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 | 中国农业大学
张晓文 | 资深媒体人、投资人
张晨杨 (整理)
【导读】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番引发全场起立鼓掌的演讲。他直言：“别再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就好像它还能发挥作用。” 他坦言，二战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各国必须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超级大国的胁迫。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刻。当西方内部开始公开质疑自身长期维护的国际体系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中等强国的觉醒、发展模式的多元化，都在挑战旧有的中心-边缘叙事。
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便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更是一种超越西方主导范式的文明互鉴的新实践。2026年1月下旬，李小云教授与资深媒体人、投资人张晓文在播客《路走我》中展开对谈，试图从学术与实践的双重视角，探讨中非关系的深层逻辑，以及非洲转型的可能路径。以下为对谈摘要。
从发展共建到文明互鉴：
中非关系的三重维度与非洲转型的路径反思
▍理解中非关系的三个维度
“中国还有很多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去非洲？”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很难直接回答，也值得反思。当我们将中国与非洲——两个在地缘、地理、文化、经济、政治上截然不同的实体放在一起比较时，这种质疑便自然产生。但实际上，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交流由三个维度构建。
（一）现实主义维度：地缘政治与利益建构
第一个维度是现实主义维度。世界的构建并非完全理想主义化，而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支持非洲的"输出革命"，到后来的"互惠互利"，再到如今将非洲视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现实主义的维度始终存在。现实主义维度包含了基于利益的关系建构，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视角下的中非之间的往来都包含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
（二）理想主义维度：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想象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并非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其中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便是第二个维度——理想主义维度。人类之间的交流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现实主义的，必然存在作为人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文化想象、社会想象、好奇心以及其他超越功利的因素。
当我们与他者发生联系时，便会产生同理心和同情心。正如西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虽然受现实主义影响，但其底层动机很多包含了理想主义的宗教关怀。同样，当中国人想象遥远的非洲大陆时，也充满了各种想象；当我们在现实中与非洲人相遇时，自然会产生同理心、同情心和相互帮助的意愿。
（三）专业主义维度：学术的使命与知识的建构
第三个维度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维度，聚焦于专业性的群体和个人层面。每个学科——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有其专业主义理念。例如，我们的中国学生在坦桑尼亚运用中国的乡村治理这一中国标志性的知识体系研究当地的乡村治理。这与西方的从民主制度的角度研究不同，虽然中国的乡村治理也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以中国主体知识研究他国的做法，正是专业主义的体现。
所以，"中国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为什么要去非洲？"——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方向，感觉中国是在行善和拯救。实际上中非合作的驱动力是多维度的，是互惠互利，不是慈善。中国人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拯救者。
▍文明的滥用与西方主导秩序的终结
西方尤其是二战后殖民主义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从宗教到殖民主义过程中对文明的滥用。文明（Civilization）体现在物品、知识、认知和世界观等方面。从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逐渐演化为西方文明，这包括了物质文明，体现为工业化成就，知识文明，体现为政治经济理论体系，认知文明则形成了二元的世界观，推动了科学革命。
这些文明成果本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但问题在于将其强加（impose）于他人。文明的传播本身没有问题，正如当年利玛窦来华传播天文知识，今天中国人去非洲、其他国家到中国来，都是双向的文明交流。
西方文明传播的问题关键在于西方的权力压制、统治和主导。殖民主义正是将文明滥用案例。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体系更是如此，从而导致了全球化进程走向破产。正如加拿大总理在达沃斯论坛所言："你要么在谈判桌上（on the table），要么成为菜单（menu）。"他的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作为中等强国，他坦承二战后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认知上已经终结，那些关于拯救他人、帮助他人的话语都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谎言。
今天我们需要强调"他者身份的互换"。长期以来，中国是被西方研究的对象，是西方的助手，处于不平等的结构之中。中非关系需要一种"文化自觉"——这正是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作为社会科学家应具备这一文化自觉，这是一种高尚而理想的追求。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当一个人或国家富裕时容易夸张，要做到低调、努力做到平等，这本身就需要修炼，需要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共建"理念，强调文明之间相互欣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源于此。中非关系不应该是单向输出，虽然确实存在着不对称性，如贸易和投资，但我们需要努力改变这一格局。
