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奇书”在中央一些部委与研究机构中广泛传阅。这本书由二炮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李伶历时17年跟踪采写而成。此书所描述的“大西线工程”，即过去的“朔天运河方案”，由民间水利学研究者郭开提出，其主要主张，是将西藏地区大量未经利用的水，借助堤坝拦截提升，通过人工运河，引流部分水源输入黄河水道，永解黄河断流之困，彻底解决中国华北和西北的干旱问题。

   这是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构想：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引水筑坝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拦住四条黄河的水量，从四川阿坝注入黄河，在注入口的拉家峡修建拉家峡大水库，先从水库分流出一条黄河的水量，利用黄河水道输水华北，解黄河沿岸及华北之渴，永解黄河断流之困；再从海拔相对较高的拉家峡水库向海拔略低的青海湖修筑一条大渠，让拉家峡60%的水自流入青海湖旁的淡水湖耳海。由于青海湖的海拔高于新疆的几大盆地、内蒙古草原等严重缺水地区，可在耳海边打通三条河道。一线北上内蒙，蓄水于中蒙边境的嗄顺诺尔湖，改造和灌溉巴丹吉林沙漠，使制造北京风沙的居延海变成水草茂盛的绿洲。另一线从哈密分流向西北进入准噶尔盆地，济水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地。第三条线向西，开一条通往塔里木的运河，改造和浇灌柴达木、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使罗布泊从沙漠变回千年前的泽国，多少年后这里将夹岸胡杨，遍地牧场。
    《南方周末》记者是这样介绍“民间科学家”郭开的：“郭开满头银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诸多头衔：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著作家、教授、经济师；中华朔天运河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朔天咨询开发公司董事长。”

    据郭开介绍，自己曾随四野打过仗，在文革期间被关入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中国地理》，书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这让解放前在清华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产生了“朔天运河”奇特想法。

    实际上，郭开先生曾经与人携带着“朔天运河”工程示意图造访过本报编辑部，希望本报宣传、推广他的宏伟构想。我们以为，作为一个业余研究者，郭开先生以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主张，忠勇可嘉，但他毕竟没有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正如现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所说，其许多设想不切实际。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研究成果都必须遵循专业学术规范，而不应该通过媒体炒作或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认可。所以，我们没有对郭开先生作出任何承诺，只是留下了郭开先生的图纸。
    但是，据《南方周末》报道，“‘大西线工程’先后得到了118名将军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将，17名中将”，“相似的经历与判断，使这一老将军群体成为大西线构想的最直接推动者”，“有军人背景的代表与委员成了两会中最积极的大西线工程提议者”。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仍有一些著名人士以国家战略安全为名力推大西线方案进入国家论证层面。显然，郭开先生的奇思妙想正在落地、生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又将受到一次考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中的有关精神：“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我们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北方缺水，我们愧对老区”而上马“大西线工程”，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而对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论证，是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保证，也是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有力措施。——编者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国力的发展和北方环境危机、尤其是水资源危机的日益突出，各种战略性调水方案不断成为讨论的热点。近年来几度被报道、最近又经《南方周末》大幅介绍的“朔天运河”方案可以说是最为宏大的一个。

    我国历史上就被人称为“治水社会”，笔者虽不持此论，但治水问题在我国经常被“上纲上线”，成为远远超出工程范围的一种治国方略大讨论，也确实值得重视。这次讨论与近年来三峡、怒江诸争论一样被置于反思“现代性”、批判“发展主义”、国际上的“大坝论战”和人定胜天还是敬畏自然这类“宏大叙事”中。但是据介绍，关于朔天运河设想的讨论与此前治水讨论的阵营似乎相反，过去在三峡论战中支持兴建的水电主流派权威，如潘家铮、张光斗、钱正英等似乎都是“朔天运河”的反对派，而当年反对上三峡的黄万里、孙越崎等先生则据说是赞成“藏水东调”的。可见工程问题有其就事论事的必要，未必都要以“宏大叙事”的倾向划线。然而这种性质的工程又的确不是单纯的工程问题，它涉及国家发展与环境生态等诸多方面，同时更作为典型的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涉及深刻的体制性问题。所有这些层次的问题都远不是只有少数精英才关心的。这也是上至最高层下至广大读者都关注此事的理由。

