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中美洲的移民危机是美国人为制造的一场危机

难以相信从警察向阿米卡尔·佩雷斯-洛佩斯在离我的家几个街区射击已经过去四年多，我的家在旧金山米西翁县。他是一个20岁的移民，他的侨汇是他在危地马拉的母亲和兄弟拥有的唯一的支持。2015年2月26日两名秘密警察从背后向他开了六枪，虽然他们肯定阿米卡尔向他们跑去，手里举着一把屠夫的刀。

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的主教小区的成员们与其他的邻居一起在周末的夜晚到米西翁警察局的门口，要求县里的检察官提出反对杀害阿米卡尔的人的罪名。由于法医的办公室拒绝公布他的报告，我们进行合作实行一次尸体的私下解剖，揭露了证人提供的事情：当警察射击时阿米卡尔在逃避他们。最后旧金山区的检察官拒绝以谋杀罪审判警察，尽管市政政府与他的危地马拉的家庭达成一项资金的协议。

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关于阿米卡尔的文章，而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数十万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和萨尔瓦多人首先到美国去。这要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2018年美国的边界巡逻队抓获了这些移民中的225570人。仅在今年5月一个月内132887人在边界或边界附近被逮捕。如同达拉·林德在福克斯观察节目中说的：“这不是制造的危机，不是政治上策划的危机，如同某些民主党人和进步人真正所辩解的那样。”

事实上这是一场现实的危机，不是特朗普政府简单地创造的事情以便总统建设隔离墙进行辩解。但是也绝对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应当打印上“美国造”标签，这是由于几十年来华盛顿对中美洲事务的干涉。它的起因始于1954年，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了民选的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在60年代在这个国家（以及在本地区的其他地方）独裁政权盛行，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在70和80年代面对这些独裁政权，中美洲人起义进行回应，华盛顿支持右派的军人政权和敢死队，特别是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迫使这些国家的数千居民移居美国，他们的孩子现在正在被破坏他们的国家的美国同样的团伙招募。

在危地马拉谋杀大多数印第安马雅人的战争中美国支持连续执政的政权。更有甚者，气候的变化，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引起气候变化的比例最大，也许是为了预防气候变化或减轻它做的事情最少，美国做到让让中美洲的许多地方维持生存的农业越来越难以保持。

美国的行动在中美洲产生的后果

研究移民的学者对于人们为什么放弃他们的家园而移民谈到两个关键的解释：“吸引力”的因素和“压力”的因素。“吸引力”的因素包括一些新的地方的诱惑，经济的和教育的机遇，宗教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家人、他们原来的国家的朋友或社区成员在那里出现。“压力”的因素将他们家里的人赶走，包括战争、贩毒、政治暴力、社区的或性的暴力、饥饿和旱灾，环境的破坏和气候变化、简单的贫困、灵魂的呑食。

国际法要求某些人，但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压力”的因素可能让移民处于“难民的”状态，有助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申请避难。这项人道主义的权利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数百万欧洲人变成被驱赶的人，这迫使世界适应人类的巨大流动。1951年的维也纳公约确定任何具有“一种基于因为种族、宗教、民族属于一个社会团体或特别的政治意见而被迫害的人为难民，在他本民族的国家之外，由于这种恐惧，接受这个国家的保护…… ”

几乎在75年以后，这个法律的定义仍然在理论上隐藏在美国对难民的政策中，但是这个国家总是收留一些难民，不收留另外的难民。比如在80年代逃离美国支持的敢死队的萨尔瓦多人几乎没有获得在美国避难的希望。但是，从社会主义的古巴岛出来的人只要一只脚踏上美国的领土，几乎就以自动的方式得到避难。

在战后的欧洲避难的法律由于它的起源，在涉及现在一系列推动人们放弃他们的家园时有一个盲点。遗憾的是比如国际法在由于物质的暴力变成难民的人和由于经济的暴力而移居的人之间加以区别。基于袭击、殴打或其他的恐惧可能导致让人避难。而现实的饥饿不行吗？

今天一系列“压力”的因素正在将这些人赶出他们的家园，特别是（再一次）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些国家之间的关键是政治的腐败和镇压，毒品集团的势力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因素以重要的方式加入美国的行动。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字（有数据的最后一年），萨尔瓦多的暗杀指数在世界上最高，达到每10万居民83起谋杀。洪都拉斯占第二位，每10万居民57起谋杀，同时危地马拉占第十位，同样的指数为27，墨西哥为19，美国为5.3。

