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20年的）《从今年的现象顺谈一点事物的本质》（下称《本质》）一文的续篇。

百年庆典

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选定的建党纪念日，据说是毛泽东1938年在记不清一大切确开幕日情况下提出一个方便易记的权宜建议。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事后考证是7月23日在上海召开。这个差异时不时被一些反中共人士拿来讥笑。不过如果比较耶稣生日不同的基督教派定为12月25日、1月6日、7日、19日而从文字记载的星象考证实际应为4月的情况来说，中共官定生日和实际差异算不上什么值得一哂的事情。毕竟庆祝基督徒自己认定无所不能神（儿子）的生日搞错日期而且毫不在意，更怎么说都是一件不敬甚至有冒犯神祗的猥亵。而一个组织从酝酿到形成共识到真正第一次开成会是一个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过程，拿其中一点作为组织生日都不能算太离谱。不管怎样，中共诞生了一百年是一个事实，而且一百年这个时间跨度对于人类生命周期来说大概有三五代人，不是一个特别短暂的时间。

同欧洲相比，五百年前大航海开始后中国国运就开始走下坡。到了两百年前差距加速拉大。再到了一百年前，中国在地球上已经混得实在不行。民国建立后不但继承了清末的国家积弱状态没改善，而且还因为政治统治碎片化而更加恶化。好不容易靠派战地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服务捞得一个便宜战胜国的地位，却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被其他列强战胜国出卖，将二十多年前的大清被迫割让给德国的胶州湾殖民地（租借地）强行转给日本。这种国家和政府的窝囊状态引发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全国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中共的诞生。而且打那开始，中国的国运更进入自由落体式下坠，大半壁江山在最低谷的时候被日军占领，以虚弱的国力同侵略者作殊死搏斗。二战日本被打败之后，很快便发生国共内战。连年战争不停的中国，到共产党控制大陆全境时，已趴在世界民族之林根部布满朽木腐叶的烂泥地上，成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同沙哈拉沙漠以南几个赤贫国家为伍，甚至还更不如。根据不同统计机构数据，中国1950年人均产值只有刚独立不久但同属最穷国别的印度的七成（72.3% Maddison）到八成（80.9% World Data）。当年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一强（21.5% OECD）的中国总产值只占全球的4.9%（World Data）。

图一 中国、印度、美国与全球四个指数自1960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对比

中共坐江山七十二年、建党一百年的今天，中国人均产值变成了印度的539.4%（IMF），虽然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至18.4% (OECD)，但总产值上升至全球的17.7%（IMF）。考虑在同一个时期，世界也在进步，而且印度的进步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参见下面图二），更衬托出在中共主政之下，中国的发展比印度和世界发展的速度要高出甚多。而且，不仅在经济上中共掌政后中国经济取得世界注目的成就，在所有其他世界公认的社会人文发展和工业科技能力发展各种指标，从消除贫困人口、到体育竞赛名次、到扫除文盲和人民受教育程度，到人口平均寿命；从科技论文数目、到高等院校世界排名、到各种基础科学研究投资；从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到各类大型重型高新科技工业装备、到陆海空武器装备、到几乎所有类别的飞机船舶车辆高铁；从全球第一的高速铁路里程，到全球第一的高速公路里程，到桥梁、隧道、机场、码头；从深海探索深潜器、到地球轨道空间站、到月球火星探索等等等等非常广泛的领域范围里，中国也都取得极其辉煌，相当部分达到与先进国家比肩甚至有所超越的成就。原来在绝大部分的社会人文和工业科技发展领域从当年世界处于极端落后，属于最欠发展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今天非常大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端位置。虽然今天中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以人均指标计算，仍属于发展中状态，但以国家发展上各种可比较指标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发展历史里，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化发展历史里是一个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双奇迹。

因此，七一中共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盛大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华诞，的确有非常坚实的执政成就作为庆贺的基础。

与国内热烈庆祝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西方主导和影响的国际主流政治群体和舆论对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奇迹般成就冷漠甚至敌视。中共当然清楚这种冷漠和敌视的环境。作为应对，中共大肆宣传党庆收到一千五百份国际贺电，并且在党庆之后举办了大规模高规格中共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全球几百个政党领导人，其中有十多个是执政政府在任总统总理首相或执政团队核心成员等。不过，虽然会议号称全球，但与会领袖所代表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除中国自身之外，只有同属G20集团成员的俄罗斯、南非和阿根廷三个。而且除中国自己，没有一个与会政党执政的国家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俄罗斯排名第十一）。

虽然在国际社会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有名望地位、立场客观，或甚至当中还一些多少有点反华反共倾向的人士注意到并正面评价中共为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成绩。但问题是，作为中国人视为自己经济发展标杆榜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少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主流舆论并没将中国的高速发展看作是一个人类社会重大的正面事件，同这些舆论持续不断喋喋不休地批评讥讽穷国们没能力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鄙视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当然，这些西方主流舆论一般并没有直接否定中国的发展，而是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而否定中国发展成就的合法性。其批评的核心便是中国是个极权国家，人权不达标。因此，西方舆论判定用违反人权的方式取得的发展成就不太能被接受。客观说，西方世界里普通民众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并不特别关心世界大事，每天睁眼只顾自己生活圈子里发生的鸡毛蒜皮的所谓草民们（毫无贬义），这种由统治和传播媒体精英所投影的政治判词是挺有道理的。

