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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新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并能进行空投的国家。

　　现在，当年的英雄们有的已离开人世，有的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

　　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投，就是于福海完成的。

　　今年7月25日，在秦岭山下的一处山庄里，记者见到于福海时，86岁的他除腿脚稍有点不便外，腰板挺拔，而且记忆力极强，他向华商报记者讲述了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准备入朝作战

　　从大学报名参军

　　于福海出生于辽宁，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空军急需大批的空军飞行员，于福海主动报名参军，入伍到长春某航空学校，成了一名飞行机组的领航员（机组三大员：飞行驾驶员、领航员、射击员）。作为轰炸机的领航员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成功将飞机领到指定地点，另一方面就是投弹。

　　于福海说，他在航空学校仅学了一年，1951年12月毕业分配到部队。1952年中国从当时的苏联进口了一批轰炸机，空军立即在此基础上组建轰炸师。但随着局势变化，于福海没有入朝作战，随部队驻守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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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航油、缺配件

　　每周仅飞12分钟

　　1958年12月，于福海等12名飞行员被派往苏联学习新型轰炸机技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苏方不提供飞机，经中方多方努力，苏方提供了另一种轰炸机图-16型飞机（中国称为轰六）学习，这种机型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于福海说，学习一年后回国，因为国内没有轰六战机，12人有的回到原来部队。这一现状引起空军领导的高度重视，空军首长要求留住还没有走的6人，称留下这6颗种子，将来必有大作为。随后，中国通过努力，从苏联购回2架轰六轰炸机，成立了轰六轰炸机独立大队，从此中国空军有了航程远、飞行高的轰炸机，这个机型至今仍是我国维护东南沿海主权的重要力量。

　　于福海说，两架轰六飞机买回来了，当时我们国家还无法生产出合格的航油，飞机配件和器材更是无法制造也无处购买。为了能把所学用于实践，他们每周只能驾飞机起飞一个通场起落（12分钟），就舍不得再飞行了。

　　经过层层推选

　　成为空投任务主角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试验的，因为没有解决运载问题，无法实现空投，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年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我国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央高层通过研究，选择轰六机型进行空投。这种飞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且载重量大。机型确定后，空军某部将这一机型按空投要求进行了全面改进，达到空投标准。经过层层推选，航空兵独立某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和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6名同志成为这次空投任务的主角。备选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

　　秘密进驻戈壁滩

　　对家人都要保密

　　于福海说，当中央和空军决定他们执行这项任务后，一切处在高度保密状态，几乎和家属失去了联系，妻子只知道丈夫去执行任务了，至于到哪里去了，执行什么任务，他们都守口如瓶。直到试验成功开庆功会时，整个机组成员的家属才知道他们执行的任务。

　　于福海说，一边对亲朋好友守口如瓶，一边是高强度的训练。戈壁滩上一会儿太阳高照，一会儿就是龙卷风，加上他们这些飞行员在苏联学习时间短、学的内容不够扎实，回国后因为航空器材受限，不舍得飞行，掌握的技术也不过硬，要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心理压力特别大。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

　　大戈壁气象差

　　训练不如意压力大

　　于福海说，在那些训练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通过光学仪器放大后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经常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特别是仪器核算时老出问题。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时好时坏，来自中央高层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于福海和其他5名飞行员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谈起当时的压力时，于福海还时不时把眼睛闭起来平复内心的激动。他说，因为设备技术所限，推算起来非常复杂，加上大戈壁上的季风一反惯例，提前来临，西部高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这些都给操纵飞机带来很大不便，从万米高空如何准确锁定靶标，全机组受着高度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福海说，有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于福海说，现在他都清楚记得当初张爱萍讲话的情景。

　　于福海说，按规定正式投弹前都要进行一次非正式的预演，同样重量、同样仪器，只是没有装核弹原料，因为当时气象条件不佳，加上自己特别紧张，预演第一次瞄准时并不理想，全机组和地面指挥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当时他立即调整心态，在第二次瞄准时达到预期效果。讲到这里，于福海笑着说：“让大家紧张了一下，还好没有出现大问题。”

　　距靶心40米处原子弹爆炸

　　个人被记一等功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次日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于福海说，当天的情景他一生都无法忘记。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按反复演练的程序，通信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

　　爆炸前7分钟，于福海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爆炸前1分20秒，于福海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于福海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于福海说，飞机减轻了重量，向上一蹿，按演练的要求就要立即加速飞行。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于福海说，当时他们没有很好的装备，戴着太阳镜，出于好奇他打开飞机窗户的布帘，看到一个红彤彤的大火球如初升的太阳一样升起来，火球越来越红，越来越大，翻腾着巨浪升起。于福海赶紧把布帘拉上，又等了一会儿，好奇心促使他又打开布帘往外看，火球没有了，变成了像巨浪一样的灰土，又像是一大片云朵。飞机加速前行，一会儿这一切都消失在视线中。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于福海记了个人一等功，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于福海说，其实立功受奖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52年后与空投轰炸机合影

　　今年春节的一天，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游人纷纷与当年空投第一颗原子弹的轰六飞机合影，而这些合影的人群中就有当年该飞机的领航员于福海。讲解员听说他就是当年神圣一投的于福海时，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于福海说，回忆他的一生，一是从1962年到1985年间，13项重大的试验他参加了9次，其他4次是因为飞机改型而没有参加；二是在他的努力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领航人员，这些是让他比较欣慰的。

　　采访完后，于福海站在门口与华商报记者挥手告别，笔直的身板如门前的松树。车渐渐远行，老人消失在视野里，远处的秦岭巍然挺拔连绵起伏。也许很多人碰到他，不会想到这是一位为共和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如今英雄老了，但他的精神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