不管从哪里看，三个中美洲国家（有时也称为“北部三角”）因为以下原因是为了生活危险的国家：政治镇压和暴力腐败：比如洪都拉斯历来是中美洲最贫穷和经济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80年代美国在那里支持一个军人的政府，通常让它的反对派“失踪”和进行拷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国家作为培训反政府人员的场所，支持这些人，在边界另一侧的尼加拉瓜开展反对桑地诺主义者的斗争（尼加拉瓜刚罢免它自己的得到美国支持的独裁者）。

但是在这个世纪开始时在洪都拉斯事情发生变化。2006年何塞·曼努埃尔·塞拉亚变成总统。尽管他曾经在一个保守的平台出现，迅速地提出一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计划。这些改革包括免费的公共教育，提高最低工资，对小农提供低息贷款，将家务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系统，以及一系列重要的环境调控。

但是，2009年一次军事政变罢免了塞拉亚，让波尔菲里奥·洛沃接替他。组织政变的六名军官中有4名是有名的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拉丁美洲的军官和警察在这个学院接受镇压和拷打方式的培训。

政变可能不是由华盛顿开始的，但是在几天之内，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盖上批准的印，支持这次夺取权力的政变，挑战美洲国家组织。从那时起谋杀的指数飙升，同时腐败和贩毒频发，随之贩毒集团和地方的政府机构以及国家的政府在全国唯一的噩梦中合并。比如《纽约时报》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索尼亚·纳萨里奥详细介绍此事的意义不仅是对于公共运输，在那里任何开出租车或公共汽车的人每天都应当交税（在特别的日子比如圣诞节交税加倍），达到司机收入的30—40%。但是这也是一种政府的税收。这些钱都落入在美国出现的团伙手里。报道说选择就是死亡：“从2010年起，在运输业工作的洪都拉斯人有1500人被杀害，遭枪击，被勒死，被拷在方向盘上，被活活烧死，同时他们的公共汽车被烧毁。如果公共汽车在一条路上有人不交税，犯罪团伙就杀死一个司机，让另一个司机去报信”。

尽管有所有这些事实，警察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暴力和腐败在现在的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时期变得更加紧张，他回到政权可能是2017年一次被盗窃的选举的事情。尽管美洲国家组织要求重新选举，特朗普政府急忙承认埃尔南德斯，洪都拉斯的生活继续它暗杀的进程。

毒品的交易：与政变、可口可乐公司、“萨尔瓦多帮”（或MC-13）一起，这是美国从中美洲的另一个毒品进口。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喜欢指责大多数难民是边界以南阴暗的和危险的黑帮分子，犯罪团伙“萨尔瓦多帮”的根子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他们是70和80年代逃避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的萨尔瓦多人。当这些年轻人在这个国家的内战结束时回到萨尔瓦多的时候，“萨尔瓦多帮”陪伴他们。事情是开始时作为一个街头居民的团伙，它的建立是为了保护萨尔瓦多青年防备在这个城市其他的团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自己犯罪的“企业”，它与18街团伙（也是从美国洛杉矶出来的）一样，继续走类似的道路。

对他们的产品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的市场，贩毒集团的权力就小很多。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在哪里：就在美国这儿。这个国家50年“反对毒品的战争”的结果是对于在法律之外的暴力贩毒集团是完美的培植，同时美国自己的监狱和拘留所塞满任何其他地方的犯人。但是，为了阻止这个国家的吸毒嗜好没有做任何事情。在这些时间里，如果在“北部三角”许多青年留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必须 面对与一个团伙结合或是死亡的艰难选择。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选择冒险，开始到美国的旅行。许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毒品市场，可能留在家里。

气候变化和环境的破坏：甚至如果不存在腐败的政权、政府的镇压和毒品的战争，人们继续逃离中美洲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碳的污染者，美国对于那里收成不好负有大部分责任。“北部三角”在旱灾和水灾的时期受到影响，这是太平洋上埃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自然变更的一部分。但是气候的变化在这些时期已经延长和加深，迫使许多农民放弃他们生存的农场。在危地马拉现在一些人面对的不仅是经济的困难，而且由于地球升温也面对现实的饥饿。

沿着一个从尼加拉瓜到危地马拉的旱灾的走廊，问题是简单的缺水。《卫报》的尼娜·拉克哈尼报道，在萨尔瓦多现在许多人寻找足够的水度日子，以便维持他们的家庭的生活。甚至在河水（不安全）可以用的地方，价格以金钱或性别而论，由犯罪团伙为了能够利用它而抽出的水经常价格过高，以便多数妇女不能支付，从这事迫使他们依靠远距离市政府的水笼头（如果存在的话）。与此同时萨尔瓦多人由于用水的严格配给不得不生活拮据，美国的跨国公司可口可乐对这些规则继续免受限制。这家公司继续得到它所需要的水进行生产和在当地销售它难喝的汽水，同时将气味难闻的废水倒进附近的河里。