    笔者与郭开先生一样并非水电专业人士，由于当年在农村参加过多次“小水电”建设，也一直有这方面的业余兴趣。郭开先生的报国之心、求索之志和他对我国水资源危机的深刻忧患意识令人钦佩，但他的主张我不赞成。我认为水电之类的争论首先应就事论事，并不认同那种从意识形态化的“反坝主义”出发否定一切大工程的倾向，中国日益严重的水危机也许确实无法回避调水问题，但像“朔天运河”这样的设想显然并不可行。

从“炸开喜马拉雅山”谈起

    长期以来人们有种种“改造自然”的设想，我并不认为如今时兴“敬畏自然”了就可以一概嘲笑这些设想，乃至一概贬之为“科学主义僭妄”。但在我们的土壤上的确有一些奇想比较糟糕，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的“科学主义”，毋宁说恰恰是因为它们太过浪漫，太不“科学”。
    例如有人说，西藏高寒和西北干旱都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所以如果能够用核爆炸在喜马拉雅山中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放进暖湿气流，变西藏为江南，乃至改变西北的干旱。其实此说之不经，还不在于“炸开喜马拉雅”是否可能。真正的问题是：即便炸开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喜马拉雅山虽然是世界最高的山脉，但也是最“年轻”的山脉之一，它由“晚近”地质年代欧亚板块与南亚板块碰撞而成，其“造山运动”迄今并未停止。然而其成山之前原已有了许多南北流向的河流。这些河流在山脉隆起的漫长过程中也在向下侵蚀切割，其切割速度在许多地段超过山脉隆起速度，于是便形成这条山脉的一个奇怪特征：它虽然高耸入云终年积雪，却不是宏观地理上的分水岭。山北的河流穿过山体中切割出来的一道道峡谷流向山南是屡见不鲜的。著名的如马甲藏布－格尔纳利河、朋曲－阿润河、朗钦藏布－萨特莱杰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后者切割出来的即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等。
    这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并非一堵连续的墙，它现在就有许多缺口，那么，你就是多炸出来一个缺口又能怎样呢？要知道“暖湿气流”并非一条河，仅仅几个“缺口”是放不进多少的，除非你把整条喜马拉雅山脉都铲平！
    ——其实就是真铲平了又如何？且不说暖湿气流的宏观走向主要受我们至今对其运动机制了解不多的全球大气环流系统支配，绝非仅仅由地势所左右，即使仅就地势而言，阻挡暖湿气流的也绝非仅仅喜马拉雅一道山脉，平均海拔达四千多米的西藏高原本身就阻挡了从海拔百米以下平原吹来的湿润空气。你能把整个西藏高原铲平吗？要知道所谓暖湿气流翻不过高山，并不是说空气真的就过不去，而是说热带低处的空气在向高寒处运动时会遇冷降温，凝云为雨而落地，使空气中的水汽在迎风面就被大量消耗，使翻过山的空气变得干冷。而发生这种过程并不需要七八千米的高山。我们知道从恒河平原到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上有一条世界之最的高降雨带，世界雨都乞拉朋齐、中国雨都（现为印控区）巴昔卡都在这一地带。而这一地带从海拔千米以下开始，到三四千米就已结束，换言之，“暖湿气流”上升到这一高度早已不暖也不湿了。因此只要西藏高原不降低，有无喜马拉雅山她都不可能变成“江南”。倒是喜马拉雅的高山积雪与冰川培育了包括雅鲁藏布江在内的西藏诸水，若真铲平了喜马拉雅，只怕是“暖湿气流”没进来多少，西藏诸水倒干枯了，那时就不是什么西藏江南，而是西藏大沙漠了！
    可见许多“改造大自然”的奇想，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头顶”真有“一盆水”吗？

