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蜕变（转） |
| 送交者: 2014年09月14日15:45:36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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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这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昊 “华为、腾讯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现在没有一个能代表‘新深圳’的世界级公司出现。”从年初起，在政府的各级会议上，都绕不开这个话题，深圳投资推广署综合处处长陈朝朝面对这样的问题总感觉“如坐针毡”。 因为来自政府上层的指向再明确不过，这个人均GDP已经超过台湾的南方特区就站在机会的面前，他们甚至可以迎来一次不小的质变。是“硬件复兴”把深圳推到了前台，在《经济学人》上半年的一组关于创新的报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硬件的“首都”，“这种‘寒武纪式’的大爆发出现在了新型电子设备上，而上一次它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软件业。” 这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而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去年干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今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到深圳调研时，出乎意料地点名要去Seeed Studio看看。这个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全球前三的新硬件孵化平台，位于华侨城的创业园区，其创始人潘浩还在去年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的封面。 这相当于给深圳的再一次革命开了绿灯，就在万钢离开深圳不久，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封昌红就起草并递交了《关于引进第十二届国际微观装配实验室年会（FAB12）落户深圳和推动深圳建设创客之城的建议》，深圳市市长许勤旋即作了批示。 但对于陈朝朝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件事的难度绝不亚于前十年赶超台湾。政府层面更深的含义就是继续深化两年前提出的“深圳质量”，他们要把这座以山寨制造著称的城市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解脱出来，而新硬件的复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深圳重新去定义全球生态链的机会。 “迁都” 实际上，深圳市政府并不希望把自己放在台湾的对立面，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远远比人均GDP位次的互换要复杂得多。 但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深圳已经让台湾制造业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的电子信息产业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59.9亿元，占全市的57%，同比增长了13.5%，远远高于整体增速。 深圳的机会源于移动智能设备的大爆发。 从2005年起，台湾开始把他们认为附加值不高的制造业向深圳转移。 “从某种角度上讲，深圳的很多产业都是由台湾带动起来的。”陈朝朝说。那时台湾绝对是全球科技行业的中心，鼎盛时期，台湾生产了世界上2/3的液晶显示器、近3/4的笔记本电脑以及4/5的掌上电脑，这还不包括同样拥有优势的电视、通信设备……《商业周刊》还在2004年的报道中列举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当年全球笔记本所用的线路板及零配件有72%是台湾研发和生产的，这意味着台湾的优势涵盖各个层面。 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台湾的预估，包括宏碁、华硕在内的台湾厂商因此逐渐失势。而以“中华酷联“为首的中国厂商站在了舞台中央，它们所依赖的正是深圳的制造业。毫不夸张地讲，深圳由智能手机切入，逐渐控制了全球信息行业的制造业。因为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手机了，原来台湾制造行业强势的领域如今都转移到了深圳。 推倒“山寨墙” 实际上，在2011年投资推广署成立之后，深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对于外向型特征明显的深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有的生产要素，深圳都没有优势，不论是土地、原材料、电还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创新。”许勤说。 他当时还兼任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他非常清楚深圳该朝哪个方向走，即便当时国家推出产业振兴规划与深圳的产业结构不大匹配。所以，在深圳市投资推广署一开始确立的四大支柱型产业中，高新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在六个战略新兴产业中，还设了与之相关的互联网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像英特尔、高通和思科这样的公司也正是在2012年前后开始向深圳倾斜资源的。“1994年，我一天到晚写邮件给总部，介绍谁是联想，为什么要去支持它，当时联想一年的PC销量才几万台。现在，我们在深圳看到了同样的机会。”英特尔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运营总监洪力两年前曾经这样解释他们的出发点。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那时更加直接，“它会成为全球智能设备的创新中心。” 