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八路军、新四军的用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得不到人民的帮助，又因为官兵之间的离心离德，作战的时候，不但不能依靠部属和士兵的自动性、积 极性，反而必须在这个时候花很多的力量，来防止大量逃亡。这样，用起兵来，就非常之苦了。上面下的命令，都是依照一个主观的公式，既不问敌我力量对比，亦 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所以他的命令，是一定做不到的。下级接到这种办不到的命令，就向上诳报一阵。上下互相欺骗，这种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在抗战的过程 中，还有许多怪事，就是对于叛将不加讨伐，投敌的将领回来还可以做大官，有些艰苦守城的将领，反而被枪决。难道这不是奇怪的赏罚制度吗？

    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打起仗来，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民兵组织起来之后，挖地道和爆炸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人民对我军的帮助，其巨 大与重要，是无可比拟的。在军队本身方面，因为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官兵之间相互的了解与团结，所以人人自觉自动，在一个意图下，机动灵活，奋勇杀敌。古 兵法说：“将不知兵，以其国与敌也。兵不知将，以其将与敌也。”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 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而 我们过去有些犯“左”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这种道理。当早年我们军队仅是步枪加梭镖大刀时，我们即研究如何根据这个现有条件去下决心，去决定战 法，那时我们对着这样的军队不去高谈机械化兵团的战术。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 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当然我们处在解放区战场，需要我们去定出适合解放区战场的时间地点的战法。这几条用兵通则，还围绕着军队与广大 人民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各种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种人民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 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与人民一致，人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敌人，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里下的命令，只要适合情况，办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确地执行了的；有时也有办不通的过时的命令，因为下面能够适应情况，机断专行，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道理。

    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

    我们来说一说军事理论。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撤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 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地，我们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 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 便是这种新军事学的代表作品。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过去可以根据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战例，现在则可以根据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各种战例，来证明它的 正确性。抗日战争的实践，是检验和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之正确的尺度。我在前面所叙述的解放区战场的抗战军事经验，人民战争的战略，便是毛泽东同志用 兵方法特出的成果。

    我们在敌后的坚持，我们的胜利，都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从来用兵所已规定了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而得到的，这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 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种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军队与人民在作战上的深相结合而规定，也是以这种深相结合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