力的小毛虫，而已。

如果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必然会有人寻求成为法外之人；一旦有一个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则后继者必然接踵而至。以闯红灯来说。公检法的车，闯了红灯也没事；所以，很多单位和个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或花钱，挂公检法的车牌。军车，不交过路费，就有很多车挂军牌。例外、特权、法外之地、之人，就像一个具有强大吸附力的漩涡，能将一切的平等全部卷进去，并投入深不见底的深渊。一个貌似坚固的堡垒，有一扇大门，如果，在围墙上开了小门，出入更为方便，试想，还有人从大门进出吗？

法之尊严，不在严格严密和严酷，贵在一致一律与平等。中国的经济犯罪，有死刑，但，中国的贪官前赴后继；欧美的经济犯，绝对不会丢了性命，可是，欧美官员之清廉，举世皆知。何也？中国刑法虽重，但有旁门左道蹊径小路；能者强者有关系者组织内的人，皆可循而避险。欧美之法，法外无地，无处可逃啊。

正因如此，中国人以破坏规矩为荣；西方人，以守规矩为上。不是西方人多高尚，是因为除了守规矩这一大门，再没有行得通的小门了！如果有，他们也会走的。在国外没见大企业行贿官员的；但是外企到了中国，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