西方不少民众脑子里在这种资讯长期浸淫下的影像，是中国工人是被一群恶狠狠头戴有红色五角星帽徽解放帽的军人拿着刺刀枪看管下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没日没夜生产出各种廉价工业品换取微薄报酬，在市场上倾销，导致抢了自己的工作机会（虽然中国高性价比的商品事实上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中国国营私营企业家们则都是一批没良心没道德没发明创造能力的知识产权盗窃犯，靠抄袭偷取西方各种技术和产品发明和压榨那些被共产党奴役的奴工，得以用低成本造出同西方竞争的廉价工业品。这样靠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取的成就当然不值得赞扬。然而，且不说西方的人权标准或概念本身是否有问题，且不说西方自己的人权保护有多不达标，就完全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公民所享受的人权环境是1949年以来，甚至1911年中华民国（计到1949年）推翻满清以来最优良的时期，没有之一。人民享有事实上相当范围的言论自由和不受国家迫害进行家庭生活的自由，在此之上享有选择居住地、工作、教育、拥有财富的自由。正如在西方世界知名的新加坡外交官学者马凯硕（Mahbubanbi）非常形象地指出，每年都有上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游，并在结束旅游后回到中国，绝不是一个没有人权，人民受到政府迫害的黑暗社会能够展现出来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权状况今天按照西方标准完美或恶劣与否，而是中国在人权维护领域无论是同自己历史纵向比较还是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都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的情况下，西方政界媒体左右派一致加大对中国的指责，明显不是为了提升中国人可以享受的人权水平，而是有其他难以启齿的目的。

我们在《本质》一文中谈到了这个情况。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出现了严重的群体竞争失利焦虑症。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从来没有面对过像今天面对中国崛起相一样的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广领域深层次的全面竞争。这种竞争局面和结果其实不但出乎西方的意料，也出乎中国自己的想象。

五百年前西方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人类由此认识了地球真实的地理形状，推动建立和扩大有真正意义的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并由此激发了随后的工业革命。从那时开始，西方（西欧）国家所面对的竞争几乎完全来自西方文明圈内。但西方各国在掌握各种现代科技大致同步，令彼此陷入了势均力敌的难解僵局，没有哪一国足够强大而且有能力独享科技进步，可以打遍八方无敌手，一举吞并其他国家，完成欧洲的统一，缔造一个现代版新罗马帝国。于是，各国便不约而同地便宜行事，向海外扩张，欺负那些由于科技代差而全面落后于自己的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那些人口众多还未形成国家的原始部落地区，像非洲、南亚、东南亚纷纷被这些当年被称为列强的西欧工业国占领划分为殖民地，人口中不少甚至变成奴隶。而那些人口稀少地区，像北美、中美、南美、澳洲土著干脆被实施事实上的种族灭绝，土地被欧洲人霸占，当地文明语言消失。然而西欧各国无论怎么在全球扩张，在欧洲本土彼此仍然还是毗邻而居，延续它们之间有史来就连年不断的大小摩擦和战争。大概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武器装备杀伤效率大幅提高的可怕，让近代西欧在普法战争后享受了近半世纪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并孕育出最后一个欧洲民族大国，德意志帝国）。接下来就连续两次发生了大规模主要是欧洲人之间的惨烈厮杀---并因他们的殖民利益遍布全球而被称为“世界大战”---的人类浩劫。战后，西欧人痛定思痛，同时为了应付在战争中崛起东正教斯拉夫人的苏联，互相厮杀了数百年死人无数、但有共通罗马帝国记忆和同由梵蒂冈天主教起源的新旧基督教派所生成的相近政治、文明和宗教背景的西欧，团结在了西欧白人建立的原英国殖民地---美国的周围，形成了地球人类至今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最强大的文明集团。而这个文明集团所形成的世界观和文明价值体系，被自然地标注为普世价值观。不仅仅是它的主流思维，甚至这个文明集团里滋生的旁支思想流派，如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少人---包括中共---奉为至上真理。别的文明，别的人种、别的民族在过去几百年里只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各色配角，站在边角位置跑个龙套。

中国崛起导致今天中美关系恶化，正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博士（Skinner，一位非洲裔女性）明白无误地说得非常清楚；是第一次高加索文明同非高加索文明的冲突。言外之意，是即便当年美苏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共产党阵营那种你死我活的对阵，其实也只不过是白人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打闹，以前从没轮到有外面非白色人种插嘴打岔的资格（她本人并非白人说出这种话当然绝对有讽刺意义）。西方人心理上难以接受一个非我族类的文明与人种，更在意识形态上都不臣服西方的中国崛起。这便是西方对中共成绩冷漠，对中国起敌意的真正原因，那是它一直习惯了的霸道心理作祟。

但应该指出，西方文明并非虚有其表。它不仅仅率先挖掘出现代科学原理，带领人类走进工业时代，创造并积累人类之前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也通过自身内部竞争改革、革命和反思不断地进步，给整个人类社会提供各种改善个人和社群生活质素的种种新穎思路。它的普世价值，不是仅靠飞机大炮的征服强加给非西方民众，而是带有相当强大的说服力。但有说服力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吗？那要看用什么作衡量。

人类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信仰和文明规矩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当中不少彼此完全对立。因而人类便有无穷尽的相互争斗。在一个社会完全正确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有一些全人类都奉为金规玉律的对错准则，譬如诚实勇敢勤劳在所有文明里都是对的事情，偷窃说谎懒惰都是错的行为等等。但就算全人类都认为对的，或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对的事情是否真的就是对的呢？有没有更高的、比方说宇宙的标准呢？