    类似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雅鲁藏布江的水很多，据说是中国第三，西藏根本用不了。而它地势又很高，西藏高原嘛，比干旱的西北高多了，有人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盆水”。只要不惜代价开凿一条运河，就能使它“自流”进大西北。这个说法乍听起来言之成理：西藏高，雅鲁藏布水多，有了这两个前提，剩下的就是工程问题了，哪怕它再艰巨，愚公移山，何愁不济？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两个前提同时成立吗？西藏高，雅鲁藏布水多是不假。可是整个雅江流域中上游高寒干旱，并没有多少水（年降水量，上游萨嘎仅280毫米，中游泽当410毫米），直到下游的藏东南湿润地区，随着地势骤降，雨水变多（林芝654毫米，波密877毫米，墨脱更达2000毫米以上），流量才骤然猛增，短短的一条下游支流帕隆藏布，流量比雅江中游的干流都大得多。所谓雅江流量居全国第三，是指汇集这些支流后在巴昔卡附近我们主张的中印边界处的“出境流量”。通常数据是年平均径流量1395亿立方米——“朔天运河”的设计者说是1650多亿，不知何据。其实整条雅江现在只有五个水文站，水文资料并不全，更不用说巴昔卡以上很长的河段如今处于印度控制区，其水文情况我们更难了解。但这并不影响结论——那里的雅江确实流量可观。然而地势呢？不要一提西藏就说是“高原”，事实上从大拐弯峡谷以下的雅江河谷已经处于青藏高原到恒河平原的过渡带，而到“出境处”已经处在恒河平原了——巴昔卡的海拔只有150多米，相当于我国的江南。
    所以，所谓西藏是“高原湿岛”，是我们“头顶的一盆水”的说法很误导人。西藏有“湿岛”，但“湿岛”并不在“高原”，而在低海拔的藏东南一隅。我们“头顶的一盆水”其实并不存在，那盆水其实在我们脚底（还不说那里现在并不在我们控制下），而我们“头顶”的水其实只有一个盆底儿。仅这一点，就使如今一些“藏水东调”、尤其是“自流”东调的设想显得不切实际。
    就以雅鲁藏布江中游“朔天运河”计划筑坝引水的朔马滩而论，据附近的羊村水文站资料，其多年平均径流量仅289亿立方米，不过是巴昔卡出境流量的一个零头，还远不及下游支流帕隆藏布的水多。郭开先生说要在这里年引水300亿方，不知他事前是否查过这个数据。1999年实地考察时出现了这个问题，他又说从羊村到朔马滩还有些小支流汇入，可增加来水40－60亿方 。但这个说法可信吗？据我所知这些小支流上并无水文站也没有什么实测数据，郭开先生怎么算出来的？羊村距朔马滩仅约三十公里，期间并无任何大支流注入，这段距离增加的集水面积充其量也就3000多平方公里吧。按附近地理气候环境类似的拉萨河流域单位面积产水率计也就能出水10亿左右。即便按下游更为湿润的尼洋河流域的产水率算，出水也不过20亿。而羊村站以上一千多公里干流，集水15.32万平方公里，拥有多雄藏布、年楚河、拉萨河等大支流，总共也不过只有289亿的年流量。可见郭先生的算盘打得实在太满，他的计划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人造长江”与“人造青海湖”

