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十四史《食货志》，问古希腊史的几个问题

专家们说，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此言有理，符合历史实际。

中国古代有官方修订历史的传统，所修《二十四史》，号为信史，即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实际、足以指导后世的历史记载。

一、粮食决定文明的存在

古代史家和朝廷一样，高度重视农耕。

《汉书•食货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这段话，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述了中国的货币史。大意是：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就有成熟的货币了。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严密的货币制度。到了汉朝，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终于建立了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统一铸造发行五铢钱的制度。

2、论述了货币的本质：“流于泉”，是促进物畅其流的媒介。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便一再强调：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没有足够的粮食、布匹产出，货币再多也没有意义。

3、叙述了中国古代高大上的货币理论。古人也知道货币是个好东西，但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坏东西，因为，自古便有商人通过炒作货币、掠夺实业，而获取暴利。春秋时期，管子通过研究发现，市场上钱太多了，粮价就会暴涨；钱太少了，粮价就会暴跌，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利于发展经济，会令投机行为盛行，导致国家经济混乱。因此，他在治理齐国时，通过建立鼓励和保护实业、稳定市场和保护百姓利益的货币发行、市场调控制度，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

管子依靠发展实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法家，也是通过发展实业，使秦国统一中华。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实业，就是粮食生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古代，粮食是最最宝贵的东西，捧着金银珠宝，也很难买到的东西。

某些开口闭口“商业文明”、“进口粮食”的“专家”，必然是伪专家。

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子说：俺想搞定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便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齐国人纷纷改换布料，鲁国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纺织工业化，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搞“三农”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当年的服装，再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齐国官员百姓纷纷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亡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

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所以，鲁国商人通过“外放分工法”，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第二，是提醒大家，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

第三，钱不能当饭吃，关键的时候，钱买不来粮食。

二、以唐代为例

众所周知，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即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即便如此，古代中国也是不是闹饥荒。

现在，我们以唐代（618年－907年）为例，说说粮食问题。

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但是，长安城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资治通鉴》卷二O九叙述了一个颇为有名的故事：

“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闹饥荒，一斗米卖到了一百文。朝廷组织力量从外地转运粮食，日夜不停，牛大量累死，依然不能满足需求。大臣们请皇帝迁到洛阳办公，但是左右朝政的韦后一家人不愿意，就让巫师对唐中宗说：今年东行不吉利。当大臣们再来建议的时候，唐中宗生气道：天下岂有跟着粮食跑的皇帝！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

逐粮天子，还真是唐朝皇帝的一大特征，当然不是专利。

唐朝正式起家于关中。关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进可攻退可守，但是一旦夺取天下，以此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却问题多多。

长安城的缺粮，在西汉时就存在。随着关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隋朝时已是常事，隋文帝已经当上了“逐粮天子”。一旦关中粮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往洛阳跑，比如，《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开皇四年（584年），“九月，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正因为如此，隋炀帝一直想着迁都。

唐太宗时期，关中也不时闹饥荒。太宗刚登基的贞观元年，“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唐高宗、武后时期，长安更是常常闹粮荒。唐高宗、武后长期在洛阳办公，等同于迁都洛阳，大批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跟随皇帝，纷纷转向洛阳，同时运送大批粮食救助长安城，如此这般，长安的粮食问题才不是显得特别紧张。

唐中宗的时候，甚至因为首都缺粮，下诏让国子监停课，让外地学生离开京城，统统回家，《集学生制》（《全唐文》卷十六）：

“……去岁京畿不稔，仓廪未实，爰命乐群，暂停课艺，……其国子监学生等，麦熟后并宜追集，务尽师资，诸州牧宰，亦倍加导诱……”　

圣旨说：去年京城缺粮，没办法，只好让学生们放假了。今年秋收后，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你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安排学生们回京城上学。

唐玄宗时，也曾下诏让国子监停课，《令两监生徒赴学诏》（《全唐文》卷三十）：

“风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蹔令就舍。讲习之地，安可久闲。其两监生在外者，即宜赴学。”　

首都长安粮食供应时好时坏的问题，在唐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念过中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长安米贵”的故事，《幽闲鼓吹》：

“白尚书（指白居易 ）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这则故事说，当初，白居易进京赶考，拜谒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着白居易说：京城的米价又涨价了，在这里生活，可艰难啦！等看完白居易递上来的习作的第一篇后，赞赏不已，连忙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问题啦！