科学界已明确指出宇宙大自然无所谓对或错。对错仅是一个人类道德上的判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按照人类所存在的这个宇宙自诞生那一刻就形成并迅速固化下来的规律运行，无论人类喜欢与否，甚至认识与否。在这个宇宙里出现的生命，无论是怎样的形态，本质就是生存和通过繁殖和其他形式进行延续。所谓生命的目的，就是努力追求无穷尽的生存和演化。因此，当某一个生命物种走到了一个关卡，无法维持生存和延续下去，无论这个物种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细菌还是有高度智慧的人类，这个物种便就此在我们的宇宙中消失。对于宇宙，它绝对不介意。一个物种的诞生和绝灭丝毫不会影响宇宙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下去。但对于这个特定生命物种而言，灭种或被灭种是违反了它作为一种生命本质的努力。尤其是这个物种如果是一个智慧物种，具有自主意识的抉择如果导致自己灭种的话，这个抉择在宇宙的角度评价，便可以界定为是错误的。

人类是一个智慧物种。人类社会可以分割成许多方便辨认的群体，可供分辨的标准类别有种族、民族、宗族、语言、肤色、文明、企业、国家、政治派别、经济社会阶级等等，甚至可以再细分割到像同一个语言不同方言，同一个宗教不同的教派，同一个国家不同政治集团等等。这些群体结构有些非常松散譬如语言与肤色，有些非常紧密比方宗教与国家。越是紧密结构的群体会往往越无选择地要同对等的其他群体作竞争，争夺有限资源，提升自己生存发展机会。地球上其他社会性动物物种也有类似的行为现象，比方不同的猴群狼群，比方不同窝的蚂蚁蜜蜂等。这些同类不同群之间的竞争往往也可以达到你死我活的惨烈程度。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其中一些群体在竞争环境下会败落而灭绝，同时也有群体在竞争中得胜而生存。比较少见甚至罕见的情况是过于惨烈的厮杀让互相竞争的群体两败俱伤，同时消亡。过往物种里这种同类之间的两个或多个群体互相残杀导致同归于尽并没可能造成整个物种的灭绝。但今天人类所掌握的科技杀伤力却极其不幸地让人类有能力可以灭绝自己整个物种，同时却缺乏阻止这样严重错误发生的机制。而且，不仅是有意的有目的的对同类使用大规模杀伤暴力工具同归于尽而造成的物种绝灭，人类还存在不适当或无知地开发和应用科技而意外对自己造成灭绝的后果的风险。不过，即使人类认识到在掌握和使用科技知识存在这种极其可怕的风险，但似乎也停不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无可逃避的竞争环境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人类物种要发展到在宇宙间持续生存所必要的实际需求，即人类必须无止境地去推动掌握对宇宙广泛和深刻认知之科学，和将科学知识实际应用在自己生活之技术，才能达到最后让自己这种目前只能在地球表面生存的生命可以在宇宙间自由地扩张生存和繁衍，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本质》一文里，我们讨论过人类如何推动自己的科技进步。我们还讨论过人类当中出现过的寻求促进科技进步的不同模式。共产党国家集团（以及纳粹德国和二战前日本等其他国家在稍微没那么高强度但同样地）尝试用国家计划和执行的方式，推动本国的科技发展。但结果不尽理想，仅呈现局部而且难以持续的竞争优势。优势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这种方式可以让科技落后国家相对有效地在部分领域追赶科技先进国家，迅速缩小差距。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先进国，则用市场的经济回报刺激个人或企业为追求财富作为目的推动科技发展。不过，今天西方国家在同苏联中国竞争下，也开始对那些不能直接或快速产生经济回报的科技研究开发作辅助性的投资。新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当时也是一个科技最落后的国家，完全采用前一种方式建立了初步科研和工业基础。到了改革开放开始转变，偏重采用后一种方式。几十年下来，曾在科学技术知识落后于西方以百年巨大差距的中国加入了世界上科技领先国家的精英俱乐部，成为本文开头描述执政党庆祝自己百年党庆的重要彩头之一。但最重要的是，随科技知识和工业化进展在中国社会的扩张，中国的财富也同步扩张，从而进入了一个西方尤其受不了的局面；中共能够展示出比西方政治系统更加有效地控制社会上相当比例的财富和资源，将这些财富和资源投入能迅速增强国力的方向，并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中共将之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世界过去百来年的历史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印象，来自于苏联---共产党国家集团（中国也曾是其中的中坚份子）、西欧各国社会党执政时期、以及法西斯轴心---纳粹德国等。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都有它成功的一面。苏联版迅速发展了国家的重工业基础和国防能力，提供国民最基本的生活物质；西欧版有效扶贫，明显提高社会下层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和协助社会维持整体稳定；纳粹版似乎表现出具有苏联版和西欧版的共同优点。但各个版本也表现出各自的缺陷。苏联版导致了缺乏生机异常沉闷并最终导致自我崩溃的社会；西欧版造就了尾大不掉的臃肿社会福利结构；纳粹版则制造了一个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实行种族绝灭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暴力疯狂社会。基于这些过往样板形成的经验，西方社会对中国今天生机勃勃的现状的现状和高速发展的成就感到迷茫不解。于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成为西方最热门的研究中国的显学；中国要不就是翻版的纳粹德国，要不就是翻版的苏联，而两者都曾对西欧人造成过生死威胁，并且也都最后消亡。