    但就算按郭先生的大胆假设，朔马滩可以有340亿的年流量，他要调走300亿也要占90％，几乎是竭泽而渔。世界上的调水工程，尤其是大河的调水，没见有调得这么净尽的。
    然而就算这样不管不顾地竭泽而渔，还有个致命的问题：既然要把截至朔马滩的雅江来水几乎调光，那就不能取枯弃洪。而所谓雅江的300亿方水是多年平均计算的年径流量，不是一年到头、年年如一地均衡流淌的，洪枯流量、尤其是多年极洪和极枯流量差异巨大，像羊村站建站仅半个世纪，观测到的最高洪水（即50年一遇洪水）流量就达8870立方/秒，大于平均值十倍多，大于枯水流量数十倍。而郭先生的引水方案尽管设想了许多规模惊人的高坝大库，它们却根本不具有调蓄功能（说详下文）。在他的设想中直到入黄以后，才考虑以青海湖为调蓄水库，这就意味着此前一千多公里的调水运河只能按自然来水，有洪调洪，有枯调枯，而引水河道规模当然只能按行洪规模来设计。因此虽然朔马滩调水300亿只占他所称的年调水2006亿的很小一部分，但为这点水他至少得按3000亿年流量的规模设计运河——那几乎是一条长江啊！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一路水平地开出一条人造长江来，这设想可比“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口子”宏伟得太多了！
    当然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这样调水的，通常调水量如果仅占来水量的很小比例，常年调水径流可以小于枯水期来水径流，就不太需要调蓄。但如果调水量几乎等于来水量，那在起点就要考虑调蓄的问题，没有谁会把人工渠道设计得如同自然河流，忽而洪水漫溢忽而只余涓流。郭先生也未必思不及此，然而他实际上无法解决，便只好无视这个问题：由于不仅雅江流域、而且整个康藏地区实际上都是“头顶”水少，“脚底”水多，郭先生虽然设计了十多座世间闻所未闻的高坝和超高坝，但其作用只是把低水壅高几百米达到他设想的调水高程。在这一高程之下的库容虽有同样是闻所未闻的几千亿立方米之巨，但对调水而言却都是“死库容”，完全没有调蓄功能。因为只有调水高程以上的水体才能用作调蓄，这意味着郭先生那些动辄两三百米乃至近400米高的大坝还是“太矮”，必须修得更高，才能在蓄水高程和调水高程之间形成均匀调水所必须的调蓄库容。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朔马滩，郭开对怒江、澜沧江等也是像朔马滩的雅江那样竭泽而渔，调水率高得惊人（澜沧江坝址来水230亿方/年，调水200亿；怒江则有二说：一说来水325亿，调水300亿，另一说来水569亿，调水480亿），也就是说上述各河上的高坝也必须有调蓄功能，即蓄水高程必须比郭开所说的更高。
    而下游水库设计水位一旦提高，上游那些水库提高的幅度就必须更大，否则水不可能流过去。如此一级级升高，郭先生设想的百米左右的全程高差显然远远不够。而在更高的雅江上游是没什么水可调的，如果仍然想在中游的桑日－加查峡谷段（即郭先生所说的朔马滩所在）筑坝，这坝就不可能像郭先生设想的只高90多米，以“不淹贡嘎大桥”为度，而是要高到三百米以上，把拉萨、日喀则、泽当等西藏所有精华地带都淹掉！至于朔马滩以下那些郭先生原来设想为三百米左右的高坝，更要提到四五百米的高度。这样的超高坝不是一两座，而是十八九座！这可能吗？看来连气吞山河的郭先生也不敢如此设想。
    于是郭先生的调水目的若要实现，他只能二者择一：或者不考虑调蓄，那就必须横穿雪山峡谷开出三千里“人造长江”；或者靠调蓄水库来均匀引水，那就要兴建一大批四百米以上超高坝形成若干“人造青海湖”。其实这两者都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即便不考虑调蓄，郭先生原来设想的300米高坝群已经惊人；而即便有了调蓄，均匀引水2000亿的“天河”还是如同神话。

3500米高程渠线能截到多少水？

    可见，郭先生在朔马滩引水300亿的第一步设想已经很不现实。但即便实现了这第一步，与他所称朔天运河调水2006亿相比，还只是很少的一块。当然他还要调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水。可是这“引雅”部分占该计划全部工程量的比重很大，以至朔天运河又叫“雅黄工程”。以这么大的工程量得到的水只占总引水量的七分之一，恐怕说不过去。真要这样，这个计划的吸引力就远不如不考虑引雅的林一山“三江工程”了。
    郭开先生似乎也想到这一点，所以他原设计朔马滩以下几乎按等高线布置盘山大运河一直通往林芝、波密的北山，计划截取沿途所有支流溪河3500米高程以上的来水，包括水量比较丰富的尼洋河、帕隆藏布等，以达到他宣布要引雅江流域1000多亿方水的规模。可是整个雅江一直下到海拔150米的巴昔卡也不过来水1395亿方，盘山运河再怎么竭泽而渔，第一无法引对岸（南岸）诸水，第二无法引3500米高程以下的水。尽管他布置了高坝大库在一些大支流下游壅高水位，可是例如河口高程只有2700多米的帕隆藏布，要建800米以上高坝把水壅上渠线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这些丰水支流产水多在流域下游低海拔区段，3500米以上来水有限。郭开先生在谈到每一支流上游可截取的水量时很多都与前述羊村—朔马滩间新增水量的说法一样，并无实测依据而只是他的估计。所以在他设计的渠线上能否截取到这么多水，连坚决支持调水的邓英淘先生也深表怀疑。

