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此文不是要反驳郑永年的文章，因为其所涉及的许多乱象本人也感触良多。赞同之外不多说了，不太敢苟同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以及他给出的“解药”。
一、当代中国文化真的“巫术化”了吗？
中国确实从来都不缺装神弄鬼的巫师神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也相信王林远不会是最后一个。这种现象损害公序良俗的恶劣性质，我也不想低估。但问题是，当郑将此案上升到“中国文化巫术化”的高度时，批判的对象就不是巫术，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了。这就未免太过夸张而失之偏颇了。
凡事要看主流，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官员、商贾、明星崇信王林之类的神汉，但相信不会是主流。中国的政府决策也好，大企业的运作也罢，据我观察都理性得甚至有点令人乏味，没有精英阶层统统“不问苍生问鬼神”迹象。包括文化领域，众多产品里极少见宣扬巫术的。每次一讨论此问题，没一个知识分子有胆子站出来为王林之流说话。其实人一上百，形形色色，以中国之大出几个王林有啥稀奇？关键就要看他是否成为被全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思想。从一个个王林被揪出来处理掉，就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氛围，是对巫术有极强的排斥性和自愈力的。
当代中国文化对巫术的排斥至少有两个强大的思想根源：
其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吧？《论语》里明确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还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个知，就是理性主义。孔子对民众敬畏鬼神的精神需求持理解态度，但他本人并不以此为指导，整个儒家思想都是如此，带动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所以巫术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反而是其打击对象。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都对巫术误国有着高度的警觉和抵触。
其二是西方辩证唯物主义的引入。特别是中共执政后，唯物主义一统天下的官方思想，“封建迷信”被剿得无藏身之处。手段虽有粗率之处，但“去巫化”的效果却是杠杠的。毕竟几代人都是无神论教育出来的，直到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巫师神汉都处于被广泛鄙视的边缘地位，特别是执政党明文规定不准党员信教（更别说邪教巫术了），有个别人热衷此道也只能偷偷摸摸，见光必死，所以这个意识形态乃至体制上的抵抗力还是很强大的。
古今中外都不乏巫师神汉，到要说到整个文化都“巫术化”，至少它得先公开化，再主流化。就像沙俄末年的拉斯普京，登堂入室，控制王室，左右朝政，社会名流趋之若鹜，直接导制纲纪败坏，决策失度，直到王朝灭亡。你说那时的沙俄文化“巫术化”还有点道理，但今天的中国完全不是这样。大家不会以为美欧日发达国家就没这样的家伙及其信众吧？台湾香港就更不用提了，那里的“大师们”可是登得了大雅之堂的，怎么没人担心那里的文化已经“巫术化”？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乱象”
接下来郑先生就把“文化巫术化”做广义阐发了，像包二奶、大吃大喝、烧纸钱、炒股乃至公知骂人和大妈跳舞，都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堕落。可，这能是一码事吗？像大众炒股属于经济现象，中国炒股的人并不见得比欧美日港台比例更高。包二奶和大吃大喝属于被广泛批判的社会现象，毕竟食色性也，中国人就是偏好美食，而且在婚外恋方面搞得比较有特色。我也没觉得烧“非传统冥纸”与烧传统的纸钱更堕落，起码孔子本人视祭奠先祖为一种表达感情的仪式，这跟“封建迷信”不是一码事。大妈跳点广场舞，除了偶尔扰民也没多少社会危害。我也很烦每天手机微信里收到大量庸俗的“心灵鸡汤”，但既然有不少人觉得它对修身养性有所裨益，那就说明它对一部分人是起到一定教化作用的，快餐文化虽没多少营养，但能充饥，至少没毒，不值得大加挞伐。