长安位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竟然粮食紧张，原因何在？

《新唐书·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意思是说，关中地区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田地还是显得太少，不足以满足粮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从东南地区运粮补给。

首先，我们看看，关中平原的面积。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渭河盆地、关中盆地，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当时，在关中平原共设有京兆（即首都）、华州、同州、凤翔（歧州）等四个州府，实际统治面积，据笔者粗略估计，约4.4万平方公里。

我们再看看，唐代的时候，关中平原的人口。

据《旧唐书·地理一》，关中地区的州府人口数据是：

（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

（华州）天宝领县三，户三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口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三。

（同州）天宝领县六，户六万九百二十八，口四十万八千七百五。

（凤翔府）天宝领县九，户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三十八万四百六十三。

唐代天宝年间，四个州府，下辖共四十一个县，人口共计2969881，接近300万人。

显然，在唐代，以约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粮食产出，远远养不活300万人口。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组织地从外地调运粮食。

有唐一朝，朝廷始终把“漕运”作为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对待。

所谓“漕运”，就是把全国各地应该上缴朝廷的粮草，通过水路运到京师。这项工作，直到清朝，都是关乎政局稳定的大事。因此，国家专门安排高级官员来负责这项工作，比如明清两朝，就有漕运总督一职。

在唐代，凡是能够较好地完成“漕运”任务的官员，大都作为能臣干吏，获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京城粮食紧张局面，才初步得到缓解。《新唐书·食货三》：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

到唐玄宗开元以来，每年运米多达二百五十万石。

朝廷在大运河终点洛阳，和长安城，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粮食储备仓库。只要能往长安多运粮食，就好；越多越好。《通典·食货十二》开出了天宝年间的清单：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到天宝年间，朝廷在长安、洛阳的粮食储备，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但是，所谓的缓解，是在关中平原风调雨顺的年岁，才是有效的。

其实，长安的日常粮食供应，是依靠市场，依赖商人的。因此，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往关中运输粮食的，还有商人。一旦瞅准时机，尤其是粮食歉收、供应紧张的时节，商人们便会哄抬粮价，弄得民不聊生。

如果关中平原出现荒年歉收，别说京城居民了，这时候，连关中的农民，吃饭也成问题了。

唐朝建立有健全的市场干预机制。汉朝以来设立的常平仓，就是专门用来平抑涉及民生的市场物价的机构。

财力雄厚的朝廷，这时候也一定会出手，以强有力的粮食储备，来压制奸商，平抑市场物价。

唐玄宗就一再发过类似的诏书，比如《平粜诏》（《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应缘开场差官分配多少，一时各委府郡县长官处置，仍令采访使各自勾当。其太仓含嘉出粟，兼令监仓使与府县计会处分。其奉先、同官、华原等县，与中部郡地近，宜准诸县例数便于中部请受。”

这年，关中粮食歉收，无良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一下子以每升低于市场价十文的价格，抛售100万石粮食。（相关简介：1石=10斗，1斗=10升；古人一天的口粮约为2升。）

但是，“长安米贵”依然是一种常态，总是明显高于其它地方。

为什么呢？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粮食产量不高。正常情况下，农民能够上缴税赋、投入市场的余粮，十分有限，大约在年产量的10%的水平。因此，唐朝宰相杜佑仍然坚持：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

而这10%的“余粮”，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离开本地，因为政府为了预防当地灾荒，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功能各异、相互补充的三大粮食储备库，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据《通典·食货十二》：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正仓就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库，与司农寺管理的粮仓性质一样，粮食来源于租庸调制征收所得，它们仅仅是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储备于全国各地而已。

常平仓，是地方政府调控、稳定当地物价，保护民生的资本和手段。

义仓，是地方政府救济穷困百姓、预防灾害的资本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粮食储备中，义仓的数量是最大的，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不难看出，能够流入市场的“商品粮”，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由于交通技术限制，运输十分困难，速度十分缓慢。

在古代，我国的交通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内陆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二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工程技术，开凿出一条又一条人工河。贯通全国的，如秦始皇造灵渠，打通了自长江通往岭南的高速公路；自春秋到隋朝，打通了钱塘江到海河的大运河。区域性的高速公路网，更是数不胜数。