“盘山天河”如何修？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半山腰修建大运河的设想在工程上可能吗？须知这不是“红旗渠”，不要说如上所述，在无调蓄状态下行洪的“天河”难以想象，就是解决了调蓄问题，上千亿的年流量也数倍于黄河，郭开设计的渠线又如此平缓，流速不可能快，于是如此大流量便意味着过水截面必须很大，不说比“长江”，至少也要大大超过京杭大运河。在崇山峻岭间兴建如此宽大“天河”实难想象。1999年考察中，肖平涛提出这样的山腰天河“边坡很难稳定”，比打长隧道还困难，郭开也同意这个意见。但问题其实远不止此。起码在引雅段，郭开的“天河”不止要输水，还要承担截取沿途所有渠线以上来水的任务（否则只引朔马滩那点水，修如此大的工程就不划算），因此“天河”不能跨越、而必须拦截这一线的许多支流沟岔。而这些沟岔都是工程上的高危地带，不仅多山洪，更是我国泥石流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修公路都必须一拱跨越而不能有桥墩，如今郭先生竟企图以渠道横截而过，其危险岂止“边坡不稳”而已！
    这里的施工艰巨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近来有论者把青藏铁路说成藏水东调工程的“演习”，可是论者是否想过：入藏铁路何以不走与“朔天运河”路线相近的川藏线，而要走青海？尽管与西藏联系最多的相对发达省份是四川，由空中航线进出西藏的人也基本都走成都而很少走西宁，但川藏公路虽有南北两线，运量却不到青藏公路的五分之一，铁路更是回避了川藏线。原因很简单：通过世界上最险峻的横断山脉高山深谷区的道路太艰难了！川藏公路尽管已建成半个多世纪，至今通车仍极不正常，尤其从林芝至邦达一段，泥石流、山崩、滑坡等严重地质灾害不断，“通麦天险”、“然乌鬼门”举世闻名。不计筑路中的牺牲，过去几十年仅进出藏运输中出现的烈士就不少，如文革中著名的“川藏线上十勇士”等，也几乎都是在这段路上出的事。1999年郭开一行的考察就因山崩路断，不得不回拉萨飞成都再飞昌都绕了一个特大的圈子。众所周知这还有我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墨脱。从波密至墨脱140公里路自1965年至今历时40年都修不通，1994年官方宣布“中国最后一个县通车”后只开进一辆汽车，公路就因多处大塌方报废，此车进墨脱后开不出来，锈成一堆废铁。2003年交通部派专家重新设计，预算要30多亿元才能修通此路。一条短短的波墨公路尚且如此，“朔天运河”说是500亿元、五年就能完成，实在不知怎么算的。众所周知，同样是这种地理条件，铁路比公路不知难修多少倍，运河比铁路又不知难修多少倍，像郭开设想的那种2000亿流量的大运河比一般的运河更不知难修多少倍。就算修成了，如何维护？维护成本又要多少？莫不成这倾国之力修建的大工程也像那波墨公路一样，通水两天就报废？川藏公路的例子足以说明：在这里修路不易，养护更难。50多年来修了塌，塌了修，没完没了，后续成本比当年开路成本不知大多少倍。若真是在这里搞一条“天河”，就算修成了，维持运行的费用受得了吗？
    据说就是由于1999年考察的感触，郭开后来在修改方案中放弃了以盘山天河过林芝、波密的路线，把引雅线路大幅度地修改为取长隧道加高坝大库的“八八边怒线”，即从朔马滩直接打长隧道到尼洋河上游，再一个长隧道打到易贡藏布上游，又一个长隧道打到边坝县入怒江。抛开高坝大库与超长隧道本身的难度不论，这个方案所经行的地方虽然仍是横断山脉，但避开了川藏线附近的地质高危地带，也算是减少了盘山天河的风险。但是这一改线却带来新的问题：地下隧道没有盘山天河沿途截水的功能，线路北移更远离了丰水的帕隆藏布和尼洋河下游，这样，“引雅”就主要靠朔马滩那点水了。郭先生所宣传的效益如何实现呢？
    而如果沿途截水集水的问题真能得到解决，在如此大流量下超长隧道本身如何可能就更成问题了。郭开先生和他的隧道专家朋友们极言如今的先进技术可以解决几十公里的超长隧道问题，然而他们忘了，决定隧道可行性的不仅是长度，而且还有埋深，而更重要的因素还是洞径或隧道断面空间的规模。世界现有的超长隧道或者用于公路、铁路交通，或者用于小流量输水输油，总之都是小断面隧道，这是现有对付长隧道的最先进办法盾构掘进的技术局限所决定的。而朔天运河如果不解决起点调蓄问题，其隧道就要建成“地下长江”，即便解决了起点调蓄，依然要建成“地下巴拿马运河”，如此庞大的全断面盾构掘进机可以设想吗？不用盾构，难道靠打眼放炮来“愚公移山”？无论如何，这种方案的难度决不会比盘山天河小。