在此之上，中国还维持一个没有民主选举机制的集权政治结构。这种集权结构，在人类社会中过往的案例都表现出无法提供和维持长期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科技创新活力和经济健康发展。其原因也简单。因为集权统治者个人生命精力有限、缺乏在权力转移过程里民众认授的程序、权力缺乏稳定强有力的制衡机制等等，结果基于人本性的自私自利，这种形式的政治结构普遍存在各种腐败，统治者利用权力侵吞国家财富，谋求自己个人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导致人民不满，并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社会容易激发政治风暴而不稳定。这种情况在二战后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生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其普通普遍的现象。至今绝大部分国家仍没有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改变自己不那么理想甚至窝囊的国家状态。即使有些国家能遵从西方指点，比较成功地抄袭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并可以差强人意地运作，也被证明基本无补于事。几十年下来后还是那个鸟样，甚至比独立建国以前更差，印度、菲律宾、海地等便是典型案例。这个情况让人感慨，或者还真不如让一些封建王朝做庄情况会好一点，至少封建王朝君主们在享用国家财富资源之余，还有可能会感觉自己的国家自己应该好好珍惜治理，不好尽情糟蹋，少了民主共和政体里政客那种权力过期作废须抓紧机会敛财侵吞的心态。

共产党国家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政治结构当中属于一组比较特别的类别，它们虽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上也属于相对于西方的落后国家，但它们拒绝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普选让民众决定执政人的制度，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说辞，即共产党并不是有目的要让执政集团核心成员追求私利，而是根据列宁斯大林主义理论，通过共产党（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杜绝西方和本国敌对势力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潜在可能，使共产党有一个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去实现党所坚信的、符合民众最终利益的理想社会境界。除共产党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也有类似的说辞，譬如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即使有些共产党国家执政集团成员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贪腐现象，但大部分共产党国家的党政高官们享受明显远高于普通民众，由国家提供的物质生活和服务待遇，令到外国观察者和本国民众甚至党内基层仍不断质疑党高层有利用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谋私利。发生在中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是毛泽东认为中共党内发生腐败蜕化而需要号召民众起来反对所进行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至于其他各形各色的政治集权极权独裁统治集团，对拒绝民主体制的说辞则绝大部分都简陋无稽强词夺理，宣称非民主体制可以维持社会次序，保留文化传统，维护神明旨意，甚至仅仅说是为了有效的进行反共操作来讨好西方。

但除了纳粹德国与它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盟友们和接下来的共产党国家集团先后相对短暂地威胁到以英美为首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之外，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政府结构，世界上的落后国家从未真正动摇过英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领先世界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伸展出两大主干，或可以被描述为顶起两大国力支柱，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这两个支柱支撑了在工业时代的国家竞争的两个基本能力：军事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但建立上述两个支柱之下也需要两个关键基础条件或生长环境：全球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西方老牌工业国家自大航海年代起就各自努力持续在互相竞争种不断夯实建设自己或尽量占有这足够的这两个基础条件。

人们从解析先进国家的根基性质和结构可以发现，在右翼的纳粹和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对西方体系的挑战当中，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竞争结构更加接近英美。虽然在苏联崩溃以前，共产党国家对西方造成的有形无形挑战或者从规模上和社会层次上表现出更加庞大和更加深刻，对西方造成的心理恐惧更加强烈，但以今天已知的历史非常清楚地揭示苏联无论是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存在先天性严重问题。苏联集团即使能局部和高速地发展科技和工业生产能力，也确实明显提升了足以同西方集团抗衡的军事能力，但由于理论的错误，无法拥有同西方抗衡的财富创造能力。其结果就是无法在持续提升生活水平方面让民众感到满意。最终在与西方竞争中败下阵来。而纳粹的失败，虽然可以从它反人类种族主义极端思维和狂热民粹民族主义等方面找原因，但如果希特勒或某个具有俾斯麦水平的地缘战略高人能说服希特勒或本身成为德国最高掌权人，让德国的扩张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适时停手，至少纳粹未必会在1945年消亡。英国甚至美国的根基当然不会被温和版的纳粹主义摧毁，但反过来也错过摧毁纳粹主义的机会。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如果纳粹不再像希特勒后来那样疯狂，扩大挑战英美和苏联，即便它仍干了那些种族大屠杀那类的邪恶行径，德国作为国家还是有机会逃过二战战败，而同英美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至少有一段时间的长期共存的局面。在纳粹的理论系统当中并没有要彻底埋葬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诉求。即使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消息和证据最终传递到全世界后，激发西欧资本主义世界或强或弱的反应，但要将英美反对态度提高到为犹太人出面摧毁纳粹主义还是极不可能的。自由资本主义同纳粹主义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说到种族灭绝，连世人印象中温良平和而且公示爱世人的加拿大天主教士们也被爆出成百上千地虐杀无反抗能力北美土著儿童，何况他们嗜杀成性隔着国界的南方近亲美国人？）。届时，右派意识形态的英法西欧和极右派意识形态的德国意大利的“中欧”，最后加上左派意识形态的苏联的东欧三个地理板块会形成一个欧洲人三角鼎立的政治局面，互相合纵连横。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英法，但几乎必然会在从中渔利。世界将会是一个同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的世界。（题外打岔提一点，那样的世界恐怕对中华民族复兴不利甚至会是灾难性的。）至于自由资本主义同纳粹主义同台竞争最后会有什么结果，这个要看纳粹主义的演变会怎么样。人类近代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必然随着时间不断地演变。用中共的话就是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淘汰。看今天美国最引以自豪的镇国之宝---航空航天科技，其实含有大量当年掠夺战败德国知识产权的成分。可以说，如果德国避开了二战，那么必然是后来美英苏法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追求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纳粹德国展示了过人的追赶和创新能力。英美究竟否能借老牌帝国主义获取的对全球自然资源和市场控制优势压制得住德国，或仍然让德国局部或全面超越？无论答案如何，美国想想还是心有余悸的。