2026年开始，世界将进入新的建构过程。德国总理也在达沃斯论坛指出，中国以其长远的战略眼光使自己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中非关系，便能更好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深刻内涵——这些理念展示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所秉承的理想主义的价值导向。
▍非洲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一）去殖民化与“殖民习惯”
当前非洲正在经历认知层面的深刻转变，尤其是2025年以来愈发明显。然而，非洲在总体上尚未完成这一认知转换。例如在很多非洲国家，许多研究机构，民间组织（NGO）等社会民生发展机构都依赖西方国家的资金来源。当美国撤资以后，很多人希望中国填补空白，成为"下一个美国"。这种认知仍停留在获得援助的预期之中。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殖民习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反殖民主义作为政治运动过于政治化，成为了少数精英群体的利益追求的工具，导致了去殖民化运动与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以及传统文化相脱节。这正是非洲问题的根源。
在许多非洲国家，最初的道路、学校和医院等甚至政治制度都是殖民遗产，这些已深入社会底层的建构之中。去殖民主义的政治革命必须与深刻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系统性地联系起来，否则无法成功。这正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特点——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彻底打破封建主义，使社会建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形成完全基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这是前所未有的告别传统、建构崭新面向未来的实践。
非洲尚未完成这一过程。因此出现了美国援助一停，许多人就无法工作、转而寻求中国支持的情况。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下一个美国。但这种替代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
（二）政治共识与社会共识的断层
非洲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正在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从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到南非，从非洲发展银行的理念和行动到加纳总统的讲话，"摆脱援助依赖"的呼声不断。这种深刻的认识是非洲独立以来最宝贵的政治资产，将构成非洲成为下一阶段重要经济增长体的内生动力。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政治共识与社会共识之间存在巨大断层。行政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建构之间也存在明显脱节。许多非洲国家是"发展依赖型国家"——所有制度安排都建构在以西方为主体的发展制度之上，如所建立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接受来自西方和国际组织的援助。这导致了援助依赖不仅体现在国家预算中援助占比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依靠外部支持。几乎多数非洲国家的国家和社会系统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各种类型的援助。
这一系统的最大问题是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动力，使政治激励无法转化为社会激励，造成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巨大断层。很多政治家承诺的方向和理念都没有问题，但他们不掌握资源，资源供给靠外部，自身政治承诺与资源供给和控制能力不匹配，承诺无法落实到基层，形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碎片化和跟着资助者走的依附状态。
（三）三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变革通常由三种力量推动。
第一种是社会精英的力量，典型代表是甘地。作为没有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精英，甘地铺垫出一套非暴力、和平的理念，至今仍是凝聚印度政治社会的整合力量。
第二种是商业资本的力量。西方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尤其是美国，依靠市场和商业力量来影响社会和政治，华尔街便是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政治领袖的力量。东亚尤其是中国，依靠具有社会影响力且手握权力的政治领袖来整合社会。
如果一个国家这三种力量都缺乏，发展必然面临困难。非洲的情况是：社会意见领袖难以形成；强大的商业力量（powerful business）很少；政治领袖的影响力又不断被各种制度削弱——选举政治下总统的决策能力有限；因此很难动员和整合社会。
▍发展实践中的困境与反思
（一）文明交流的实践探索
我们在非洲的发展实践涵盖多个领域：将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与非洲广种薄收的状态对接，这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改造经验相似——过去甘肃一亩地玉米产量仅200，300斤，通过修建梯田、采用良种，增加密度等措施，可以达到千斤。这种改变是可以实现的。
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如豆浆介绍到非洲，而主要来自西方以乳制品（dairy），为主的营养，由于需要大量草地和复杂的养殖条件，始终难以覆盖非洲广大人群。种植大豆则更适合非洲的气候条件，可以将豆子加工成豆浆供应学校。
这些做法与干预或强制无关，而是一种温和的发展交流。因此，我们过去十几年并没有取得所谓的“全覆盖”，更没有做到“解决非洲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推广多少亩"——这不是项目的目标。学术群体需要在非洲恪守文明共建的理念，坚持交流而非灌输。
（二）援助依赖的结构性困境
然而，实践中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对方将来访者视为援助者而非平等的学习者。他们不会主动调动自身资源，所有活动都期待外部提供费用、差旅费和各种支持。如果不提供这些，工作就无法开展，我们也无法避免这一困境。这正是殖民遗产在实践层面的制度化——认知、制度都是这样建构的。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做出妥协，提供各种激励，从而被迫从"学习者"理想身份回到"援助者"的现实身份。这是一种"平等的无奈"——追求平等却无法实现，只能回到不平等的援助模式。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困境，是文明互鉴和互惠互利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其核心是西方在非洲社会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河边村等地，虽然也提供帮助，但村民会自己行动。政府各级工作专班、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提供制度支撑，没有人会因为没有外部资金就拒绝工作。这种差异不是要证明"非洲不好中国好"。关键在于理解不同社会的制度基础和历史遗产如何影响发展实践。
（三）发展的悖论