高坝大库：“一炮成功”的神话

    盘山天河难搞，高坝大库又谈何容易。郭开先生大力宣传爆破堆石坝，似乎那些闻所未闻的高坝都可以“一炮成功”。的确过去常有此说，尤其在人类有了核爆炸技术后，用核爆炸成坝来改造大自然的设想早在50多年前就曾在苏联等国风靡一时。但不用说核爆成坝，常规的爆破堆石坝作为中小型实验有之，作为大型工程在世界上也还没有实例。支持爆破筑坝者说前苏联的罗贡坝就用此法搞了380米大坝，甚至还有说“创造坝高650米世界纪录”的。 但它们与关于“大西线”的许多说法一样，言之凿凿却经不起查实。罗贡坝确为世界迄今已建在建第一高坝，而且是土石坝，但它根本是人工填筑的，与爆破堆石坝毫不相干，而且它工期长达30年，至今未建成，是前苏联留下的著名“烂尾工程”，近年准备降低规划把坝高减为305米。 用它来证明堆石坝“省工”简直是讽刺！至于所谓650米世界纪录完全是没影的事。前苏联的确是搞过爆破堆石坝的，但最大的梅捷奥坝也只有70来米。
    我国过去对爆破堆石坝进行过一些探索，如东川口、南水、己衣、石砭峪和在建的塘仙等水坝，也均为中小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1970年代西安附近兴建的石砭峪爆破堆石坝。这是一座库容仅两千多万方的小水库。这次实验通常被认为很成功，尤其是爆破形成的堆积体被认为“高度理想”。但这个小库不仅与郭开先生设想的高坝大库远非一个数量级，而且它也显示了爆破筑坝即便在成功的情况下也有很大局限性：
    首先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省事。实际上爆破只是顺着峡谷形成了纵向堆积物，（堆积高57米，底宽却长达370米，照此计算，郭开那些动辄300多米高的大坝若全靠爆破堆积而成，底宽将厚达数公里）还需人工在其上填筑横向的上层坝体。在石砭峪坝体208万方的总体积中，爆破堆石体占144万方（此种堆石体由于边坡平缓，体积远大于正常人工坝基，故仅相当于人工坝体90万方左右），人工填筑量64万方。就是说爆破堆积只代替了正常坝体的60％左右，其余40％仍需人工筑坝。事实上这是爆破堆石坝的普遍现象，国外的梅捷奥坝，我国的南水坝、己衣坝等莫不如此。由于爆破堆积无法准确形成预定坝形和其他一些原因，所有的爆破堆石坝其实都是在爆破崩落的堆石体上加筑人工坝体构成的。但堆石体作为坝基远不如基岩稳固，中小水坝上层水压小，问题不大，像郭开建议的三四百米高坝（更不用说考虑调蓄后还要更高）若以爆破法建造，按上述规律，至少上面100米左右还需人工填筑，工程仍然惊人（每一座都不下于三峡），而且100米也属高坝了，不像石砭峪那种小坝，把承受巨大水压的百米高坝建在堆石体上，可行吗？
