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这篇文章前我踌躇再三，怕人认为我打悲情牌或者操弄族群，但是基于做为新闻记者40年，从实报导，我还是写下这篇文章。
身分证省籍栏在1990年代中，已经被出生地所取代，期待外省人、本省人之间的区别早日泯灭。但是绿营上台后，推出很多针对军公教、警消、国民党以及去中华民国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外省第二代在台湾的安全感及归属感。
外省第二代这里指的是1949年以后出生在台湾，父母或其中一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本来一个人在一地出生、成长、受教、就业，乃至纳税、退休，早应该算是当地人。但是似乎外省人，不管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仍然标籤为既得利益者、大中国主义者、统派。
最可悲的是很多身在绿营的外省第二代，为了证实自己的忠诚度，在当上民意代表、入阁或身为名嘴后，要更加执行绿营的意识形态、加力打击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或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人与事，一位前政府首长说，他们为绿营做事，不管什么职位，都要更卖力，才能显示自己的焚膏继晷、忠贞不二。
早期很多学者指出，外省籍民眾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本省籍民眾，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蓬勃，家无恒產的外省人及其第二代顶多拿到的是薪水，没有地，做不了田侨仔。土地是这个小岛上最大的资源，而有地的民眾，多属本省籍，外省人仍然被认为既得利益阶层，实在不公平。
外省第二代多成长于眷村，据我观察，他们有几种出路，学业成绩优良者升大学，毕业后去国外读书，或留在台湾进入公教单位，而外省第二代在几十年前踏入公教也有其渊源，那时要进民营企业，如台塑、东元，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会讲台湾话，长在眷村的外省第二代第一关就被刷掉。当时的出路就是做军人或做公教人员，那时是待遇菲薄的工作；其次成绩普通者，父母已知他们很难考上大学（60年代，大学录取率只有20%左右），即使进入军校，当时军人待遇也很差，还要与家人长期分隔，是很难吸引人的职业，所以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外省第二代后段班者，当时没有补救措施，有的去做车掌小姐（欣欣客运）、做女工，也有的进入帮派组织，和本省籍底层人士境遇相同。
社会有表面印象，认为外省第二代接受大专教育的比例高，1990年代台大社会系教授范云甚至做研究指出，外省第二代能受较高教育是政府对军公教子女的学费补贴，但是稍后中研院研究院吴乃德做出的研究指出，这项因素并不明显。
我观察外省人家庭对子女教育重视，其原因是父母辈来台湾，已是江山已尽，死无退路，又家无恒產，只有费尽心力，要子女进大学，以求自立，每逢学期开始，这些父母也是到处张罗借学费。我家搬来台北时，租屋居住，房东看到我上政大，就和我妈说，为什么不送我进工厂工作，还可拿钱回家，还好我母亲没有听她的话。
外省第二代就和所有四年级、五年级生一样，参与、贡献台湾的成长及蓬勃，但外省第二代常被标为大中国主义者、统派，其实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注重中华民国。他们到大陆，仍然被称为台湾人，例如我任教的汕头大学，都称我是从台湾来的老师（是称讚之意，但不知这个称讚意味还能持续多久），当然这就表示我是客人。普遍外省第二代怎可能完全认同中国大陆的体制呢？台湾再视他们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如何安身立命？
外省第二代在台湾属于少数（10%左右），但是执政者不宜忽略少数人的失落及不满，俄罗斯的车臣和印度的锡金都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往往走极端，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绿营也要注意不要把少数人逼上梁山，否则再多的转型正义也无法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