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是六四后逃出去的异见人士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个，现在经常作为座上宾请回来演讲，其文章也时常见诸于国内报端。而这个成功主要是他隐藏的好，直接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或者现行体制的话他是不会讲的。但归根到底他属于黄皮白心，巧妙地以春秋笔法将呼之欲出的西方立场和价值观穿插于文字之间，让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能轻易但是自行地得出他所期待的推论，而丝毫没发现自己被诱导。以前我多次批评过他撰写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是表面上替中国着想而骨子里没站在中国利益上思考。这篇讲意识形态的，也是同样的毛病。

    郑开篇先例数了中华文明对人文精神的探索，从孔孟的人道主义思想讲到毛泽东突破“周期论”的探索，明则赞许，实则否定。他不说了嘛，你中华文明说得再好听，也只是把人作为客体而已，而人家西方却是把人供为主体的。他表面在说中西文化区别，实际上是以春秋笔法做了明确结论的，因为主、客之别，傻子都能看出是高下立判的！所以在郑眼里，中华文明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热热闹闹地发展了数千年，最终还是跟人家西方不是一个档次的。

    但我想指出的是，首先他这么分析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礼运大同篇》所清晰表达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同期西方思想界所没有的；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更是遥遥领先西方世界上千年的。西方世界今天高举的“民主、人权”的大旗，其实只是近年代才树立起来。而在此之前漫长的几千年里，西方一样是把人当作治理对象或者说客体的。像作者批评中国的什么阶级和身份划分，更是古代西方世界的常态。郑拿近代西方的最新成果跟中国两千年前的固有思想比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其次，西方现在的这套价值观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系究竟是不是终极真理，这话还两说着呢！我不想评论中西方目前的思想和政治体系孰优孰劣，这个历史自有公论。但我在仔细对比中西文化和政治体制后可以肯定的地说，两者谈不上谁的道义更高或者模式最佳的问题，中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从根子上讲，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侧重不同。

    对，中国文化强调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都是在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天天讲的人权与民主，其实就是在突出个人主义而已，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这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取舍之别，一个健康的社会本来就是需要平衡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而不同文明因为生存环境和状态有别，因此各有侧重，这很正常。

    中国自古之所以更强调集体主义，是因为中国文明发源较早，更早达到了较高人口饱和度，或者说更早从与天斗进入了与人斗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社会的有效分工与分配，是件不可想像的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人口多资源少环境脆弱仍是当前中国的国情，这需要政府发挥更高的调控效率才可能生存与发展。

    而西方人当然也是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其早期民主思想是滥觞于宽松开放的生存环境，但后来人口激增矛盾尖锐后就玩儿不转而放弃了，比如斯巴达之打败雅典，亚历山大之征服希腊，乃到罗马从共和国演进为帝国，标志着早期民主体制的覆亡，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种历史进步。后来集体主义搞得有些过了，君权神权几座大山压得百姓上千年透不过气来，这才开始往回矫正，于是有了宗教革命、思想启蒙和资产阶段大革命。欧洲人虽声称拥有人权、民主的版权，但真正将之推之极致的是美国，而美国之所以比欧洲人更强调个人主义，当然是与其极为稀疏的人口密度和宽松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

    而中国文明也是在不断反思和矫正，来寻找那个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平衡点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建立现代国家和法制体系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借鉴西方文明有益之处，包括民主、自由等更侧重保护个人利益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个人的才智得到更大激发，其辛勤努力的成果得到更好保护，这才有了直到今天国家整体上的繁荣与发展（可这在郑眼里连启蒙都不算）。但我们在肯定这一矫正成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比西方需要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和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突出个人主义到美国那种搞法，在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

    说到今天的中国，西方好不容易承认经济确实是发展得好，但仍坚信你政治体制乃至价值取向是不靠谱的。在郑眼里，你一个根本没经过“启蒙”的国家想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是绝对无法让西方人放心的，属于大逆不道。但这些年来，我就一直试图告诉所认识的西方学者一个他们至今不敢相信的事实，就是说，中国目前所取得的西方世界从没取得过的经济发展奇迹，是与他们如此瞧不起的那个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直接相关的！或者说句更明白的话吧，如果彻底按西方模式办，中国的发展奇迹立马就会挂掉，正如世界上所有照搬西方模式而从不曾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那样！

    郑文说到后来都有些露骨了，甚至激动地指斥中国当代社会“精英阶层的腐败、城市“低端劳动力”的被驱赶、层出不穷的虐童案、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被精神病”、中产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不确定性、资本的贪婪、社会毫无底线的分化、底层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恶劣等等，人们都可以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基本的人权概念，即对人作为一个生命所需要的最最基本的权利，例如正常活着、尊重、体面、荣誉等。”请问，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或者说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再请问，郑先生如此尊崇的西方国家，居然就没有性侵、腐败、资本的贪婪、贫富分化？再扩大点范围，那些听郑先生吩咐而接纳了西方式“人权”概念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或者说比中国少得多？

    郑先生还说了，只要中国一日不接受西方人权概念，那么“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将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不管习在十九大报告里描绘了多么宏伟的目标并且在35年后千辛万苦实现了它，只要你没达到郑说的人权标准，一切民族复兴、中国崛起、中国梦啥的，在他眼里都是个零！

    可中国需要为了满足他的价值偏好而彻底改变民族命运和发展道路吗？中国人需要在乎他的评价吗？中国能在今天，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谢绝了西方药方而按自己认为正确并且已经尝试成功的道路走过来的。当初我们谢绝西方模式时，多少还有点胆战心惊的，而今天则是自信满满。这个自信，既包括对传统中华文明的自信，也包括对当年发展道路的自信。