    更有甚者，人工筑坝可以在坝段上布置溢洪、发电等水工设施，爆破堆积体不能这样，现有爆破堆石坝大都是把导流、泄洪、引水发电等水工设施以长隧洞和大空间洞堂方式布置在坝两侧的山体中，这也是爆破法不如想象中那般省事的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打紧，重要的是这种安排对山体的地质稳定性有相当高的要求，而爆破堆石坝面临的最大工程问题就是大爆破对山体地质稳定性的影响。梅捷奥、南水那样的中小坝爆破规模相对小，问题还不大，像“朔天运河”设想的300多米高坝，爆破土石方将达上亿方甚至可能数亿方，犹如一次大型核爆炸，它对山体稳定性会有怎样的影响？在炸后“松脆”的山体中搞长隧洞等水工建设有多难？
    现在世界上的爆破堆石坝都不高，就是因为这类难题无法解决。就算解决了，由于爆破法还有大量其他作业，所以实际上省不了多少成本。石砭峪水库的投资为9500万元，在1970年代类似规模的常规水坝投资也基本是这个水平。“一炮成功”的便宜事，恐怕难以指望。
    即便建成，这样的水坝也有不少弊病。首先爆破堆积坝渗漏问题比较严重。石砭峪虽然设置了沥青混凝土防渗斜墙，坝基并采用倒挂井式人工垂直开挖混凝土防渗墙，周边灌浆帷幕防渗，但建成后仍然于1980年、1992年和1993年三次发生严重渗漏事故，不得不于2000年重新投资对坝体浅层堆石体进行充填灌浆加固处理。石砭峪库深只有几十米，郭开先生的高坝大库却动辄300多米，如此巨大的水压必然使堆石体的渗漏更严重。而郭开希望每道坝几乎都要把来水截光引尽，截引率高达90％，仅渗漏就会成为达到此目的的一大障碍。虽然理论上渗漏可以解决，但对如此巨大的堆积体进行防渗，无论是充填灌浆还是搞防渗墙，都是浩大的工程。
    还有安全性问题。未经碾压的自然堆积体是否经得住洪水？朔天运河设想者说某专家看到岷江上游有自然山崩堰塞湖经洪不溃，于是认为人工山崩也如此。这个推想太过大胆。自然山崩堰塞湖洪溃成灾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远的不说，就在郭开打算爆破筑坝的藏东易贡藏布河上，不久前的2000年4月9日就发生过札木弄大山崩灾害，当时山体滑坡堰塞湖濒临溃决造成重大险情，西藏区内外组织了大规模抢险，挖开堰塞体以泄洪，才避免一劫。媒体对此曾广为报道。郭开先生竟无所闻吗？这是自然山崩，人为爆破的堆石坝又如何？这样的坝，国内现在一共也没几座，可是已经有了洪溃之例：1959年修建的我国第一座爆破堆石坝河北东川口水库，1963年就被洪水冲垮了。水坝洪溃的灾难并非绝无仅有，但是仅有的这么几例爆破坝中就垮了一例，垮坝率也未免令人担心。将来十余座几百米的超高坝群若垮了一座，那灾难真难以想像。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国迄今在所谓最适合爆破筑坝的V型深谷中搞大工程时都不考虑这种方式，例如我国在建的黄河拉西瓦峡大坝，照郭开的说法属于“一炮成功”的最理想坝址了，但该坝仍是用常规方法建造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不会有几百米高坝“一炮成功”的便宜事。