他们一方面是看到了深圳的诚意，投资推广署各种形式的推介都有的放矢地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所隐藏的能量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当三年前英特尔提出超极本的概念时，只是无意识地让深圳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主要研发基地依然是在美国和台湾。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积累，两地之间的配合完全可以覆盖整条PC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为了满足超极本的厚度要求，键盘被认为是第一批需要变薄的零部件。台湾团队当时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点，为3.7毫米。但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报价跟传统的键盘几乎没有差别，当英特尔总部得知这出自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深圳厂商时非常吃惊。 他们最终把这个项目给了深圳。而且仅仅三个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这起码比台湾的正常周期快了两个月。“我们开始给国外大的厂商供货，结果供不应求，这是总部第一次觉得深圳的产业链很惊人。”英特尔在深圳的客户经理老周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紧接着，在外壳、电池等几个核心的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远远甩开了台湾。就这样，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的团队实际上就拿到了总部足够多的授权，来主导整个生产过程。 以至于英特尔新任CEO科再奇来中国的第一站就选在了深圳，杨叙更是把已经在北京连续举办了五届的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放在了深圳，“要是不在深圳，我们宁可不办。”深圳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能拿出和英特尔高管的合影，这在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美国总部的一些业务部门甚至主动拿出自己的预算，让老周帮着张罗在深圳办个会，只为见见那些“小工厂主”。 投资推广署对科技巨头的招募看上去并不算困难，陈朝朝把这个时期深圳的“卖点”总结为敏捷制造和产业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过政府渠道与深圳达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实施过程总是会让它们喜出望外。 但这离所谓的“深圳质量“还有不小的差距。深圳对这些巨头公司也并不是没有诉求，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国际巨头只是看中了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接连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发能力作为转型的核心点，这也成了考核投资推广署的最重要的维度。按照陈朝朝的解释，从政府高层传达出的信号一直都是这会让深圳从山寨中摆脱出来，真正地升级到现代制造业。“我们就是希望让那些国际巨头以在深圳开研发中心为荣。“陈朝朝说，”当年我们没有能力去覆盖端到端，只能从纯粹的制造切入。“ 2013年，深圳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国际上通常用这个数据来反映当地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创新型经济体的公认标准是2.5%左右。全球数值最高的是以色列，为4.4%，而中国的整体水平是2%。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表现得饥不择食或者瞻前顾后，就像2012年他们在跟三星谈判时，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设备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资推广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有华为和中兴了，没必要引来一条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几次内部沟通之后，我们才算有了共识。深圳应该是有一个土壤去不断地培育华为这样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样让某一个产业彻底绑死这座城市。”陈朝朝说。跟三星的谈判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为之后的合作超出预期，三星甚至计划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大公司进入的结果就是对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这正是深圳政府希望看到的。 天志伟业是最早开始设计搭载英特尔处理器平板电脑的深圳厂商，其总经理王永志说拿到英特尔订单的“代价”就是重新整理了一遍供应链，以前采购的深圳本地的零部件都不能用。产业链起初怨声载道，英特尔只好亲自去拜会供应链的各个厂商，先是找来像大联大、世平这样的行业巨头，又一家一家地与中小供应商沟通，还主动派工程师到厂内去协助。 但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愿意投入成本去改变自己的生产模式，而不久之后，产业链就开始了“自我清洗”。那些依旧专注于廉价劣质产品的厂商出现大规模的库存，像百利电子和永利讯这样拥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厂商都最终倒闭了。 “现在升级换代太快了，我们基本上是要合作，你负责一块，我负责一块，你做得不合格，就会影响整个产品，那自然就会被淘汰。”亿道数码总经理石庆告诉本报记者。 这里才是天堂！ 在陈朝朝看来，许勤市长之所以喊出了建造“创客中心”的目标，正是因为深圳的这条产业链已经发生了质变。 