文化本身需要点宽容精神，而且也不必管得太宽。任何社会都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好者如云，很正常。雅者可以瞧不起俗者，但也要承认存在的总是有一定道理的，要给人家一点空间和时间，而不必一概斥俗者为“堕落”。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激烈转型中的社会，工业化尚未完成，城镇化刚走一半，我们只用三四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别人花两三百年才走过的道路，因此人家几世纪的文化转型难免会在中国得到更密集更奇葩的体现。转型就是打破旧的，探索新的，过程中必然带来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但混乱未必是坏事，哪个国家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一阶段。甚至这种混乱无序恰恰是先进思想滥觞的机遇，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古希腊，乃至文艺复兴，在当时看来都是礼崩乐坏的文化堕落，而后世方知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辉煌。这种社会转型期间的“乱象”，都伴随着思想文化上的无数探索与试错，这不可能是文化精英们“顶层设计”的结果，而只可能是实践中“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精英们可以引导，但最好心怀宽容和耐心，因为你未必就一定是对的。
三、关于中国人的读书
郑先生认为机场书店是中国文化的窗口，我倒不以为然。他还没看过火车站的书店呢，各种怪力乱神多得很。但旅途中人心浮气躁，买书不过是解闷，谁也不会去攻读学术世著，即使有这种奢求，也不会到车站机场才买，所以这种特殊需求没多少样本价值。这就跟你在国外机场饭店听到作为背景的“厕所音乐”，大可不必担心当地音乐爱好者的品味。
书店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窗口。我每到一地都喜欢逛书店，以管窥当地民众的精神取向。中国的书店当然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比如王府井新华书店大则大矣，经常逛一天也淘不到几本真正的好书。与国外书店对比，我们的应试类书籍特别多，占了整整半层，包括公务员考试辅导书籍摆荡几大架子，各类功用性书籍比例很高。这确实反映了民众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但从乐观角度看，一个国家竞争激烈未必是坏事。特别是各类理工科的专业著作也相当不少，这个在其它国家并不常见，这令人欣喜。喜欢高雅些的，可以去东四的三联书店或者琉璃厂的旧书店，各取所需嘛。
我不知道中国人读书少是怎么算出来的。反正我在北京乘地铁时看到很多人在看电子书，不管是武侠还是通俗小说，反正人家也是在读书，只是这些电子图书恐怕不会计入读书统计。
而且中国人所言读书按狭义理解是指上学（我上时候祖母就常痛斥我读的闲书是“野书”），因此要把上学读的书都算进去，中国人读的书未必就比人家少。读书的目的是长知识，而中国人追求知识与文化的热情不见得输给任何国家。这既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是现实压力的结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去巫化”
我前面说了，不认同中国文化已经“巫术化”，所以这小标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只是我借来说事。
郑先生给了两个出路，其一是加强科学思想的普及，这我举双手赞成。中国过去比如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不足，今后应该加强。
他给的另一药方说穿了就是借重“宗教”来排挤“邪教”，这点我并不怎么苟同。其实说得难听点，他说的“大教”无一不是源于原始的鬼神信仰，你不借重点“神迹”表演何能征服愚昧众生？这个读读圣经、古兰经乃至佛经，各种超自然的“神迹”表演比比皆是。但“大教”最终能修成正果，是因为它们经过上千年曲折探索，终于找到了与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相融合的境界（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主流社会接受了它的价值观），因此被世俗政府及社会视为维护公序良俗的正能量。再加上上千年来无数知识精英为其注入各种智慧成果，它就逐渐成为文明荟萃之处。
在世界各大文明之中，宗教几乎都是精神领域最精华所在，唯有中华文明是个罕见的例外。我们中华文明最精华所在是哲学和伦理思想，而不在宗教。这我前面也提到过，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伦理规范。虽然佛教、道教也中国影响也很大，但并非主流，更没上升为一统天下的国教。即使短期有统治集团笃信某教，但长期来讲从来没有形成外国常见的政教合一的现象。中国传统上并非郑先生说的多神论，因为它不是一教多神，而是多教并存共荣，甚至相互融合。你什么教都信，其实就什么都没全信。古代许多士大夫谈佛论道，是从知识角度研究佛学道学，而非真的学佛学道，其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还是儒家的。