中共特色

从美国的角度看今天中国，似乎结合了苏联和德国的相应特点甚至优点，同样避开了落后国家的各种问题，成功进入高速发展，接近可以全面挑战美国和西欧优势竞争根基的局面。而且，虽然中国过去几十年时不时爆发出让美国内心窃喜的一些落后国家常见的麻烦事情，勾起美国对中国崩溃的高度期待，却最终又似乎让中共有效解决或控制，没有明显阻碍中国前进的步伐。美国人看得出对这种情况想不明白。美国有非常多专吃研究中国饭的各色专家学者。随着时间和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立场观点南辕北辙的专家们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青睐程度也随之变化。不过，美国作为西方集团当中政治形态最保守反共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即使追求客观公正的学术界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一百年的中国，也存在先天性的严重缺陷和偏见，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脉搏。

要研究现代中国，就不可能绕过研究中国共产党。本文没有企图要深入探讨中共这个课题。但既然本文涉及谈论中国和世界问题，自然无法完全绕过讨论中共。

在切入讨论中共这个政治组织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人性本质的问题。说到人性，中国人有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千年争论。其实所谓善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道德判断。道德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因此争论便没有结果。但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归纳预测的。我们这里要讨论一个涉及中共课题的人类行为模式---利他行为。这是一个相对于利己行为的反面。所谓利他行为，就是采取行动去争取有利或有益于他人的结果。这种行为或多或少是损害自身利益的，因此在人类行为当中是一种小比例出现的模式。但这种行为并不罕见，而且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不但人类社会存在，少部分动物物种当中也有存在。比方在危难环境下救人就是一种利他行为。比方给在街上穷困潦倒的乞丐，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一些施舍，也是一种利他行为。所有利他行为有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行为的受益方都必然属于，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属于，需要被帮助的个体或群体。因此没良心的骗子会装扮成非常可怜无助的乞丐相貌，冀博路人的怜悯解囊。人类社会里不会出现头脑正常的人不计回报地捐钱给马云或盖兹，让他们可以不掏钱或少掏钱去宴请美女丰盛豪华浪漫晚餐。利他行为在人类社会大部分文明里都属于一种被褒扬的行为，除非这种行为损害到第三者的利益。一个大人在大街上打小孩，小孩被打得五颜六色。毫不相识的路人甲出面制止大人。这个路人甲的行为便属于典型的利他行为。但施暴的大人肯定不满，并很可能引起争议。大街上其他人的观点就有可能分成两派，支持和反对路人甲的利他行为。反对的观点一般会是路人甲多管闲事（侵犯了大人的利益，或因自己也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情）。

政治上，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诉求大部分是利己的，或者可以称之为利己主义诉求。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存在利他主义的诉求。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于某些范围的群体去追求伸张另一个不相干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从定义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利他主义的政治诉求。除了党的政治诉求之外，党员在追求实现诉求的具体行动上也可以包含利他行为。具体可以比较早期的西方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终极社会目标上，社会党追求改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升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品质，而共产党追求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社会替代。虽然两者终极目标不同，但为社会底层成员提升利益的方向则大致相同。社会党主要在体制内活动，因而社会党人在追求政治诉求不太容易因违反法律而损害个人利益。但共产党则因为追求以革命手段推翻现有体制，在绝大多数西方社会不为法律接受而要被惩罚，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便面临严重威胁。在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里，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威胁往往包括丧失生命。因此，从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角度而言，参与党的活动基本是一种利他行为。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或曾经存在共产党组织。有的国家甚至还有很多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组织（仅印度一国就有超过一百五十个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组织）。在各国的共产党当中，中国共产党属于极为突出的一个。首先，能够靠自己力量发动革命最终夺得政权的共产党在全球除了创始的俄国之外，仅有中国、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几个。其余的东欧各国、蒙古、朝鲜等共产党国家靠苏联红军武力推动下建立。至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名义上的共产党国家像埃塞俄比亚、也门、贝宁之类，则是苏联利用同当地一些军事强人的联系，用軍事政变或换旗的便宜方式建立的，没有典型共产党国家的党政结构。不管怎么说，世界各国数百个共产党和二十多个（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家都算上，共26个）共产党国家当中，仅有六个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推动本国共产党革命，建立典型的共产党一党制政权。其次，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身处于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因而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共产党革命，而且遭受掌握国家政权的另外一个列宁式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的暴力打击，革命过程极为惨烈。数以百万计的中共党员和中共支持者在共产党革命当中丧失生命。两个创党人，李大钊被北洋政府处决，陈独秀被开除。两个曾任党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被国民党俘获后处决。中共一大十三个代表，六个脱党，四个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国民党处决，还有一个病逝。最后能撑到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领导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本人在中共胜利掌权之前有六位亲属死亡。五位被国民党捕获处决（妻子杨开慧、弟弟妹妹妹夫侄子），一位（弟弟）战死，（中共掌政后长子在朝鲜战场战死）。在1949年前的中国，参与共产党闹革命是一个对任何人自身的一切利益直至生命都是有极高风险的事业。

