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或AIIB）登上了国际媒体头条。上周，英国宣布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今天，法国、德国与意大利也都表示有意加盟亚投行，澳大利亚也暗示会考虑中国的邀请。
这些国家的举动引起了盟友美国的顾虑。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与其有“特殊伙伴关系”的美国公开表明异议。
中国是不是企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地位？中国会不会采取过低的环保等标准，大量输出劣质资金，由此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当前的国际体系大多建立于二战以后，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试图通过国际经济合作避免1919-1939期间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加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经济全球化帮助中国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或许很多人会心存疑问，如果中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的话，为何中国在受益于既有国际体系的同时，又试图在该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呢？
试图谋求更大话语权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中国起初试图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组织里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中国于1980年恢复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开始接受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背后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利用其对世行集团旗下的国际开发协会增资谈判的契机，凭借其财力设定世行的发展政策和援助的附加条件。
虽然这些由援助国通过闭门会议所商定的发展政策随后也会走一下程序，由执董会批准后方能生效，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在世行执董会上享有超过半数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很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比如，从8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设定了高标准，受援国若不实行这些高标准，世行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对其援助。
发展中国家认为不公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政府把纳税人的钱捐给世行，有权利来要求这些援助达成如期的发展效果。但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承受世行发展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却没有机会在政策商议之初发表自己的观点。
无外乎二十四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早在1989年就公开发表声明说，发达国家的援助国以环保为借口来强制推行高标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甚至世行前任法律总顾问Ibrahim Shihata也发文评论说，按照世行章程规定，援助国的增资谈判代表不享有制定世行政策的“法律地位”，不应该在捐赠世行的同时额外的要求设立援助的附加条件。
Ibrahim Shihata进一步认为，世行执董会才是制定政策的合法机构，世行政策的制定过程应该在成员国之间广泛的征求意见，而不能让一撮富国先行制定好标准，以此架空执董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治理中越来越边缘化。
而且，由于世行管理层需要大约每三年就要请求发达国家再次注资给国际开发协会，这些附加条件进一步从国际开发协会扩展到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由此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虽然没有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却要无奈接受由援助国主导制定的发展政策和捆绑于发展资金的附加条件。
“发展阶段制约”
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认为，环保、参与和良治等目标固然美好，但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认为，环保、参与和良治等目标固然美好，但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否则，过于苛刻的环保标准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于强调清廉等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而不以具体的发展项目来推进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就会导致“水至清则无鱼”的困境。
于是，中国政府决定主动谋划，于2007年，宣布首次给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捐资，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银行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身份的转换，以期在增资谈判桌上谋得一席之地，影响世行的发展理念与政策。
然而，中国发现改变世行并非易事。世行的管理层大多毕业于英美的高校，深受美国价值观和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很难接受中国政府关于“产业政策”等有悖于主流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的主张。
同时，世行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发展组织，备受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很难放松环保等方面的高标准。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总统已经同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多的投票权，但是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这个改革方案迟迟没有落实。
于是，中国政府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改革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难上加难，从而决定在世行之外另设机构，来从外部施压，促使世行的发展政策有所改变。
所以，中国成立新的发展融资机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外输出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撼动了已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为如何改善发展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反思和讨论的契机。
作者简介：
徐佳君，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债务可持续研究的国际顾问，曾任职于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秘书处，负责发展融资和南南合作的研究，曾被遴选为“展望2022年全球治理”的中国青年代表，即将出版题为《Buying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behind Donor Financing of the 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