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批驳“1644史观”：缺乏历史依据，混淆公众认知，对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构成潜在威胁

近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1644史观”，以片面解读明清易代为切入点，抛出“华夏文明中断”“清朝是外来殖民政权”等谬论，将近代中国落后全盘归咎于清朝统治，甚至借《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作品附会其错误主张。这一缺乏历史依据的错误史观，不仅混淆公众认知，更对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构成潜在威胁。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对“1644史观”进行深刻的学术剖析与有力的现实批驳，揭示其历史认知的错误本质与潜在的政治危害。

正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史实

“1644史观”的核心谬误，在于脱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语境，用标签化、片面化的解读歪曲明清易代的本质，其诸多主张在学术上毫无立足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鱼宏亮直言，“1644史观”本身是生造的概念，源于网络空间的情绪宣泄，既无坚实历史依据，也缺乏严谨逻辑支撑，本应随舆论浪潮自然消散，却因部分媒体不当参与被固化为错误思潮，反而扩大了不良影响。

从文明传承维度看，“华夏文明中断论”是近代极端民族主义的遗留毒瘤。鱼宏亮表示，中华文明自先秦起就并非单一族群的文化产物，而是不断融汇各族文化、历史逐步塑造而成的共同体。清代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全面纳入版图，建立起疆域与政治制度高度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恰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最终成型。清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与意识形态均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与发展——以程朱理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开展文化整理工程，将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推行至边疆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崔志海进一步佐证，满族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自古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清朝取代明朝后，虽保留部分自身文化特色，但基本被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同化，更通过涵化使华夏文明超越地区、种族局限，所谓“文明中断”纯属无稽之谈。

将清朝定性为“外来殖民政权”，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鱼宏亮强调，这一观点是西方人将自身殖民历史经验强加于中国的错位论调，暴露了西方殖民侵略心态的深远影响。崔志海认为，明清易代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与殷代夏、周代殷、汉代秦等朝代更迭并无本质区别。作为国家构成三要素的国民、领土、主权并未改变，中国大一统局面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梁启超早已明确“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历史真相——清朝不仅不是“外来者”，更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巩固大一统格局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认知上，“1644史观”将责任全归咎于清朝统治，显露出十足的片面性。崔志海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中国近代落后的内部根源是封建主义——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无法适应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需求，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外部根源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列强通过军事入侵、经济掠夺、政治干涉等手段，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阻碍中国走上正常发展道路。事实上，清朝创造了康雍乾三朝盛世，其统治与近代中国落后无必然联系。核心问题在于，只要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未被推翻，任何朝代都难以改变中国的落后命运。

莫让经典解读沦为政治附会

“1644史观”的传播不仅扭曲历史认知，更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将经典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宣传工具，进行牵强附会的解读，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对《红楼梦》的歪曲。部分观点将《红楼梦》附会为“反清悼明”之作，把“绛珠草”等同于“朱明王朝”，将“通灵宝玉”解读为传国玉玺。这种索隐式解读遭到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的严厉批驳。

在孙伟科看来，索隐派解读的本质是脱离文本的主观臆想，其不同解读之间互相矛盾，足以证明其不成立。索隐派将《红楼梦》视为政治暗语的集合，而非独立的文学作品，放弃对作品的整体性理解，仅摘取个别字句随意联想、以偏概全，甚至上纲上线。这种方法之所以被学界抛弃，是因为它误将文学性等同于政治性，把自己编织的外部故事强加给作品，完全违背了文学解读的基本规律。《红楼梦》的批判精神，并非索隐派所臆想的“政治影射”，而是通过对社会本质与现实关系的真实呈现实现的，如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府包揽诉讼等情节，对封建司法制度与权贵势力的批判直白而深刻，无需借助隐晦暗语。

对于曹雪芹在书中“无朝代年纪可考”“满纸荒唐言”等表述，孙伟科给出了文学层面的正解。他表示，《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借一家事写百家事”，概括了众多历史世相与人生百态，其思想深度早已超越特定朝代的局限。曹雪芹历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打磨，将对家族命运与社会人生的思考上升到“事体情理”的哲学高度，并非局限于一朝一事或家族恩怨的宣泄。“无朝代可考”恰恰体现了作者超越时代的思考视野，而非对特定王朝的回避。

孙伟科强调，曹雪芹是一位“诗胆如铁”的作家，其胆识体现在对封建制度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而非索隐派所臆想的“胆小怕事、言辞闪烁”。如果《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影射朝代更替的政治小说，便不可能具备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也无法成为承载民族文化精神的经典之作。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短视频平台将《红楼梦》与“1644史观”强行绑定，通过断章取义的解读传播错误认知。孙伟科呼吁，红学研究应坚守文学本位，平衡文本解读的多元性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摒弃“六经注我”式的牵强附会，回归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

警惕分裂势力思想侵蚀

“1644史观”绝非单纯的学术观点主张，其背后暗藏着破坏民族团结、威胁国家统一的现实风险，已成为境内外分裂势力的思想工具。崔志海认为，这一错误史观否定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延续中华文明主脉等方面的历史贡献，本质上是在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坏国家认同。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侵华与分裂中国的目的，曾炮制“中国本部”说、“元清非中国论”“内亚史观”等谬论，如今的“1644史观”与其如出一辙，其危险性不容忽视。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西方新殖民主义思潮常以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为突破口，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干涉他国内政。鱼宏亮表示，“1644史观”的传播与这种文化侵略手段相呼应，本质上是部分势力试图在精神层面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使中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因此，批驳错误史观、澄清历史真相，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举措。

针对错误史观的传播，专家学者提出了明确的应对路径。在公众教育与知识传播层面，应首先清理百年以来殖民主义思潮与极端历史叙事的深层影响，建立以自身历史为根基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鱼宏亮建议，主流媒体不应跟风参与对错误概念的炒作，而应通过正面宣传，充分阐发清朝在边疆整合、经济发展、文化整理等方面的历史成就，如康乾时期的疆域开拓，《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文化工程的编纂，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让公众全面了解清朝的历史贡献。

在学术研究层面，应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摒弃片面化、情绪化的历史解读。崔志海提出，研究明清易代历史必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特质，认识到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同时，学术研究应与现实需求相结合，通过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公众关切，破解历史认知盲区。

在文学研究与经典传播层面，应坚守文史边界，尊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杜绝将文学经典政治化、工具化的解读。孙伟科呼吁，红学界应加强对经典作品的正解传播，通过学术讲座、通俗读物、新媒体科普等多种形式，向公众阐释《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引导公众远离索隐式解读的误区。同时，文化传播平台应承担起内容审核责任，杜绝借经典作品传播错误史观的行为。

此外，培养公众的历史批判精神至关重要。崔志海表示，面对网络上流传的各类历史观点，公众应保持独立思考能力，不轻信片面之词，不人云亦云，自觉抵制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学校教育应加强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培养，让青少年通过系统学习掌握正确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源头上遏制错误史观的传播。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正确的历史认知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精神根基。“1644史观”这类错误论调，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背叛与对民族精神的消解。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更应坚守历史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智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智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