当然，反中共人士会说在中国历史里造反的人多得是，要造反当然要冒被杀头的风险。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冒着杀头风险起事造反者里大多数出于被迫，不造反也是死路一条或者活不下去，因此所谓的风险没有替代的选择，不反也面对同样绝境，所谓官逼民反。其余的起事造反者和绝大多数的追随者则是机会主义者，发现造反的风险和回报比例对自己有利，所谓乘势而起。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较少见的一部分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像白莲教、明教、回教、太平天国等带有宗教色彩的造反。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里宗教气氛并不浓厚，所谓的宗教起义也往往参杂上面两个最主要的造反因素才能形成气势。中共革命部分参与者的动机或许同数千年历史中造反者有相同的原因，但仍整体而言还很不同。最关键的一个不同点是，共产党的造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推翻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为目标。造反者以颠覆相关所谓政治上层建筑，以改善（或称解放）社会穷苦人或被统治阶级的普罗大众生活环境为几任而进行的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改朝换代，追求皇帝轮流做。当年中共核心成员当中非常大部分属于社会精英，其一大代表全部都是衣食无忧的读书人（包括两名前清秀才），自身的政治经济生存条件无需造反。在此之上，中共其实还有一个不特别强调但在实际中起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中国近代在被列强欺辱之下，尤其是国家遭受日本侵略之下被刺激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的救国氛围。因此，救国救民是驱动大多数对马克思理论并不熟悉的中共党人前赴后继不畏牺牲进行社会革命的两大核心目标。救国从定义上，或能说对中共党人有多少利己成分。因为即使身为中国国民，能保存自己国家与民族在世界上得以独立延续，对自己无论如何还是多少有益处。不过，在国家危亡之际虽没有必然义务和责任必须要挺身而出为国献身，但仍愿挺身而出面对生命威胁救国这一点，也肯定要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而救民，尤其是拯救社会底层的民众，对当时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受过在当时仅极少数人口可触及的中高等教育，属社会精英的中共当年核心层而言，则完全属于利他行为，尤其是他们更要面对失去自己生命作为代价的风险。这种存在于中共党内普遍类似宗教殉教式的无私献身精神，是中共能在那不算太长的二十八年间，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与对手对比常常处于绝对劣势下，仍然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关键的因素。这是许多当时中国政治斗争里中立的观察者们，包括外国记者、外国政府驻华尤其是驻延安联络人员、海外华侨访问团等都可以轻易观察到的现象。但这样一个事实，是反共人士和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完全不愿意甚至不敢承认或面对，甚至因为无法理解而拒绝相信。不仅这些中共的对手们不理解而不相信，甚至连从中共内部叛逃出来的人，也都众口一词言之灼灼说那种利他思维行为绝不存在的，更加强化了反共集团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偏见。正是这样一种走向极端的偏见，让反共集团和西方朝野对观察、理解和预测中共和中国事物上谬误百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1950年美国判断中国跨过鸭绿江参战的意向，尤其是即使参战，装备简陋给养匮乏的中共军队战斗力完全错估，结果便有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最后说出那句著名的“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军司令官”的感言。在惨烈的朝鲜战争中，除了各级将领指挥得当的因素之外，在武器装备与其他各种物资处于极端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志愿军几乎独力对阵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表现出前线官兵上下一致、勇猛坚毅、无惧死亡和高超战艺是取胜的关键，一洗中国正规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上常被人数劣势的日军追打的世人见惯的窝囊表现。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蒋介石在1960年代乘中国大陆陷入近代历史里少见的饥荒之际，认定大陆民众吃不饱活不下去，必会对其率领反攻大陆的国军表现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忱，因此启动国光计划威海行动。向大陆沿海省份派遣几十支反共救国军，结果一上岸就被大陆民众民兵抓捕歼灭，完全没有出现蒋介石大脑中想象饥民们要摒弃共产暴政的场景。为什么都是同一群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有脱胎换骨的精神面貌？国民党不理解因而说中共党人邪门而中国大陆民众都被共产党洗了脑。其实原因就是反共阵营和西方世界所逃避面对的，而事实的确在中共党内所凝聚的那种强烈的利他主义精神。中共军队各级指挥官和士兵骨干接近清一色是中共党员，在危难时刻往往会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朝鲜战场不断出现两军相遇勇者胜的战局。而当中国大陆陷入严重饥荒时，在尽量公平分配极度短缺的粮食之外，从最顶层到最基层的共产党官员干部，同民众一道束紧裤带共度艰辛。这种大难当头官民平等一道承受艰辛，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从未曾有过的现象。中国民众对这种新气象非常受用。共产党也自然的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实质支持。