正是因了中华文明的这个特色，今天的中国很难像西方那样在治理国家中发挥宗教的作用。人家那是因为宗教的历史影响太大了，根本无法“去宗教化”，否则其整个文明最精华一块就没了，甚至依托于其上道德体系就崩溃了。而中国不同，儒家思想并不靠宗教式的上天堂下地狱来震慑民众向善弃恶，而是靠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你修身养性得到的唯一奖励是成为君子。西方人觉得“无神论者”就是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不敢相信儒家这种道德体系也得行得通。但不好意思，中华文明几千年就这么过来的，而且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秩序一点不比西方更差，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郑先生给的这个药方，其实就是让中国效法西方的治理体系。但西方自古就是宗教化的，它的思想启蒙是“去宗教化”的。我不是说彻底废除宗教，而是通过人文主义和社会契约大大约束其影响而实现宗教“世俗化”。但中国本来就不是宗教化的，今天想走西方这套，就得先“宗教化”。这在21世纪的今天，有可行性吗？
今天中国本来就是宗教自由的，不管西方如何不信，至少我身边多少认识的人入哪个教都没遇到什么困难，而各大教近年的快速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不存在郑所言“公开市场买不到”，或者“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文化领域”的现象。那么再想让作者如愿，除非政府公开鼓励大家信教了！可在一个因历史原因原来非宗教化的国家鼓励信教，肯定能是好事吗？肯定能与上述普及科学理想不矛盾吗？我看许多大教这些年发展已经够快了，快到值得让人担心了。甚至在新疆、西藏等地，“大教”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应该努力“世俗化”了。
而且世界各国对待宗教问题都有个“潜规则”，就是在对内不干预政治的同时，对外也不能受它人控制。当年欧洲没少打宗教战争，英国甚至为此都把托马斯莫尔的脑袋砍下来了，为的就是不允许外国势力控制自己的宗教。这宗教之争的背后就是国家利益之争，哪国都不会客气的。中国当然不会例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能允许外国宗教势力坐大，这一点幼稚不得。那么郑先生打算弘扬哪种“大教”？中国目前各大教背后都站着哪些外部势力，大家都心知肚明。郑先生是一直鼓吹西方体系的，恐怕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都难入他的法眼，那么天主教问题上中国与罗马教廷有主导权之争，而新教又有不少西方国家争夺影响力，中国能否既弘扬大教又保证不被人夺走主导权先按下不表，从法理与情理上我们也没有扬此抑彼的道理吧？否则处理不当必然引发激烈宗教矛盾。
王林之流神汉算个P！又不是神马心腑之患。而宗教这张王牌可就大了，可别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引出大麻烦哟！
我给的答案很简单，除了普及科学，就是完善民主法制！
中国自己的伦理道德体系本身没大问题，仅需不断微调以保持与时俱进即可。但非宗教化的道德体系，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马列的，都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因此都很重视道德楷模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中国现在恰恰是这方面出了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带头贪污腐败，富豪巨贾带头奢靡炫富，公知大V带头蒙骗造谣，社会精英们如此斯文扫地不守规矩，你让下层的芸芸众生情何以堪？没见围绕王林之流的，不是贪官就是奸商，心怀鬼胎才会惶惶不可终日，终日担心失去既得利益，并且还想走捷径多捞名利，所以才会急病乱投医地求助于这种巫师神汉。
解决了上层的这些问题，让官场风清气正，商场公平竞争，能者发挥才干，勤者劳有所得，弱者有所依靠，年轻人有上升渠道，整个社会形成正激励体系，自然人人安心努力，哪还有巫师神汉装神弄鬼的土壤！
剩下的，就是一点时间和耐心了。转型阶段的知识精英要学会保持定力。文化这东西，发展和普及都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需要时间来浸润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