援助的本质问题值得深思。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交往方式是交易——你给我一碗水，我给你一碗水。传统农耕社会中劳动力的互换、借贷关系反而能够融合社会。但如果在此基础上叠加无偿援助，人们就会趋向于滥用美德，社会秩序便会紊乱。
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援助。援助应限于特定条件，如灾难救助等紧急情况，且不应附加条件——附加条件会建构权力关系，破坏社会整合。问题不在于援助本身，而在于援助的方式和范围。
在河边村的实践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给予太多之后，反而产生各种意见。这是"发展的悖论"——想让人发展就要给予支持，但给予支持之后又会影响发展。这个困境不仅存在于非洲，在中国同样存在。
▍NGO与社会多元化的反思
（一）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我一直以来的主张是严格限制无偿援助，对NGO持保留态度。作为社会整合主义者和发展主义者，我始终反对社会碎片化。印度、南亚大陆、巴基斯坦、非洲有大量NGO，每个NGO都有自己的议程（agenda），不同议程组合在一起就会把社会碎片化。这不是说NGO做的事情不对，而是其影响（impact）必然造成社会碎片化。
这种观点可能被认为具有反民主、反多元化的倾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度的多元化可能是有害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每个人做出一定牺牲来成就国家建设——包括认知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牺牲。
（二）发展与自由的张力
自由当然是好的，但应该逐步实现。作为知识分子，自然希望能够更自由地表达。但必须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观察当今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元化所造成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每个人。这不是简单的0和1的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权衡。
这里不是反对民主自由——理想的国家当然应该是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达到这种状态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不可能回到田野牧歌式的生活，必然需要高度物质化的发展。反消费主义、反现代主义的声音很多，但选择那种生活方式的成本实际上更高。
发展主义的核心在于：要达到理想状态，就必须做出很多牺牲。这存在一个悖论——如何在更小程度牺牲自由的同时确保发展。经常与非洲同事交流时会坦言：中国不能像某些非洲国家那样允许随意上街游行，否则无法成事。在非洲的某些基础设施项目中，仅仅几十户人家的搬迁问题就无法解决，导致整个项目搁置。而在中国，深圳从小渔村发展为世界级城市，过去的农民现在很多都成为千万富翁。
这当然可以批评——村庄没了，传统文化没了，但反过来看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这种评价又会不同。这就是发展问题的纠结之处。非洲也需要这样的发展，但没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完善的社会建构，光靠政治承诺是做不到的。
▍非洲转型的路径
（一）从援助模式到商业模式
疫情之后，一种社会共识正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在非洲，从公益项目到商业项目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小企业主，都在强调要赚钱。这种商业意识的觉醒是巨大的进步，不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而是共创商业模式，在平等的经济行为中共同获益。
推动非洲农民和个体成为创业者的"乡村CEO"项目，正是商业意识和经济平权意识觉醒的体现。
（二）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的链接
非洲的发展问题已无法再依靠那些零散的小规模干预来改变。非洲需要宏大的转型叙事，同时需要由相互链接的微小叙事来建构。
非洲农业农村是主体，但想要大规模采购大豆，供应不足；想要中国增加非洲进口，却没有那么多产品可进口——既没有工业品，农业品也不足。坦桑尼亚有那么好的有机芒果，却没有人做出口到中国的生意。
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依靠传统援助的小规模项目和社区参与、妇女发展等碎片化努力，而需要强大的商业力量来建构链接全球化的宏大叙事，推动结构性转型。
（三）中国经验的启示
中国的转型正是通过微小叙事相互链接形成宏大叙事的典范。从乡镇企业开始，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粮食产量，从生产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小岗村农民的签字创业，到浙江企业家扛着肥皂全国销售——传化集团、万向集团等今天的大企业都是从微小叙事成长起来的。这些商业性的微小叙事相互链接，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相互链接，由老百姓的创业精神驱动，最终建构出中国转型的宏大叙事。
这种宏大叙事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发展由其内生的文明和内生的动力所决定，外部变量虽然重要——全球化市场、技术转让确实加速了发展进程——但不是决定性力量，因为这些条件对所有国家都开放，对非洲的援助甚至更多。
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内生动力与外部条件的辩证关系。我们团队和腾讯合作邀请非洲年轻人来中国学习创业，培养"全球南方乡村CEO"。
这不是传教士式的文明传播，也不是发展传教士的说教，而是在全球化和文明共建的进程中，与这些国家分享经验。这种分享是双向的、平等的，尽管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但这正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对谈嘉宾介绍】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南方国家智库网络主席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理论、国际发展援助、非洲发展、乡村转型、贫困、性别与发展等。发表中英文论文 200 余篇，出版了《援助的命运：比较视角的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公共品：供给、需求与治理的挑战》《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贫困的终结》《公益的元问题》《乡村振兴的维度》《小农生计》，The End of Poverty and the Taming of Inequality: A Manifesto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Action，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id in Africa等 20 多部著作。
张晓文：可持续投资研究者、投资人、资深媒体人。曾作为战地记者走访140多个国家，建立了覆盖全球80余国的中国海外项目案例库。现创办 Odysseus Tech，专注用金融科技提升全球南方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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