共产党当然清楚这个情况，而且也正是它向外做宣传的重要信息。建党一百年所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奖者当中许多都是因曾表现突出的利他主义行为而受褒扬。说明中共到今天仍然认为利他主义是党的一个精神支柱。利他行为和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天生行为模式，存在于所有形态的人类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社会。不久前河南郑州发生千年一见的特大暴雨形成突发性水灾，一位母亲在危难时刻将自己的婴儿推举到安全处而自己遇难。这种令人动容的举措，即使救的是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含有延续自己基因的利己因素，但在千钧一发时无需思考就能下意识舍己救人，说明人类基因当中天生就有这种利他的遗传。不过，利他行为毕竟不是人类社会主流的行为模式。在自然界，大部分动物物种不存在利他的行为模式。而利己则是生命个体生存的必要的行为模式。中国人有句非常直接的说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被严厉批判的成语到今天或者仍不普遍被视为有特别正能量的哲理意义，因为似有点太过赤裸裸的感觉。但即使不说追求生存，就仅仅日常的经济活动，就其实是一种利己行为：卖方追求财富，而买方追求自我满足，是一种理性和以利己目的的交换。不管怎么说，利他行为是需要有某种刺激之下少部分人才会迸发出来的现象，比方有他人陷入极端危难或非常悲惨绝境而需要帮助。换句话说，利他行为虽不罕见，但不是一种平常人类行为主要模式，利己行为才是。这个事实和现实，对褒扬利他精神，批判利己主义的共产党是个大挑战。

在革命年代，人类利己本性的挑战不是问题。因为参与共产党革命所面临的严峻危险对共产党队伍就是一个最佳过滤工具，一切太过于自私自利的人，自然就避之不及。但当共产党成为了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后，任何人加入共产党队伍便无需面对日常各种乃至生命危险，反过来还对增强自己利益有无需明言的帮助。换句话说，中共之前吸收利他主义者，排除利己主义者的天然过滤的社会屏障，在夺取政权后第二天早上便陡然消失。利己主义者必然陆续加入共产党。而且之前的一些利他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后也逐渐重新回归利己主义本性，这些人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共产党的初衷。人类社会利己的本质，对共产党坚持利他精神追求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和无法逃避的挑战。创建共产主义设想的政治经济理论大师们，从马克思到列宁，似乎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至到毛泽东，他在共产党北京建国之前就有先见之明的说过共产党不做李自成，后来更亲自发动对抗共产党陷入腐败趋势，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全社会政治运动，将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搅合成几乎无法正常过日子。客观的说，直至到毛的文革之前，当时中共的腐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相对于中国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还是相当的轻微的。毕竟，在位掌权的还是当年在战场上枪林弹雨中踏着战友尸体冲锋陷阵、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性命今天不保明天、耳闻目送同志高喊口号走向刑场，最后活下来的那些革命者。这些人都非常清楚当年倒下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因此还是怀有强烈的要继承献身同党先烈的遗志，为最终民族复兴和实现主义理想继续奋斗的精神境界，故绝大部分都能做到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己奉公。中国当年在中共治下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穷国相比，属于政治廉洁程度非常高的国度。不过，文革却要将共产党原来就追求极端的意识形态推向更加极端，不仅要求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甚至非党员的支持者，即所谓的革命群众，都要做到无私心无私念，而且互相监督批评，大大超越了人们能够承受的界限。在那些极端的年月里，大家嘴上不说，心中有数，出现物极必反的结果。毛的文革不但没有将本已相当廉洁高效的国家管理进一步提升，反而超过十年的政治动乱下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国家整体濒临崩溃，最终并引发党内原来日趋极端思潮进行广泛和深刻的反思。反思文革带给中国的正面结果，就是邓小平复出后纠正文革，引导国家走向改革开放，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迅速认同和拥抱，而没出现像毛说的，他身后会有人带队重上井冈山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个你死我活，甚至也没出现仅仅党内有规模反对改革的争论。文革带给中共和中国民众的政治动乱和生活失序，让整个社会对延续口是心非的生活，光开批斗会喊口号不干实事的政治斗争都产生严重的厌恶。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及后续一系列毛泽东周恩来主导的打开国门的举措，让长期闭门锁国的中国人看到真正的世界，惊讶地发现一直被告知需要中国人民去解放的全人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万恶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劳动人民，日子过的比自己好，而且不止好一点点。下面图二是图一的局部放大。显示除了建国第一个十年，各种政治运动和极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七十年代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长期低于本身起点就高于中国的另一个穷大国印度。换句话说，中共建国后长期保持比印度还穷的状态没改变。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看清世界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共改革开放是由内心深处由衷地萌生出来的选择。

图二 中国、印度、美国与全球四个指数自1960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对比。

于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当年的民心党心条件下势不可挡。而其核心意识形态意义，就是中共对人类社会利己本质在事实上的接受。

这个接受是对共产党的理论一个达到了动经骨级别高度颠覆性的冲击。因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度，而私有制度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利己的本质基础上的。利己既带给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带给人类社会无数的罪恶和不公。而后者是许多人类社团，像宗教的、慈善的、政治的、尤其是像共产党等，想要消除的。共产党的设计是不仅仅要消灭社会的罪恶和不公，而是要从根除产生这种罪恶不公的土壤。可以这么说，共产党的理论就是不接受人的利己倾向。再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共产党要改造人类社会利己的这个本质。然而，人类社会这个本质其实远远超越人类，是源自于生命追求生存的这个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的核心理论推演出来的政治目标是一个有彻底颠覆性同时也无法达至的诉求。大自然规律是否能被人类社会某些成员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强行改变？至今一切实践的结果看，并不乐观。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本质上是追求利己目的的富裕生活，是对中共坚持党的利他主义本色的努力比取得政权后的前三十年，产生了更严峻更彻底的挑战。