像亿道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成千上万，他们之前的生存之道就是拼价格。而现在，在大公司的扶植下，更加重要的目标反而是研发能力。亿道会基于一个芯片制作几十款模具，不同的尺寸和样式，“我们要保证客户的差异化。”石庆称。 深圳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工模”模式，这是台湾从未产生过的制造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已经习惯于找到一种“Turn 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业内认为比台湾进步的地方，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老周称。这与当年硅谷的开放精神如出一辙，它保证了一个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 这也注定了深圳不会诞生像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因为“工模”就意味着这条生态链必须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度以及灵活度。深圳的制造企业都不大，但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操控整条产业链，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很快地就可以组织起一条生产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已经告别了大宗标准品的那种落后的制造方式。 今年的IFA展（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展）专门设立了一个深圳馆，即便如此，稀缺的摊位还是供不应求，来自深圳的厂商遍布其他的展馆。他们的产品不再千篇一律，几家智能手表厂商都打出了“好过三星Gear”的标语，但有的强于设计，有的则在软件上花了心思。一家做蓝牙音箱的厂商还专门根据自己的产品设计了一个置物架，以此来增强音质。 隶属于深圳市经贸委的深圳市对外经济贸易服务中心近几年一直在帮助深圳厂商参展国际性的展会，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称，明显的变化就是厂商越来越在意如何布展去凸显自己的差异化，“而不是只放一张桌子和一叠材料。” 潘浩也是这两年才发现深圳的创客环境突然好起来了，“这里就像好莱坞，既有大制片厂占据主流市场，也有拍摄文艺片的小制作公司满足小众市场的需求，同时为大片提供灵感。这几年大厂商的进入让深圳的基础好多了。” 他专门组织Seeed Studio制作了一张“创客华强北地图”，清楚地标明各种元器件的热门销售网点，比如在赛格大厦的哪个商铺可以买到山寨版的Arduino电路板。华强北藏着太多这样不起眼的小商铺，兴许它的背后就是一个开足马力的元器件厂商，尤其是对于国外的创业者来说，这往往是他们成为深圳创客的第一节课。 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Seeed Studio实在太容易了。他们有两拨人，一拨是工程师，知道怎样去实现不同客户的需求，另一拨是设计师，知道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工厂——敏捷制造中心，它的订单正是来自于创客们小批量生产的智能硬件。 潘浩会把这些小东西介绍给美国最著名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和Indiegogo去销售。实际上，硅谷早就不在意这些智能硬件来自于何处，甚至他们会主动地向深圳输送璞玉。一些硅谷的冒险家充当着掮客的角色，一旦某个项目上了Kickstarter，并且效果不错，他们就会去联系创业者，询问是否需要深圳的工厂做代工。 Haxlr8r之所以来到深圳，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疯狂”。Seeed Studio在今年4月承办了一届“Maker Faire（创客市集）”，这是全球最知名的创客聚会，那两天下着雨，位于蛇口区的创意产业园区还是涌进了2万人。这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在深圳搞硬件创业，是个全民运动。”Seeed Studio发言人王英豪称。 “跟我们合作的团队应该会避免第一代的硬件初创企业的命运，他们的总部设在美国，必须忍受延迟数月或压根没生产出来的产品。”其创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告诉记者，“在这里，制作一个新的电路板只需要几天，而不是几周，他们还会不断地免费帮客户设计模板，直到满意为止。” 投资推广署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这群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思考围绕着如何去搭建配套工程。“我们在研究伦敦，看它如何去建立起一个金融中心，而深圳未来会是一个创新中心，这个链条要长得多。”陈朝朝称。 如今，他们正在推进所谓的“直通车”，“所有跟深圳能联系起来的资源，我们都要加进去。”硅谷、以色列、法国、德国、日韩，甚至包括北京和上海，他们最新的成果是用龙岗区天安云谷的1万平方米产业园区跟硅谷置换了同样大小的面积，这还包括共享双方的技术、资金、供应链、销售渠道等资源。 HWtrek是台湾版的Seeed Studio，它的来头同样不小，包括富士康、纬创、大联大都是它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但其CEO王仁中在谈及深圳时表现得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深圳市政府直接进驻硅谷，把当地那些最新、最有创意的订单带回深圳去制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已经消失在硅谷创业者的世界地图上了。” 陈朝朝并没有回应王仁中的担忧，他在忙着思考如何去搭建创客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更大的产业，如果从数量的角度来看，远远高于智能手机，深圳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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