高坝壅水只为“自流”？

    可以说，被郭开描述为“一炮成功”的事，真做起来每道坝的麻烦都不会小于三峡工程。而三峡工程引起的争议众所周知，但据说三峡还是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多种效益的。而“朔天运河”上的这些水库，规模大得惊人，功能也单一得惊人：几百米高的空前大坝就是为了把水壅高，不能调蓄（起码按郭开的设想是如此，说详上文），更谈不上防洪、灌溉、发电等等——尽管郭开说这些坝可以洪蓄旱泄为诸河下游造福，但且不说这些河流下游在我国境内尽是高山深峡人烟稀少无田可灌也无防洪之需，所谓造福只能是对境外的远下游而言。就算是对境外而言，按郭开设想如此高的调水率，又无调蓄库容，坝顶高程几乎等于调水高程，水稍高则漫坝，稍低则渠断，只能常年恒定高水位运行，如何洪蓄旱泄？相反，为保持水位恒高，旱蓄洪泄倒是必须的！这种古怪的运行方式对下游的危害，这里又且不说，只就经济性而论，如此空前浩大工程只为抬高水位而别无他益，值得吗？世界上还从未有这种只为提高水位而建如此工程的，真要提水，还不如电力扬水合理。有人提议在雅江大峡谷上下游间开隧道建特大水电站再以电扬水上山，我以为这个计划虽也有不少问题，但真一定要调藏水的话，这恐怕是惟一较为可能的办法。
    不提水而用高坝大库来壅高水位，据说就是图的“自流”。其实既然就近有充足的水电，为何非要自流？何况按郭开设想的方案能够自流吗？考虑调蓄，自流就绝不可能，这个道理已如前述。就是不考虑调蓄，能否自流也极可疑。郭开辩解说：“雅黄工程1239公里，计算出的比降为万分之1.52，不仅能自流，而且流速不慢！” 这个辩解显然牵强。要知道运河全线不可能比降均匀，而能否自流并不取决于全线平均比降，而取决于比降最小的一点。一点受阻，其余河段比降再大也无济于事。郭开能证明全线任何一点的比降不为零吗？很难！按照他的说法，雅黄干渠上要建6座水电站，仅这一项就要占去多少水头？沿途十多个水库，尽管他不设调蓄高差，但据说每个水库的出水口都“大大低于”进水口（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十多个库就是十多个台阶，十多个“大大低于”累加又需要多少水头？更有甚者，据说干线1239公里中，有900多公里是用天然河道自流， 而且其中还多是利用诸大河的短支流。我们知道横断山脉中的自然河流比降都很大，尤其那些峡谷中的短支流许多干脆就是连续跌水一泻而下，几百公里这样的河道又要多少水头？全程那区区一百多米水头怎么经得起这样分配？损失了如此大的水头后其余河段还能有比降吗？
    其实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具体线路，在横断山脉的地势下搞出一条比降均匀的大断面自流水道，应当说是极其困难的。世界上很多地形远远不如“大西线”那么崎岖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如美国加州的“北水南调”，都采取顺地势用电提水上坡和利用下坡水发电交替的方式。著名的巴拿马运河虽非调水运河，但航运与调水类似也是要求河道平顺的，此运河之宽大应与郭开的大流量“天河”可比。但这条运河全长仅80余公里，跨越的低矮分水岭不能与藏东的大山并论，然而它也是用多级船闸“爬”上去的，因为硬挖出一条水平河道的工程太浩大了。而在地形恶劣得多的川藏地区要开挖这样的大河道来“自流”，并且长达千余公里，确实要有丰富的想像力。    
    其实，上述诸多问题根源都可归结为一，那就是本文开头说的：西藏“那盆水”不在我们头顶而在我们的脚底。想以工程措施把大量的水壅高到可以自流的程度，几乎没有可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绝无办法调水，例如电力提水在理论上可以解决调引低水的问题。但是除了工程问题外，其他问题尚多，容待后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