不过有挑战并不等于结果就被注定。人类社会的利己本质也并不代表人类社会不能存在一部分人或群体能够坚持利他主义目标的追求。中共并没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体。中共对于建党时所立下的救国救民和解救贫困这种含有利他精神的志愿，即使口是心非的党员或者在不断增加，仍得到党内广泛的高度认同。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执政集团这种思想信念信仰其实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重要。人类社会的演进，让成功国家的现代政府必须有能力排除或防止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掌权。或即使这些人掌权，也有办法制止公权力被这些人放肆地用于谋求私人利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社会道德规范（通常有强烈的宗教因素作为助力）让政治人物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加上比较完善的法制法治保障公器不会被私用。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有效的法治体系，政治人物对利己本性的自我约束便是唯一一道保障公器公用的屏障。而然，发展中国家中除少数例外，大多数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团没有意愿去为难自己的利己本性，甚至完全没有这样的道德规范。虽然在台面上，今天世界上所有需要在程序上聚集民众支持才能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都必然有各种为全体或部分民众争取利益的政治纲领，因此没有政治集团会公然宣称自己掌握政权的的目的就是利用公权为自己谋求私利，但这种上台便谋私的情况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心照不宣---而且看不到能被改变---的现实，即使有个别人物或集团以改变这种公器私用状况为执政口号得以上台执政，也仅能昙花一现无法维持。穷国们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随着全球整体发展的步伐或者可以差强人意。归功于其他穷国都是差不多的德行，没国家会太过难看，或即使难看也没人在意。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占人类两成的最大穷国、历史传统最悠久、和社会最复杂的中国由一个以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的执政集团执政，在世界上便成为鹤立鸡群，属于非常罕见的案例。西方观察者认为利他主义精神不可能长期存在。认为中共，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共除了共产党的名字之外，将无可避免地必然同第三世界无数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集团趋同，台面上继续有各种光鲜堂皇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而实质则由一群口是心非自私自利的蛀虫式人物把持。认为中共的一党制政治结构，必然僵化，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反对而陷入政治动荡，甚至导致最后的垮台。

西方的判断并非没根据。改革开放后，中共的腐败现象的确越演越烈，甚至一段时间到了产生给外界一种“逢官必贪”形象的地步。这个趋势到了胡锦涛执政期间达到高峰。主要原因是其前任江泽民在胡的执政团队当中安插了大量听命自己的人，冀求自己在胡执政期间对各方面决策的最大甚至是最终影响力，成为事实上的太上皇。在此之上，江并不特别关心反腐败。江有句广为传播的上海方言名句“闷声大发财”含义隐晦。在江影响力掣肘之下，胡的执政团队形成了多个由江心腹控制的独立权力山头。而这些心腹和扩散的其他派系高官的严重贪腐行为在社会上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共雷厉风行地办了大批从初级中级高级以至到顶级的贪腐官员。官员贪腐现象最近已经不再猖獗公然，相当程度改善了社会对官场贪腐状况的观感。

虽然争权夺利中共党内从来就存在，这种亦存在于所有人类政治集团的现象，严格说也可以界定为一种利己的表现。但争权也包含追求推行自身或本派系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主导地位的动机，因此同将国家财富转到个人手中或使用国家力量扩张个人利益等赤裸裸利己行为还是有差别。中共在政权贪腐这个问题上，没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根基上失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们无论在反贪腐方面的态度如何，但个人自我克制利己行为（无论时主动还是被动）仍还明显存在，并没出现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由精英核心群带头，政权上下全面放任自流的公器私用情况。而且，国家机器始终能相对高效率地分配巨大的资源给予---同时并执行实施---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有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许是中共建党时所秉持的利他主义精神在其诞生一百年和执政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全党尤其是最高层圈内仍然有相当的惯性式的认同。或许也有东方文明传统对治国理政的士人官吏操守行为存有某种奉公信念的约束力。或许两者兼有之。对于全球人口排名首位，国土幅员排名第三的超大型国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延绵至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中共获得政权之时也是全球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做成任何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其实都极其的不容易。要做到对古老的中国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并带领它从国家民族命运的泥坑（近来拜特朗普所赐，更流行的形容叫“粪坑“）中爬出来走向强盛，必然需要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有力同时也要坚强团结的政治集团不可。当年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也似乎察觉到要有效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中国，需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但在推翻满清，同共产党决裂，获得名义上中央政府控制权后，国民党失去了吸引那些富有献身精神励志为国为民仁义志士投奔效命的能力，这些人大部分投奔了共产党。国民党或者曾想做但不到的事情，共产党做到了。

习近平近年除了大力肃贪，也借百年党庆之机，大力推动中共党内不忘初衷的活动。冀望重塑一个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凝聚民众的支持拥护。如果能如所愿，自然会提升中共和习本人的声望，方便推行施政，也有利于自己在历史里的评价。在有司马迁的中国，自认为有资格进历史书的人物大部分都在意历史怎么写自己。声誉一旦定格就流传千年。不过，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今撑死也就是三五千年，唯一用今天还存在的活文字记录历史的文明只有中国。而这点时间同大自然比较，形容为一瞬间也真的太长。中共成立百年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其实已经足以写进能让后人传诵百千年的历史。因为没有任何地球上其他的政治集团能带领一个如此庞大失败民族在国家竞争长跑赛从队伍的最后包尾位置追赶到队伍的前端，同领跑者的差距从原来的一骑绝尘，到今天的望其项背。但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对于一棒接一棒的具体中共领袖每一个人而言，是否有能力带领中国从今天国家竞赛的前端位置再上升到领跑位置，则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接力赛是否能让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成功进位人类发展的领跑位置，或不幸在今天或下一个或某个领袖手上掉了接力棒，中国崛起失之交臂，历史仍然还在等待结果。

那么历史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