发达的国土资源统计制度和先进的全国地图制作技术，为唐朝水陆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唐朝中央根据全国各地的交通条件，对运输速度、经费等等，实行标准化管理。

《唐六典·尚书户部》：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硖、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

陆路运输，用马驮运，日行七十里；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五十里；用车拉，日行三十里。

水路运输，逆水载重船航行，走黄河，日行三十里；走长江，日行四十里；走其他水路，日行四十五里；顺水航行时，载重、非载重船同一标准，走黄河，日行一百五十里；走长江，日行一百里；走其他水路，日行七十里。顺水、逆水速度平均下来，走长江，日行七十里；黄河，日行九十里；其它水路，比如大运河，日行五、六十里。

可见，在唐代，交通效率是这样的：

1、船运：如果将逆水、顺水折中计算，那么，在黄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长江，在长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它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对三者再平均一下：船平均日行70里，约35公里。

2、马驮：日行70里，约35公里。

3、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50里，约25公里。

4、车运：日行30里，约15公里。

车辆的运载能力，远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区才日行三十里，速度仅为大运河的一半。可见，水运的效率，大大高于陆运，称水路为高速公路毫不夸张。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饥荒，从1000公里之外运到，以最快捷的方式----船运，至少需要28天。

三、问“古希腊文明”几个问题

1

古希腊时期，比中国唐朝早一千多年。毫无疑问，唐朝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远远领先于古希腊。

希腊的土地贫瘠，除了山，还是山。毫无疑问，这里的农田，远远赶不上关中平原。

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是地中海气候，十分不利于主粮生长。毫无疑问，这里的气候条件，远远赶不上关中平原。

在唐代，3.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的粮食产出，养不活300万人口。

那么，以希腊半岛的农业水平，在古希腊时代，能养活多少人口？

换言之，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有多少人口？

2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准备搞定鲁国时，便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古希腊时期，希腊人整天侵略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处搞殖民地，甚至侵略波斯帝国的土地。

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禁止向“商业文明”的希腊人出口粮食？

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希腊人的运粮船？

3

中国农民的粮食产出，可以进入商业流通的数量极少，远不足10%。

西亚、北欧地区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唐代中国，可以肯定，西亚、北欧地区的粮食产出，可以进入商业流通的数量远不足5%。

那么，古希腊的数以千万的人口的粮食需求，从何而来？

据某些专家说，仅仅一个雅典帝国，就有1千万人口。果如是，古希腊至少有1500万人口，至少1000万人口的粮食需要进口。

按照中国标准，人均日食2升粮食，年须粮食7.2石。进口1000万人口的粮食，则需要7200万石。

7200万石，这个数字，占唐代巅峰时期的全国粮食储备的一半以上。

不知道古希腊从哪儿买来这么多粮食？

4

唐代中国，拥有无边无际的粮食产区。

长安城，才100万人口。

唐代中央政府，以国家的力量，组织开展向长安城运输粮食的大工程。即便如此，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长安米贵”的问题。

古希腊需要解决1000万人的粮食问题。

古希腊的N个相互为敌的“城邦”，是如何分别解决“雅典米贵”、“斯巴达米贵”的问题的？

5

西亚、北欧，没有大运河，一切只能靠路上运输。

以唐代官方的运输行业标准，向古希腊出口粮食的国家，不知道是以哪一种方式，完成如此天文数字的粮食运输的？

古希腊从海上运输粮食，运粮船只，每天的航速是多少？

希腊内陆，没有大运河，一切只能靠陆上运输。希腊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一条平坦的大道，没法走运载过多过重的运粮车，只能肩挑马驮，速度如何？

以唐代官方的运输行业标准，不知道古希腊是以哪一种方式，完成如此天文数字的粮食运输的？

6

唐代政府为了解决“长安米贵”问题，在全国，尤其是大运河沿岸、洛阳、长安建设了N个规模巨大的粮食储备仓库（洛阳附近有遗址，有兴趣的，可以去考察一下）。

不知道靠进口粮食搞古希腊文明的雅典、斯巴达，还有“米诺斯王国”，是否也在各个海岸线、城邦内，设置了巨大的粮食储备库？

鉴于雅典帝国需要进口的粮食，远大于唐代长安城，估计雅典的粮食储备库，一定是震惊世界的。

遗址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