另一方面，在洪都拉斯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水过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呑没它的大西洋海岸以及太平洋海岸，在这个过程中呑食了穷人的住家和小企业。这里还有一个人为的由于培育海虾的贪婪加剧的问题，它减少了海岸的红树林，一般情况下它有助于避免这些土地流失。这种在美国最普及的海虾主要来自亚洲的东南部和中美洲。不论是海虾或毒品，问题是美国想继续破坏中美洲。

随着特朗普政府尽一切可能加速和加深气候的危机，从文字上说中美洲人因此而死亡。但是，根据国际法如果去美国企图拯救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生活资料的话，不会将他们定性为难民，因为他们不是逃离物质的暴力，而是逃离经济的暴力，因此不是避难的候选者。

对于你们不存在避难

这些日子移民害怕的根据是继续受到跟踪，在《日内瓦公约》中完美地调整“难民”的定义，他们已经不能在这里得到避难。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想为他们五提供申请避难的机会。当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将这些因为安全和团结的目的一起旅行的移民团体称之为一种“非常坏的人”的“侵略”。特朗普政府继续采取所有的具体措施以便阻止任何非白人难民能够到达美国的土地和提出他们的避难申请。

美国政府的第一批努力是要说服申请者，实施声名狼藉家庭分享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到达边界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分离，努力创造一种避免别的人到来的广告。一场国际的抗议和一道联邦法院的命令2018年6月正式结束了这项政策。在那个时候政府收到将孩子还给他们的父母的命令。

如同发生的事情那样，美国国土安全部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为它经常没有对父母的名字或位置进行适当的登记。根据统计在这个国家有2700名没有家庭的孩子，作为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回答，政府承认除了这些有名字的孩子，还有数千人进入这个类别，他们在只是能够被地讽刺称为“制度”中流失了。

您可能想如果目标是避免这些人放弃他们的家园的话，特朗普政府将会尽一切可能改善“北部三角”的生活。如果是这样，您可能搞错了。特朗普政府远没有增加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是迅速削减这些资金，使它们更加贫困，无疑这将更多地促使他们逃离中美洲。

美国最新的诡计是要求难民在离开自己的国家以后在到达的第一个国家申请避难。比如危地马拉处于墨西哥和“北部三角”的其他国家之间，这意味着萨尔瓦多人和洪都拉斯人必须首先在那里正式提出他们的避难申请。特朗普政府甚至利用新的关税威胁反对危地马拉的产品，以便与这个国家离任的总统吉米·莫拉莱斯谈判这项协议，秘密指定他的国家作为“第三个安全的国家”，移民可以在那里申请避难。

在这方面还有更加讽刺的事情，因为危地马拉政府甚至不可能向自己的人民提供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人逃到了墨西哥，走向美国的边界。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关税的威胁，为了迫使墨西哥将它自己与危地马拉的边界军事化，这样制约墨西哥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新政府。

8月1日一名法官在旧金山发布了一项反对这个“第三个安全的国家”的政策，禁止立即实施这项政策。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北部三角”的移民仍然应当能够在美国申请避难。政府确实将在法庭上为反对司法的命令而斗争，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过它掌握的所有手段阻止这些移民。

与此同时，已经准备了另外的阻止这些人申请避难的方式。在历史上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被迫害的人的家属也可以提出申请。7月底总检察长威廉·巴尔宣布“因为针对他们的家属的威胁害怕受到迫害的移民已经没有权利避难”。这是特别残酷的，因为贩毒的团伙通常为了勒索和实现对它们的目标的合作，针对家庭的成员进行强奸和暗杀的威胁。

一场真正的危机

事实上，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存在一场现实的危机。像阿米卡尔一样的数十万人正在到达边界那里，寻求逃避危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美国制造的，现在得到加强。但是唐纳德·特朗普倾向于将那些感到绝望的人们妖魔化，而不是安排必要的资金以适当的方式或某种形式关注他们的要求。

是承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汽车和大宗商品，我们的虾和咖啡，我们对自己的政府在我们地区的“后院”的行动的无知--制造了这场危机的时候了。克服这场危机应当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在特朗普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作者雷贝卡·戈登是汤姆迪斯帕奇网页通常的撰稿人，在旧金山大学哲学系教书，著有《美国纽伦堡：应该为“9·11”之后的战争罪行接受审判的美国官员》等著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8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