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邦：戊戌变法中的一段疯狂往事|短史记

原创：谌旭彬 短史记 微信号 tengxun_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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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原创栏目《短史记》，疑今察古，鉴往知来。

《回望戊戌年》第二期（第一期见文末链接）。

文|谌旭彬

戊戌年，康有为曾试图推行许多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比如：

1、要求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新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架空内阁军机处和六部衙门，使
其成为纯粹的政策执行机构。

2、向光绪推销“中日合邦”。

关于后者，康有为《自编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
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当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
，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

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交谊，是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
重要桥梁。

“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有为没有在《自编年谱》里对“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

要明了他所说的“两国合邦”的具体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
，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
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的“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
方案有关。

关于“借才”，洪建议：

“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
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

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这些“名士”并不只是顾问，而要
“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

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

“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
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

意即，洪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
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
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
，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
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所说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
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洪也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
合于奥地利”来举例了。

据孔祥吉先生的考据，洪的奏折极可能是康有为所拟。



图：徐悲鸿《康南海行乐图》

李提摩太兜售“救中国妙法”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
上海赴京。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
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

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

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

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

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

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

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这一连串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
力交由西人掌管。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
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
同，同时希望由李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抵达京城后，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
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
”的字句。

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
英美)合邦”之说。

据茅海建先生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
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
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
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
。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
王奕訢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当然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
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

“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
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

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

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
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
，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
，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意即，康有为建议光绪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
合邦”建议。

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
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
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
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
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
……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
。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

奏折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
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图：杨深秀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真意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

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
的努力。宋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
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
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
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
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
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

“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
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具体而言就是：

1、“四国”合为“一邦”。

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未成。



图：伊藤博文，曾接受朝鲜“借才”出任“统监”，完成“日朝合邦”。

康党对清廷政权毫无感情可言

上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康党意在夸张言辞以欺玩光绪。

如披阅戊戌史料甚广的茅海建先生亦坦承：

“康称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约两国合邦大会议’，我却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

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称美国涉入其中，目前也毫无史料可证。

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存在合作。

简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康党在撺掇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
曾与各国官方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其“挟洋自重”
以欺玩光绪之意，至为明显。

有些学者认为，康党搞“合邦”，只是一种“挽救新政”的权宜之计。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成立。

首先，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
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亲自撰写序文为之宣传。

该书主旨，乃是宣扬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森本如此解释自己提倡“日韩
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
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
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
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
、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
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
大东合邦新义》。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认为原本“宗
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梁氏的
删改本则“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由此可见，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并非突发奇想。

其次，“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明确系指美国的“state”（州）。

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
名”。因“state”拥有较高的自治权，故洪汝冲才会在劝说光绪“合邦”时说：“此
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⑦

再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戊戌喋血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

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


“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

简言之，戊戌年前后，康党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排满反清”这一固有政治立场
下的产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戊戌年之前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及
至戊戌年获得了光绪的青睐，也仍对爱新觉罗之清廷毫无感情可言。



图：森本藤吉所著《大东合邦论》

合邦与政变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
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
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
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
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道出了慈禧在戊戌年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的最可能的一种缘由
，即担忧公开审讯将引来“外国干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
会让慈禧产生“光绪不惜借外力与之争权”的想法。

1899年，慈禧欲废除光绪，该计划被列强所阻，可谓坐实了她在戊戌年的疑虑。

1900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这颗苦果之因，同样可以追溯到戊戌年。



图：康有为。戊戌年的康党仍秉持“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立场。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
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